南宋绍兴十年（1140）,辛弃疾出生于山东济南。辛弃疾虽然出生在金人占领的地区，但他自幼受祖父辛赞爱国思想的熏陶，始终把南宋视为自己的祖国。辛弃疾幼时不但诵***。不久，辛弃疾力劝耿京归附南宋朝廷。次年正月，辛弃疾奉命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觐见宋高宗，完成使命后即返回山东。没想到才到半途，便知悉耿京已被叛徒张安国杀害，麾下义军也已溃散大半。在此紧要关头，辛弃疾亲率骑兵五十人，深入金境六百里，直奔济州，乘其不备直入五万人的敌营，生擒张安国系于马上，然后星夜兼程，渡过淮河、长江，直抵临安（今浙江杭州），献俘于朝廷而戮之。这段战斗生活给辛弃疾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正如《鹧鸪天>中所云：“壮岁旌旗拥万夫，锦擔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鞀，汉箭朝飞金仆姑。”

南归之后，辛弃疾被任命为江阴军签判。不久，宋高宗内禅，孝宗继位孝宗素有恢复之志,登基后即任命主战派张浚为枢密使。辛弃疾前往建康求见张浚，面陈伐金之计。隆兴二年（1164）,辛弃疾改任广德军通判。次年，他不顾官职低微，越职上书，向孝宗上呈《美芹十论》。辛弃疾的“十论”，体现了他对敌我双方实际形势的深刻理解，从而提出深谋远虑且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南宋的求和路线之不可行：“秦桧之和，反以滋逆亮之狂。彼利则战,倦则和，诡谲狙作，我实何有？”还鼓励孝宗效法扫平突厥以雪国耻的唐大宗：“惟陛下留乙夜之神，沈先物之几，志在必行，无惑群议，庶乎‘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之烈无逊于唐大宗。”

乾道三年（1167）,辛弃疾升任建康府通判。又过了三年，辛弃疾任满回临安，授司农寺主簿。不久，他作《九议》上呈宰相虞允文。《九议》也是长篇奏议，它不但对《十论》中的意见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解说，还补充了关于练兵、造舰、用间等具体的战术。更重要的是，《九议》旗帜鲜明地阐述了抗金事业的正义性和必要性：“且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此亦明主所与天下智勇之士之所共也，顾岂吾君吾相之私哉！”诚如朱熹所云，辛弃疾是一位难得的帅才。可惜历史没有给这位帅才提供一展身手的机会！

以后的十年里，正当盛年的辛弃疾频繁地调动官职。南宋朝廷对从中原沦陷区归来的人士一向心存猜忌和轻视，“归正人”这个称呼就带有轻蔑的意味。辛弃疾当然未能例外。虽然他文才武略都很出众，但仍然难 得朝廷的信任重用，经常在外地任职，且朝令夕改，很难在一个职位上尽心尽责。尽管如此，辛弃疾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政绩，乾道八年（1172）,辛弃疾任滁州知州，他下马伊始，即日夜操劳。他招抚流民，招徕商贾。两年之后，滁州的面貌大为改观。淳熙二年（1175）,辛弃疾出任江西提点刑狱，其主要任务是扑灭横行湘、赣的茶商军。辛弃疾受命于危难之际，短短两个月，官军连年征剿都未能剿灭的茶商军，即被彻底敉平。牛刀小试， 便体现出辛弃疾卓越的军事才能。只可惜如此杰出的才略未能到抗金战场上充分施展！

宁宗开禧三年（1207）,辛弃疾被召为兵部侍郎，但此时的他已是老病交加，只能上表辞免。此年九月，这位龙腾虎跃的一代英雄因病去世。辛弃疾未能马裹尸，更未能立功封侯，他的悲剧命运，若移用刘克庄《沁园春》中的句子来予以评说，真是确切无比：“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

（摘编《辛弃疾的诗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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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豪放派词人、 将领，人称“词中之龙”，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

②辛弃疾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弹劾而归居上饶。此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间闲居。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二者分别用“依”和“以”，用语准确，不能换位。历史上，儒家主张以德治国，但其本质是依德治国。依德治国要求性善，儒家倡导性善，但这只是一种贯彻自己学说的立论而已。因此，我们不能依德治国。依法治国也不能换成以法治国。如果以法治国，法就可能蜕变为统治工具，统治者自己则置身法外；依法治国，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国封建社会有丰富的法律文化和诸多法律，如秦律、汉律、唐律等，可以取其精华，加以借鉴，但封建社会不是法治社会，因为其法律只是用来统治老百姓的。

道德与法律是有界限的。道德重在化民、教民，有道德的人会自觉遵法守法。个人主义者或利己主义者容易突破道德底线做违法的事，但有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思想并不违法。法律要论迹，提供犯罪事实；道德要论心，提倡慎独慎微。我们应当用道德教化民众，用法律厘定罪与非罪的界限。只有这样，才能从道德与法律两方面治理好国家和社会。

在现实生活中，道德要求往往高于法律规定。比如，法律没有规定不孝敬父母是犯罪，但子女不赡养父母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孝不只是赡养和义务，而且是敬，是一种对父母的敬爱之情。只依法交赡养费而不敬爱，不能算孝。正如孔子所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我们不能用法律条款反对道德教化，也不能用道德观念绑架法律。就社会功能而言，法律主要是事后处理或惩罚，而道德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的道德自觉。可以说，道德是一种自觉行为，甚至是一种勇气。见义勇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些行为都是道义力量使然，而不是法律条款的规定。

在社会主义社会，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可以形成强大合力，释放强大正能量。道德角度说我们提倡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这种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并不违反法律中有关个人权利保障的条款。维护个人合法权利属于法律范畴，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权利并非法律规定，属于道德范畴，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相反，如果将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对立起来，则是有害的，其实质往往是混淆了法律和道德的不同功能。

道德规范不能脱离时代和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树立正确价值观，出于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的考虑，在对公众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时，有分析地强调责任优先于权利等道理是正确的。相反，将权利置于责任之上、将自由置于国家安定团结之上、将个人置于集体之上，在实践中会带来许多危害。社会主义法律应当维护个人权利，社会主义道德应当倡导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提倡无私奉献。这就是法律与道德相得益彰的辩证思维。

（摘编自陈先达《法治与德治何以相得益彰》）

材料一：

随着大众旅游的兴起以及全域旅游的加速发展,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得以持续增强，而以文化旅游为代表的新型业态也得以迅速崛起。文化旅游1.0时代主要依托的是老祖宗留下的资源，文物发掘、遣迹保护、古建修复、文化恢复是这一阶段最主要的开发形式。文化旅游2.0时代不以有限资源而以无限创意和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无中生有、变废为宝”是主要特征，文旅产业的智造业属性得以彰显，不断迭代成为必然的选择，“永远建不完的迪士尼”即是文化旅游2.0的典型代表。值得高兴的是，国内一些优秀的文旅企业，如无锡灵山、华强方特、宋城演艺、华夏文旅等也已经初步建立起以创意和科技为驱动的核心竟争力，成为文化旅游2.0时代的先行者。可以说，未来，谁拥有了创意和科技创新能力，谁就是文化旅游2.0时代的赢家。

 (摘编自肖建勇《文化旅游进入2.0时代》)

材料二:

（资料于《2016-2022年中国在线旅游行业市场运营态势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

材料三：

大众旅游的旅游者并不是历史学者、文化学者，也不都期望以旅游来“阅读”中国文化这部恢弘的历史长卷。所以，在依据资源本身的文化类型进行产品组合时，应考虑到资源的功能性转换，使整个线路切合场景活动特点和旅游者的审美习惯，否则就可能脱离市场。毫无疑问，文化旅游产品，应该具备相应的主题。主题越鲜明，越典型集中，越富层次感，就越有利于分层次、多视角地进行产品的设计和展示，使其内涵得到充分发挥，达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文化旅游是一段时间有限、场景集中的经历与体验。旅游者在有限的时空中获得文化旅游的体验和感知，因此，文化旅游产品就必须用典型、形象、通俗、有趣的形式去展现文化。文化旅游不仅是一种文化观赏活动，也是一种文化介入和文化参与活动。崇尚参与和亲身感受是现代旅游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有必要研究为旅游者提供亲身感受和亲自参与的机会的有效措施，以便旅游者进入体验旅游目的地文化的角色当中。

（摘编自张国洪《中国文化旅游——理论、战略、实践》）

材料四：

随着旅游者对旅游活动内容的文化性需求不断提高，以感知异域文化特色、体验异域文化氛围为目的的个性化旅游正在成为旅游消费的主流，旅游主题也从单一的观光旅游向更富于知识性的文化旅游转变。因此，要结合区域特色、旅游者的消费需求，以及业态的发展趋势，选择文化旅游的开发模式，开发出特点鲜明且具有体验性、创意性的文化旅游产品。但是，由于文化旅游带来的经济利益，很多城市开始竞相开展文化旅游，这其中出现了效仿现象，更有甚者，为了文化旅游利益而争夺历史文化发源地。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让历史文化遗产沦为金钱的附庸，那文化旅游也就失去了意义，更无特色可言。

（摘编自桑彬彬、黄敏《我国文化旅游开发模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