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的记忆

兰善清

柴烙印在灵魂深处，念今怀旧，日里梦里。

游风景名胜，视野里不是茂林蕤草，而是可用来做饭烧火的柴草。那年在北京丰台，见野外一片酸枣刺，便不知不觉拾了几枝干枝。在神农架，见横于路边的枯枝，便顺手拾了，带进宾馆，同行者笑我放牛娃习气。今年到阿里山，衰朽的枯木又勾起了我心中柴的情愫……

何以如此不下心头？只因柴燃起的炊烟曾多年萦绕我的饭碗，只因灶火里的艰辛日子潜入了我的下意识。

我的故里是条山沟，扇形坡面，大部分是杂树荆丛，应该说砍柴没问题，可那年月开荒造地毁林，大型建设又伐走碗口粗的成材林，山秃了，柴与粮同样紧张。山坳里有限的柴山为集体所有，每年年底每家分得几百斤花栎柴、松枝，仅可烧一两个月，大量日子要靠割柴。我跑得动路就跟姐们放牛、割柴，半天割一小捆山草，用葛条作背带背回，姐们笑我割的柴不够烧盆洗脚水。有种柴叫红焰棒，水分大，三月俩月干不了，很少有人割，我割不够一捆时，割点充数。但当看到母亲在烧这柴时噗噗吹半天，熏得眼泪直流，呛得直咳，还误了做饭时间，我下次即使空手回也不要了。

姐们相约到很远的大山割精良的山柴，青檀木、马槲梢、浮莲泡、黄椋树等指头粗细的好柴，一担可烧好几天。

劳累之极时姐们也常抱怨母亲和嫂子烧柴太费，说她们不割柴不知割柴苦。其实，母亲和嫂子何尝不知节约？怎奈泥坯垒起的灶，不聚火不聚温，硕大铁锅，哪是几把柴解决得了的？一把一把塞进灶膛，一轰而燃，三下两下就烧了，锅里水还不泛泡，红薯还没有动静。

山里人如此，山外人更操柴心。①冬季里常看到视线很远的对面山梁上，扯成线的人扛着尖担^注，清早进，擦黑出，挑着柴晃晃悠悠，远望每个人都抽象成一个横着的“王”字形剪影——立着的两捆柴和行立的人形成三竖，中间的尖担是横穿的一横。据说山外人烧柴节约得出奇，一个细细柴棍在灶内来回拨弄，烧到火灰散尽。②小如盆瓮的灶膛里捧进一小把点燃，风箱一拉，悠悠燃着，缓缓做出一两碗饭来，还能在灶台的煨水罐上煨出一罐热水洗脸。

我读小学五年级时，中午在校自做一顿饭。在学校屋檐下垒个小泥灶，架口小锅。柴从家里带，若是半干的桐子树枝，一顿饭会弄几小时吃不到嘴。③阴雨天，屁股撅着吹火，噗嗤噗嗤吹得眼泪、鼻涕直流，屋檐雨直滴后裤腰。雨水、汗水和着烟熏的泪水，百般无状。

高中时，半年进山担柴七次。单趟路程就五十里；去时还有劲儿，回来腿就酸软了，柴到肩上，两腿打晃，只能拖着腿，牛一样喘息着前行。

参加工作之初，也曾靠烧柴度过一段日子。单位统一从山里购，按职工人数分，穿插烧煤，煤凭票供，比在农村烧柴的操心程度低多了。

物换星移，为粮为柴而苦的日子终于在改革开放之后打住。

起初，我走到乡下还纳闷，为什么到了冬天，老家对面山岭上不见了络绎成线进山割柴的人们？平原上的人们怎么不再带着干粮起早摸黑进山去？后来看到姐们家烧起了沼气，河边人家户户有了承包的柴山，大量的人进城务工了，柴已丰盛得烧不清，我们山沟家家也大堆小堆的干柴垒于山墙边，这才想起时代不同了，原来新的曙光照亮了锅灶，柴的难题已经完全不是问题。

彻底不被困扰，是电炊具、液化气、天然气走进寻常百姓家。

一拧开关火就燃起来，千担万担柴何以抵得了这一开就来的蓝莹莹的火苗？厨房革命也减掉了先前锅台案板间的手忙脚乱，不咋忙乎，该熟的就熟了，想吃的就能吃了……火不再由柴燃，饭不再一把把火煮半天，炒煮蒸炖转瞬间。

古来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之于民生，第一等要务。而就在这短短几十年里说解决就解决掉了，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当那种由钻木取来的燃了千年万年、生生不息的柴火，被非柴而生的蓝莹莹的火甚至电磁、微波取代时，我们是否感到万古以来“烟熏火燎”的历史开天辟地般刷新了？

（摘自《人民日报》2018年09月01日）

注：尖担：挑柴用的长棍，竹木制成，两端尖，可插入柴束内。

修养的“外在”方面是效法楷模所具备的属性—评价之心充分发挥作用，确立把“义”置于其他一切考虑之上的恒常态度，实行心所命令的某种社会行为。德性的关键在于培养“义”领先的恒常态度，因为这一态度把作出评价与依据评价指导实际行为联系了起来。被仿效的楷模有时是历史上的典范——业绩记录在册的圣贤。荀子说：“故学者以圣王为师。”实行修养就要学习描述圣王行为的著作。有时楷模是活着的人，如教师、父亲、长官或君主。孔子说：“见贤思齐焉。”

中国的学习理论设想：人们天生具有学习榜样的能力，这种学习可能是对周围人无意识的仿效，因此，善择邻人就显得很重要。学习也可能是自觉地试图模仿教师、士大夫或祖先的态度与行为。尽管个人可能受到否定性榜样（如恶邻）的行为的影响，但多数人必定为道德楷模所吸引并自觉仿效。

对儒家来说，效法楷模不仅是道德教育的一条途径，更是最有效的一条途径，它能够通过树立正确榜样向人们反复灌输各种德行。中国早期许多政治著作中都暗含这一设想。它们经常描述有修养之人充当他人仿效楷模的责任，赞扬道德楷模在改变众人的行为方面的功效。换句话说，当道德高尚的榜样存在时，社会的混乱就不会长期持续下去。根据《论语》的说法，如果当权者以正直来引导人民，那就没人敢于背其道而行之。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整个中国历史充满了供人民效法而树立的楷模，从古代的崇高人物如关羽（忠诚的楷模）和舜（孝顺的楷模），一直到活着的和邻近的楷模。

楷模理论中另一个信念是，人的行为目的不应是获取财富，而应是做一个模范之人，也就是使他的先天的评价之心和社会倾向得到实现。“圣人”和“君子”是用来称呼这种榜样的，他们应当享有官职并充作别人效法的楷模。这就是儒家所充当的榜样。尽管受尊敬的地位、荣誉等是人的合理要求和天然向往，但对儒家来说，这些没有什么会重于“浮云”。当官的受尊敬是因为他们被当作德性的榜样，理想上，谋求官职之人的目的应当是这种影响他人的机会，而不是物质利益。在以后的很长时期中，有名的“清官”称号就是指居于高位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

楷模仿效不是儒家的专利。在道家思想中，圣人以道为楷模，人民则效法圣人，效法的是楷模的“无为”。儒家思想中，楷模仿效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得很充分。因此，不断出版的用于青年教育、赞扬楷模生平的文学作品，忠、孝等各种榜样几乎被推崇到了神明化身的地步。

从孔子的时代起，楷模仿效已成了儒家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楷模仿效的思想比孔子的思想更为古老，通过研究它的起源，我们就能确切地阐明修养过程的“外在”方面的涵义。

（节选自蒙罗《早期中国“人”的观念》）

绿色时尚在两晋

①中国传统的漆色，上溯夏商，下及明清，绵绵几千年沿袭到今天，几乎都是以红、黑两色为主流的。故宫午门两扇高大的朱漆宫门，象征着权力与威严，至今还令参观者有一种压抑的肃然起敬。 远离京都的江南宅第，红漆的灯笼与黑漆的侯门相映成辉，也象征着财富与身价。民间更把红与黑比喻为生死两极，使这两种漆色充满了哲学的玄机、充斥着日常的生活。

②但是，细细咀嚼中国的历史，却发现也有例外。在频频改朝换代中一个很短暂的两晋时期，却另有一抹清丽的亮色。晋人爱绿髹，文献有记载。王羲之有一篇著名的《笔经》称，有人“以绿沉漆竹管及镂管见遗，录之多年，斯亦可爱玩。讵必金宝雕琢，然后宝也。”他喜欢绿沉漆的笔管，以为并非一定是金宝雕琢镶嵌的笔管才算名贵。《太平御览》叙说了南朝初期一个官官相妒的故事：“元嘉中中丞刘桢奏，风闻广州刺史韦朗于州作绿沉银泥漆屏风二十三床，请以事免朗官”（用绿沉漆髹饰的名贵屏风，一次就作了二十三床，当官的实在太奢华）可见在两晋时期，从朝廷到州官，从文人到百姓，都以绿髹为时尚，在以黄、红、黑为封建原色的社会里，这种绿色时尚确实称得上是一种叛逆色彩。

③缘何两晋时代以绿沉之髹作为时尚？夹在战乱间隙中诞生的两晋难有汉武盛世那种霸气，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沿袭着三国遗风，显得鞭长莫及，政治氛围的宽松、平和使得士大夫阶层崇尚自然本色的理念得以充分的展示。西晋时，南方战乱较少，中原大族纷纷南迁，这批闲适人士生活上依然优裕，礼法对他们的约束又疏松，与南方本地一批从事文化活动的士族阶层相结合，在文学、经学、博物、艺术等领域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贡献。正是这批文人雅士厌倦战乱、向往宁静，厌倦大红大黑的世俗色彩、向往寄情山水的自然本色，倡导绿髹成了生活时尚。陶潜《归园田居》中有“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谢灵运《登江中孤屿》诗有“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王羲之有兰亭文会于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名篇；七贤名士更是怡淡闲适于竹林深处，用绿色来包裹视野、包裹生命。绿色之髹正是体现了士大夫阶层对皇权色彩喊“不”的人本精神，也得到了社会民众的认同。

④还有一个因素。自三国、西晋以来，制瓷业发展迅猛，青瓷与漆器第一次在手工领域碰撞，青瓷的翠色对传统朱、黑色彩形成了色流时尚的挑战。漆器向瓷器靠拢，着上了绿色的时装，当然，瓷器也向漆器靠拢，则是参考了漆器的器型，丰富了自己的品种。总之，这是一个瓷器、漆器相互竞争、相互发展、并驾齐驱的时代。

⑤绿沉漆始制于两晋，鼎盛于两晋、南北朝（其流行可尾延到宋），为文献所记载，但是那个时候的实物却一直无处可觅，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在陕西法门寺塔藏中才发现了一件唐代绿沉漆金平脱钵，让我们在千年猜想中终于找到了一个解读绿沉之色的“黑匣”。

（注）髹（xiū）：把漆涂在器物上之意。

笃厚蕴藉   朴拙平淡

--陈半丁的人生和艺术

朱京生

陈半丁（1876-1970），名年，号半丁，绍兴柯桥人，世代以行医务农为业。他6岁丧母，9岁时父亲和外祖母又相继去世，转由叔婶收养，学业中断。14岁被赶出家门，先后在大来商店和一家钱庄做学徒，虽饱受人间苦难，但“嗜书画入骨，饥饿犹不顾也”。19岁被表叔吴隐带到上海小长芦馆做伙计，他工作之余一心学画，后深受吴昌硕、蒲华等海派著名书画家的影响。十年间，陈半丁既全面继承了吴昌硕书画印的衣钵，又得任伯年人物、翎毛的真传，还有转益多师的博取，打下了坚实的美术基础。1906年，他应邀在宁波会馆作画，与金城偶遇，金城甚为叹服，遂力邀陈半丁北上。

清末民初，陈半丁先后成为无声诗社、宣南画社、冰社、造型美术研究会成员，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委员，国立北平艺专教授，成为“南风北渐”的重要画家，又为“南风北渐”以及“京派”的形成做出贡献。1927年当选为中国画学研究会副会长。这标志着他开始跻身“京派”的领军人物行列。他与会长周肇祥一同改组画会，继续倡导精研古法，博采新知，先求根本之稳固，然后发展本能，保国画之精神，形成了与海派、岭南派鼎足而立的“京派”。

北平沦陷后，他辞去了国立北平艺专教授之职，刻“强其骨”“不使孽钱”二印为座右铭，坚持以卖画刻印为生。抗战胜利，目睹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腐败和给黎民百姓造成的痛苦后，陈半丁常用作品给予抨击，他刻“只见江山不见人”一印，在边款中指出“胜利尚非实，更何况人乎？一群无耻（之徒），禽兽不如也”，并对国民党政府希望他去南京举办展览的邀请予以拒绝。北平解放前夕，陈半丁选择留下，他与邓宝珊、马占山差不多每晚在马家为解决和平问题，热诚参加活动。可见陈半丁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心力。

新中国成立后，陈半丁迎来了艺术创作的春天，也迎来了人生中最为辉煌的阶段。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1956年2月第二次全国政协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陈半丁提出《拟请专设研究中国画机关案》的提案，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最终北京中国画院得以在1957年5月14日正式成立，这对新中国的国画创作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之后，广东、上海、江苏等地相继成立了画院。

诚如陈半丁自己所言：“我也算是国画界一个关心国事的。”他的地位和影响，他率真的性格和对国画的感情，使他成为北京画坛有着重大担当的领军人物。

陈半丁秉持儒家“中道”观念，晚年的艺术更是充分地体现了温柔敦厚、中和平正的美学原则，在艺术创作上表现为蕴藉含蓄、深郁笃厚、朴拙平淡、生动自然。

陈半丁的书法由缶翁入，复师诸多明清文人画家之书，完成了由碑入帖的转换；再溯源“二王”，笔笔中锋，点画精整而内敛；后由米芾出，使笔锋收、放、聚、散自如，书风一变为流润放纵、意趣横生。陈半丁的篆刻，在缶翁的基础上上溯吴让之，复更加广泛深入地师法秦汉及先秦古玺，极富变化。

纵观陈半丁的艺术世界，无论是花卉、山水、翎毛、人物，还是书法、篆刻，都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且合辙于中华文化“雅正”“中和”的正脉，他是“深造求通”道路上辛勤的跋涉者和探索者，一方面心仪传统的文人笔墨，另一方面又深谙大众的审美心理，将文人之雅与市民之俗相融合，因而获得了各个阶层的喜爱，堪称20世纪不可多得的诗、书、画、印兼擅的艺术大家。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