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工

刘庆邦

盛夏。正午。阳光炽白，树影发黑。在原煤炭工业部大楼东侧的花园里，一位看上去五十来岁的中年男子正在花丛中锄草。他穿一件半袖汗衫，敞着怀，头上戴一顶已经发黄的草帽。他的裤腿向上绾着，绾得一只高一只低。他没穿袜子，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

无风，天气很热，他锄一会儿，脑门儿上就出一层汗。好在他左肩上搭有一条毛巾，为避免汗水流进眼里模糊了视线，他不时地抽下毛巾擦一擦。擦完了汗，塌下腰接着锄草。

他的穿戴和干活儿的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着怎么觉得有点儿熟悉呢？每个地方的人都有自己习惯性的穿戴，我老家的父兄们夏天在地里干活时不就是这样的穿戴嘛！他手中使用的锄板让我进一步认定，这位养花人就是从我的家乡来的。我走过全国许多地方，知道只有我们家乡的农人使用的锄板才这样宽，这样长，而且有着独特的式样。于是我上前跟他打招呼：“师傅，忙着呢？”大概由于机关工作人员平时很少跟他说话，见我跟他打招呼，他有些出乎意料似的，对我笑了笑。

我问：“看样子，您是河南人吧？”他说：“四哩四哩（是的是的）。您从哪儿看出来的？”我听他说话就乐了，说：“因为我老家也是河南的，只有咱们那地方的人才用这样的锄。”他把锄板看了看，停止了锄草，说：“那咱们是老乡。”我跟他交谈了一会儿，得知他所在的县和我的老家所在的县果然相距不远，都是在河南的南部；知道了他是临时受雇于煤炭部机关绿化队，在这里专事养花种草，每月的工资是六百多块钱；并知道了他使用的锄是特意从老家带来的。他姓宋，我叫他宋师傅。

宋师傅养花很上心，一到初冬，他就及时把花的残枝剪去，从郊区拉来一些发酵过的农家肥，厚厚地封在花根上。到春天再来看，宋师傅养的月季花，花蕾格外多，每一枝都有十来头；花朵格外大，每一朵都有一大捧；花色格外艳，照得人两眼放光。宋师傅除了养月季花，还养有一串红、大丽花、菊花、美人蕉、兰花等多种花草。宋师傅像农民伺候庄稼一样，把花草调养得很有光彩。

宋师傅跟我熟了，一看见我，就喊我老乡。我跟他开玩笑：“你不在家好好种庄稼，跑到这里养花种草干什么？”宋师傅笑得很开心，说：“城里人喜欢花嘛！”有一次，我指着他锄掉的野苋菜对他说：“这种菜挺好吃的。”他说他知道，问我：“你吃吗？”我说：“吃呀。”从此，宋师傅在花地里锄草时就锄下留情，留下了野苋菜。我呢，中午临下班时，便拐进花园里，掐一把野苋菜，回家下到面条锅里吃。有那么两三年，我夏天经常到宋师傅所负责的花地里掐野苋菜吃。

宋师傅住在煤炭部家属区一间盛放工具的小屋里，我曾到他住的小屋看过他。其时他的妻子也从老家来了，妻子还带来了他的小孙子。看到他们祖孙其乐融融的样子，我说他的小日子过得挺不错的。他承认日子过得不错，笑着说：“人不管走到哪里，有活儿干，有饭吃，有衣穿，就中了。”

这年冬天，下了一场雪，又下了一场雪，却不见宋师傅把花的残枝剪去，更不见宋师傅像往年那样早早地用农家肥把花根封起来。有的月季花不畏严寒，还在枝头顽强地开着。积累的白雪下面透出月季花的一点红，显得分外妖娆。一向勤劳的宋师傅到哪里去了呢？

我碰到绿化队的人一问，才知道宋师傅去世了，秋天就去世了，是突发心脏病夺去了他五十多岁的生命。我马上赶到宋师傅住过的小屋，见小屋的门上果然挂着一把铁锁。宋师傅去世这么长时间了，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呢！我呀，我呀，难道也变成一个冷漠的人了吗？

我知道，这多年来，我有不少老乡来北京打工。全国各地来北京打工的农民更是数以百万计，他们在为北京的建设、发展和美化默默地做着贡献。他们有的在这里献出了青春和汗水，有的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这座城市。宋师傅就是把生命留在这座城市的一位农民工。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姓宋。

后来煤炭工业部被取消了，那座“工”字形大楼经过重新装修后，大门口的牌子换成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煤矿安全生产监察局。大楼东侧的那个花园没有了，地面被硬化处理成水泥地之后，成了自行车棚和汽车通道。可我每次路过那里，都不由自主地往那里看一看。我老是产生幻觉，觉得那里仍是鲜花铺地，百花丛中仍活动着宋师傅忙碌的身影。

（选自《北京观察》2010年02期）

乔厂长上任记（节选）

蒋子龙

第二天，乔光朴开始动手了。

他首先把九千多名职工一下子推上了大考核、大评议的比赛场。通过考核评议，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在业务上稀松二五眼的，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汗的，占着茅坑不屙屎的，溜奸滑蹭的，全成了编余人员。留下的都一个萝卜顶一个坑，兵是精兵，将是强将。这样，整顿一个车间就上来一个车间，电机厂劳动生产率立刻提高了一大截。

工人们觉得乔光朴那双很有神采的眼睛里装满了经验，现在已经***石敢替他想到了。可是，乔光朴不仅没有听从石敢的劝告，反而又出人意料地调郗望北上来顶替冀申。郗望北是憋着一股劲下到二车间的，正是这股劲头赢得了乔光朴的好感。谁干得好让谁干，乔光朴毫无犹疑地跨过个人恩怨的障碍，使自己过去的冤家成了今天的助手。但是，正像石敢所预料的，冀申抓基建没有几天，服务大队里对乔光朴不满的那些人，开始活跃起来，甚至放出风，要把乔光朴再次打倒。

千奇百怪的矛盾，五花八门的问题，把乔光朴团团困在中间。他处理问题时拳打脚踢，这些矛盾回敬他时，也免不了会拳打脚踢。但眼下使他最焦心的并不是服务大队要把他打倒，而是明年的生产准备。明年他想把电机厂的产量数字搞到二百万千瓦，而电力部门并不欢迎他这个计划，倒满心希望能从国外多进口一些。还有燃料、材料、锻件的协作等等都不落实，因此乔光朴决定亲自出马去打一场外交战。

如果说乔光朴在自己的厂内还从来没有打过大败仗，这回出去搞外交，却是大败而归。他没有料到他的新里程上还有这么多的“雪山草地”。厂内的“仇敌”他不在乎，可是厂外的“战友”不跟他合作却使他束手无策。他要求协作厂及早提供大的转子锻件，而且越多越好，但人家不受他指挥，不买他的账。他这次出去总算长了一条见识：现在当一个厂长重要的不是懂不懂金属学、材料力学，而是看他是不是精通“关系学”。乔光朴恰恰这门学问成绩最差。他一向认为会处关系的人，大都成就不大。他这次出差的成果，恰好为自己的理论得了反证。

而他还不知道，当他十天后扫兴回来的时候，在他的工厂里，又有什么窝火的事在等着他呢！

（《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

“我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忠告您，密哈益·沙维奇。您是青年人，您前途远大，您的举动得十分十分小心才成；您却这么马马虎虎，唉，这么马马虎虎！您穿着绣花衬衫出门，人家经常看见您在大街上拿着书走来走去；现在呢，又骑什么自行车。校长会听说您和您姐姐骑自行车的，然后，这事又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还会有好下场吗？”

“讲到我姐姐和我骑自行车，这可不干别人的事。”柯瓦连科涨红了脸说，“谁要来管我的私事，就叫他滚！”

别里科夫脸色苍白，站起来。

“您用这种口吻跟我讲话，那我不能再讲下去了。”他说，“我请求您在我面前谈到上司的时候不要这样说话；您对上司应当尊敬才对。”

“难道我对上司说了什么不好的话？”柯瓦连科问，生气地瞧着他。“请您躲开我。我是正大光明的人，不愿意跟您这样的先生讲话。我不喜欢那些背地里进谗言的人。”

别里科夫心慌意乱，匆匆忙忙地穿大衣，脸上带着恐怖的神情。这还是他生平第一回听到别人对他说这么不客气的话。

“随您怎么说，都由您好了。”他一面走出门道，到楼梯口去，一面说，“只是我得跟您预先声明一下：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了，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以致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长——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

“报告他？去，尽管报告去吧！”

柯瓦连科在他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使劲一推，别里科夫就连同他的雨鞋一齐乒乒乓乓地滚下楼去。楼梯又高又陡，不过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摸鼻子，看了看他的眼镜碎了没有。可是，他滚下楼的时候，偏巧华连卡回来了，带着两女士。她们站在楼下，怔住了。这在别里科夫却比任何事情都可怕。我相信他情愿摔断脖子和两条腿，也不愿意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是啊，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还会传到校长耳朵里去，还会传到督学耳朵里去。哎呀，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说不定又会有一张漫画，到头来弄得他奉命退休吧。……

等到他站起来，华连卡才认出是他。她瞧着他那滑稽的脸相，他那揉皱的大衣，他那雨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一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纵声大笑，笑声在整个房子里响着：

“哈哈哈！”

这响亮而清脆的“哈哈哈”就此结束了一切事情：结束了预想中的婚事，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