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润大泽

肖学文

这是长江最丰盈的季节。

江水东流，入江汉平原，虽早已失去一泻千里之势，但其汪洋恣肆之态，却愈来愈盛。平阔的水域漫上江堤，依依杨柳只剩浅浅的梢头，如水草般轻拂于江与堤之间。长长的货轮劈波而上，惊起一群翘嘴的白鲷，纷纷跃过柳梢。

如果不是那两痕长堤，江左的千里云梦，江右的八百里洞庭，怕早就成为真正的泽国了。

江水又东，经城陵矶，入八百里洞庭，经铁山矶，入黄盖湖。

黄盖湖算不上真正的大泽。站在铁山矶的大堤上，可以望得见远处如眉的山峦，还有山弯里蓬蓬勃勃的芦苇和成片的野生莲荷。

芦苇在这里是可以疯长的，不必担心刈苇机轰轰地开过，一年年自枯自荣，长成密不透风的苇墙。野荷在这里也是无人光顾的，它瘦瘦的藕节年复一年在厚厚的湖泥里兀自开疆拓土，夏季明明开花在这个山湾里，来年春来湖醒，突然又铺满了另一个湖湾。这会儿，齐苇腰的水，正一荡一荡，苇叶垂在水面，一只翠鸟栖在苇叶上，歪着头张望；禾鸡躲在芦苇丛里，一声长一声短地发出求偶的呼唤。成片的荷也开得正艳，白鹭在离它不足一丈的高度盘旋了几圈，便轻轻地落在荷叶之间的留白处，好像不忍惊扰了荷尖上蜻蜓的好梦。

我们的车从铁山矶的长江大堤拐入黄盖湖的大堤，再驶入宽阔的通乡公路，这一路的景致，让人惊叹不已。

八年前，也是这个季节，我来黄盖湖采风，在这里待了三天。那时的黄盖湖，湖面纵横交错的渔阵，各自为营的围湖子堤，湖边山丘丛林里捕鸟的天网，让人触目惊心。

我住在一名叫黄华成的老渔民家里，每天随老人下湖捕鱼，因为生态遭受破坏，一天打不了几斤鱼。老人叹息说，在湖上漂了一辈子，打了一辈子鱼，没想到这野湖里的鱼会有被打绝的一天。

那次采风后，虽与老人偶有电话联系，但我再也没去过黄盖湖。这次重回故地，没想到短短八年时间，黄盖湖的生态竟然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我简直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见我问起黄华成老人，黄盖湖乡级湖长、镇长小冯告诉我，黄爹被聘为鸦雀咀观鸟站的护鸟员，同时也被镇里聘为黄盖湖环境监督员。我一听，非常兴奋，一定要他带我去看看老人。

小冯二话没说，开车往黄爹的护鸟点跑。这是一条正在修建的环湖公路。一路上，小冯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黄盖湖近年来的治理情况。他说，近年来，市政府在黄盖湖流域全线拉开生态环境整治，关停流域内小纸厂等“十小”企业，退养畜禽养殖场，将湖上的围栏、网箱、“迷魂阵”全部清除，分批次帮扶渔民拖船上岸，种田进厂。当地还与湖北联合进行湿地保护与旅游开发。

来到黄爹的护鸟点，老人此刻正躺在一叶小舟里打盹。小舟泊在靠苇荡的一棵老杨树的树荫里，湖水轻轻地拍打着船帮，发出哗哗的声响，如一支催眠曲。湖面干净得没见一点浪屑，湖水清得可以掬一捧入口，远处，一群白鹭在水天之间盘旋。这一切，都可以让他安然入梦。

黄爹听见有人说话，忙从船板上坐起来，见是我，笑呵呵地让我们到屋里坐，还洗了两只大黄桃递给我们，说：“这是自个儿家里种的，好吃得很。”

我问：“黄娭毑^①呢？不在屋里？”

黄爹忙说：“帮孩子煮饭去了，孩子流转了三百亩湖边的荒地，弄了个生态果园，请了十几个人帮忙，现在正是果子成熟的季节，媳妇忙不过来，，就让老婆子过去弄饭给他们吃。”

小冯见我一脸诧异，接过话道：“现在咱黄盖湖环湖千亩以上的生态果园差不多有十多个，几百亩的小果园就更多了。对于贫困户还有帮扶政策。最大的生态果园有三千亩，林间的游步道和单车骑行道，不比城里的公园差。”

从黄爹家里出来，嘴里黄桃甜甜的气息，让我久久回味。

车上大堤，右边，大江奔涌，左边，湖光跃金，江与湖，只是一堤之隔，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我忽有所悟，江以不竭的源泉润泽湖的枯荣，湖则以最广博的胸怀纳百川的清浊，江与湖才能动静相生，而生生不息。

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近日发布报告说，在充分考虑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影响的条件下，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人体胚胎、精子或卵细胞细胞核中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伦理上可接受”。

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是一家相当于民间智库的独立机构，它基于调查研究而得出基因编辑“造人”在“伦理上可接受”的结论是否能为社会广泛认同，可能并不确定。但是，这至少反映了一种社会趋势，一些人认为，可以为基因剪刀“造人”开绿灯。

国际社会对基因编辑婴儿从一开始就是坚定的红灯警示，现在却有人准备开绿灯，这个转折过程的时间之短令人吃惊。2015年，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就因团队进行胚胎基因编辑遭到国际生物医学界的反对。当时有人预测，世界上首次诞生基因编辑活产婴儿可能还要50~100年。但是，从那时到现在才3年，就已经有人呼吁为基因编辑婴儿开绿灯了，这是否意味着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为时不远呢？

基因编辑“造人”技术具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和实用性。目前已知有超过4000种遗传性单基因疾病，影响全球超过1%的新生儿。从理论上讲，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帮助预防这些疾病，让每个家庭都获得健康婴儿。这显然比胎儿出生前的基因检测更先进。

不过，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提出基因编辑婴儿“伦理上可接受”的同时，给予了严格的限定条件。其一，基因编辑婴儿必须确保并符合未来出生婴儿的福祉；其二，符合社会的正义和团结，不会增加歧视和分裂。这两个条件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复杂和困难。

仅仅从技术上看，基因编辑要符合婴儿的福祉就是一个难题。黄军等人对胚胎修改β地中海贫血的致病基因时，试验了86个废弃胚胎细胞，最终只有28个基因被成功编辑修改，成功率约为33%。显然，这个成功率并不足以获得安全性和成功率的保障，也让人们对此技术抱有疑虑。

现在，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有“基因魔剪”之称的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技术并不精准，脱靶率较高。这也意味着，如果使用基因剪刀修改致病基因，如地中海贫血的致病基因，也有可能把正常的基因也剪掉；或者导致胚胎或生殖细胞上的基因发生重组，导致残障婴儿的出生，毁灭婴儿的福祉。因此，基因编辑婴儿技术如果没有100%的准确性，尚不可能用于临床“造人”。

另一方面，即便技术有保障，基因编辑技术被批准用于“造人”之前，还需要专业界和社会对它的应用和各种潜在可能性进行广泛而充分地讨论；而且需要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来建立临床安全标准，制定相应的监控和审核措施；还要充分评估它对个人、群体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到最后才可能立法。

以英国而言，目前允许人体胚胎研究，但英国法律不允许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后移植入子宫。因此，即便伦理和技术都为基因编辑“造人”开绿灯，但要让法律开绿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选自张田勘《基因编辑“造人”可以开绿灯了？》《北京青年报》2018年0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