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士子夏完淳

丁帆

很小就在明故宫一带玩耍，但那时不知道午朝门乃皇恩赐死之地。1647年10月16日，就在无尽的甬道旁，走来了三十四名即将被推出午门斩首的反清复明的儒生，这一群人均着明装，长铐脚镣，一个个怒目横眉，无半点惧色。其中有位最年轻的白面书生，更是从容不迫地含笑赴义，他就是名扬一时而又被后人渐渐淡忘的十六岁的松江才子夏完淳。

在夏完淳短暂的一生当中，其诗文的天才并没得到充分的发挥。在短命的南明王朝即将覆灭之际，夏完淳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抗清复明的斗争中。民族危亡之际，他舍弃了学业投身抗清大业，可见其气节之一斑。

夏完淳人格大树的长成与其天然的生长环境是分不开的。他在临刑前能从容以赴，是与其家学师道不可分割的。据说和夏完淳一起就义的还有他的岳父江南文社领袖钱栴。他俩共赴黄泉时的一段对话，则足可洞见夏完淳的人格魅力和文化修养之高尚。岳父钱栴问之：“子年少，何为亦求死？”答曰：“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丈人何相待之薄耶!”正是这种人格正气将夏完淳的诗文提升到那种大气磅礴的境界中去。

夏完淳的父亲就是夏允彝，是复社的领袖人物。其身传言教对夏完淳的影响极大，尤其是他用自己的鲜血和头颅所抒写的辉煌人格篇章，为夏完淳作出了楷模和榜样。夏允彝生前为夏完淳选择的导师也是十分注重名节和气质的江南名士。

夏完淳十四岁就随父从军，征战于太湖地区。父亲殉国后，他又投身于明兵部职方主事吴易的太湖义师帐下任参谋，屡屡征战建功。后夏完淳从军中失散，吴易被捕后壮烈殉国。这段历史同样是夏完淳刻骨铭心的人格锻打。可以说，正是在这些腥风血雨的战斗生活中锤炼和铸造了夏完淳那颗不屈的灵魂。

夏完淳被捕后，在南京大骂投降清廷的前明崇祯兵部尚书洪承畴，其时，洪承畴坐镇南京，帮助清廷总督军务，此举自然是惹怒了他。大多数的江南士子，虽有性情柔弱的一面，然而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面前，却表现了他们刚烈坚毅性格的另一面。夏完淳正是这样，以短暂的人生抒写了人性价值的高亢音符。

夏完淳的诗歌创作顶峰当然是关押在南京监狱中所作。这部分诗篇被他自题为《南冠草》。无情未必真豪杰，夏完淳在狱中所写诗中，有一部分是怀念母亲和家人、爱妻的，但更多的是表现了夏完淳效死国家的人格魅力。一个十六岁花季的少年，缘何能够克服亲情的牵扯和情窦初开的诱惑，一心报效社稷呢?我想，江南士子在晚明时代所表现出的群体人格效应是深深影响夏完淳的重要因素。

①南朝梁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专门谈了风骨的问题。他说做文章要“风清骨峻，篇体光华”。就是说，文章要像人一样，有清新的风貌、峻拔的骨骼，看起来精神奕奕。这是一种对文章的美的理想，并且这种美的理想又是从人格的美的理想中来的。所以，钱钟书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里认为，中国传统以来的文评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生命化。可见，中国人对美的认识往往和真、善联系在一起。

②风骨的说法，探本溯源，大抵是从人物品藻里来的。关于人物品藻，中国从来便是有的。□□□□□□

③不过魏晋时候的人物品藻和从前又有不同。按照现代汤用彤的说法，“汉代相人以筋骨，魏晋识鉴在神明”。就是说，汉代议论人物偏于实在，往往把外在的形容和人的身份地位联系起来，好像有功利性的意味。而魏晋时候，尤其是晋代，议论人物偏于玄虚，往往从审美的一面欣赏人的精神气象。譬如南朝宋的刘义庆写《世说新语》，记述汉代到东晋的轶事琐语，有许多谈论人物风度的内容。他大概是受了前一代的影响，所以尤重人物的气宇和风韵。至于差别的原因，也许在于汉代是儒教统治，思想上有最高权威作为标准的时代；而魏晋则是政治混乱苦难、精神却自由解放的时代。魏晋人在政治的失落里，产生了自我意识的觉醒，进而有了对个体的美的欣赏。

④可见，人物品藻在实用、功利的层面以外，又发展出审美、赏鉴的一面，所以一些用来品评人物的词语便自然而然地用于艺术，以至于元人杨维桢《赵氏诗录序》里认为，“评诗之品无异于人品也，人有面目骨体，有情性神气，诗之丑好高下亦然”，也就是人化的艺术。风骨便是一例。在人的一面来说，风骨是一种人格美。一个有风骨的人，往往性格坚强而不屈，品格刚正而有骨气，素性潇洒，风度翩翩。而在艺术的一面来说，风骨是一种意境美。一件有风骨的艺术品，往往自然流畅、刚健笃实，使艺术家之心清澈显然，充满凝聚的力量。譬如绘画。中国画讲究笔墨，所以用墨要有流动的感觉，用笔要有穿透的力量。六朝齐的谢赫写《古画品录》，讲了绘画六法，其中有两点说的是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又譬如书法。书法讲究用笔、结体和章法。尤其草书，一笔而成，中间有轻有重、有徐有疾。骨架立于其中，故而气脉贯通，隔行不断。所以书法是以有骨有筋有血有肉的字体篇章为美的。刘勰把风骨引入文学，以为文章要有生命感，鲜活而生动；要有精神性，不能软绵绵、懒洋洋。这一点，对后世文人影响颇大。

⑤风骨的精神，在汉魏一代人的放任率性、刚健遒劲里，显得尤为强烈。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没有明言风骨专是汉魏一代的。刘勰以后，南朝梁的钟嵘提到了“建安风力”，大抵有这个意思。再以后，则往往说建安风骨、汉魏风骨。譬如宋的严羽在《沧浪诗话》里评阮籍的《咏怀》之作时，说“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可见，后人把汉魏一代风骨的精神奉为楷模，并极力效仿。在唐代，主要是初唐和盛唐，这种风气最盛。譬如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以为作诗要传承汉魏风骨，既有兴寄，更有骨气。又譬如李白，“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显然有一种对为人为文大气而深刻的追求。

⑥汉末至魏晋，是政治黑暗、社会苦痛的一个时期，常有战争、生死的劫难。那个时候，一面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对生命易逝的忧患感喟；一面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对建功立业的慷慨多气。所以，汉魏风骨便有一种大气之美的意蕴。大气之美，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要有一种大的视野、大的胸襟。譬如形而上的天地、死生之思，又譬如现实里的政治、社会之虑。初唐和盛唐一代的许多文人秉承了这种精神。他们写出塞诗，便是一种深沉激昂，对民族命运的思虑，是一种大气之美。

（节选自解芳的《风骨之美》）

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

——高士文化与高士图

王亚军

高士，盖指博学多才、品行高尚、超脱世俗之人，多指隐居山野田园的雅士。在读书求仕的时代，高士的归隐与逸致，开拓了中国山林文化、田园文化，对中国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助作用。

高士文化，是中国士文化的重要标志，亦为历代文人墨客追求的至高境界。早在先秦时期，儒、道两家就提出两种隐逸观：儒家以积极入世的人生观为根本思想，主张“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道家以“无为”为宗旨，尊重生命，崇尚自然，主张高度自由、自主的精神状态，追求“达生无累”的生命境界。这两种隐逸观，对传统文人在人格构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等方面均产生重大影响。

至魏晋时期，士族阶层兴起，或为政治权贵，或为经济大族，或为文化大族，所谓的“魏晋风度”“高士文化”就是名士贵族的精神产物。面对社会动乱，士族阶层感叹人生无常，企求解脱人生苦难，寻求逍遥境界。于是玄学盛行，学派众多。魏晋形成的人生观，虽然角度各异，但皆“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高士文化的逐渐成熟，为后期高士绘画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不同的时代，高士绘画追求不同的人文精神。概而言之，宋之前遵循儒家“教化天下”的思想理念，追求修身，这种情怀在五代卫贤的《高士图》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它描绘的是汉代隐士梁鸿和其妻孟光“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故事。画家卫贤把梁鸿夫妇的居所布于山环水绕的自然美景之中，以衬托高士志在山野的志趣。这种托物言志的表现手法，使高士完美的人格得到进一步升华，是儒家“君子比德”说的典型代表。

宋以后，艺术审美向哲思性转变，艺术家更加重视对心灵自由的追求与人文思想的表达，艺术教化进一步寓于审美功能之中，文人画大发展。这时的高士图，体现的是对人的生命与尊严、意义与价值的理解，故文人画家常借助于诗、画，或表现自然情趣，或隐喻世情冷暖，以反映社会现实。这从宋代马麟的《静听松风图》中可窥一斑——一位高士悠然坐卧于虬龙般屈曲蜿蜒的古松之下，听风冥想。

在强调神似的同时，注重人物性格与内心世界的揭示，是中国传统高士图的首要特征。如南宋李唐的《采薇图》，为传达出殷贵族伯夷、叔齐不食周天子之饭的骨气，刻意将二者刻画得面容清癯、身体瘦弱，但行为举止传达出他们不屈的精神。强调意境营造，亦是高士图的特征。再看《采薇图》，画家近景画一松、一枫相对而立，正是以枫树的耐寒与苍松的不凋，对应两位高士坚定不屈的高贵品格。李唐意在通过描绘这个历史故事“借古讽今”，即褒奖南宋与金国对峙之时的爱国守节之士，谴责投降变节之人，体现出画家满腔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高士绘画所以绵延不衰，在于其饱含的高士精神。高士精神之于各时代的文人画家而言，不再是简单的寻古趣、拟古意，而是寄托情怀、批判社会的重要途径。今天，传统高士图的意义在于，鼓励艺术家始终保持高品格的追求，不为名利所囿，不忘绘画对于人文精神和社会现实的深入思考与表达。

(选自2017年2月12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第三次网瘾调查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城市青少年网民中，网瘾青少年约占14.1%，人数约为2404.2万；在城市非网瘾青少年中，约有12.7%的青少年有网瘾倾向，人数约为1858.5万。网游成瘾者显示出种种被网游加害的人生。重者，导致青少年自杀，他杀、自残、严重损害健康甚至毁掉生命（过度游戏导致多动症，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和脑卒中死亡）；轻者，导致青少年走向暴力化，失能化（不能应对现实世界），从而被边缘化。

如何应对游戏成瘾问题﹖一方面，我国卫生部门需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游戏成瘾这一新疾病的诊断标准，根据国内情况进行更多的研究，包括生活研究和临床研究，以推进国民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认识；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多种方式来矫正游戏成瘾，包括心理，教育，亲情和行为方式，毕竟游戏成瘾是一种非常复杂和顽固的社会心理问题，不是只有依靠医学一种方式才能治愈。

（摘编自“搜狐网”）

材料二：从游戏本身的设计来看，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有关专家指出，游戏中正面反馈的周期较短，而现实中正面反馈的周期较长。人之所以会重复一个行为，是因为在这一行为之下，内心会有一种获得感，也就是“阳性强化”。在游戏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一个奖励，游戏者很容易在这种一个接一个的奖励体验下沉浸其中。

以前段时间最为流行的一款手机游戏为例，游戏者每击杀对方控制的角色一次，都会获得大量金钱和经验值，这些金钱和经验值可以用来购买装备提升等级，从而让自己控制的角色更为强大，通过不断击杀对方角色，自己的角色也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强大，当双方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就可以轻易地摧毁敌方基地，从而取得胜利。

在这个过程中，击杀敌方角色获得经验、金钱，可以视为第一次正面反馈；通过购买装备提升等级，可以视为第二次正面反馈；装备和等级的提升，又可以为下一次击杀对方角色奠定基础，这样很容易形成正面反馈的循环，最终在摧毁敌方主基地的时候，正面反馈臻至最大化，带来最大程度的心理满足。

即使是一局游戏结束之后，反馈机制仍然存在，赢了，会提升段位，进一步巩固游戏者的心理满足感；输了，会跌落段位，通过游戏者不服输的心态让其再开始一局游戏，以弥补自己对正面反馈的需求。

（摘编自赵丰、李轶群《记者调查游戏成瘾问题，虚拟空间诱生“虚拟人格”》，《大众日报》2018年6月）

材料三：世界卫生组织（WHO）18日发布新版《国际疾病分类》，“游戏障碍”（即通常所说的游戏成瘾）被列为疾病。消息甫出，就引发广泛关注。

在此之前，有些家长为了强制孩子戒除“网瘾”，不惜将孩子送去接受杨永信的“网瘾电击疗法”，或者送去豫章学院接受暴力体罚，很多孩子因此留下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可见，将游戏成瘾列为疾病，将进一步引发诸多家长对孩子沉迷游戏的焦虑，从而诱发更多不科学惩戒机构的盛行。

当“网瘾”还未被正式列入精神类疾病的时候，仅仅因为一些家长的焦虑和恐慌，以及一些不负责任的培训机构的宣传，许多儿童就被强制剥夺人身自由，甚至被虐待。事后，许多相关责任人并未受到法律处罚，那些期望通过强制惩戒改变儿童行为的家长也未能调整自己的认知。

英国心理学会发言人钱德拉·萨克塞纳认为，玩游戏的人中，仅少数会发展到“游戏障碍”所定义的程度，把它列入《国际疾病分类》可能会引发家长不必要的忧虑。

如今，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这些不必要的忧虑。他们忽略世卫组织对于精神疾病的定义和初衷，忽视对精神疾病患者权利的尊重，而更加迫切地去拥抱那些错误的戒除办法。

如果真的希望孩子们有一个健康的人生，正确做法是引导他们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培养更全面健康的生活兴趣，而不是一味地迷信暴力可以改变一切。越是不健康的引导方式，越是会强化儿童通过游戏来逃避现实，从而变成恶性循环。

将游戏障碍列为疾病，需要全社会关注精神卫生，而不是变成杨永信和豫章学院们敛财的由头。

（摘编自姚遥《游戏成瘾列为疾病：警惕杨永信们重新抬头》，《新京报》2018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