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

赵长春

李庆山是在袁店河边放羊时被罗汉山上的“杆儿”^①——红枪会的人带走的。

“羊不少就算了，李庆山找不着就找不着吧，反正大活人一个，也许过些日子就回来了。”袁静侯抿了一口茶，摆了摆手，大管家就躬身退了出去。

李庆山再回来，是袁店河上下的几绺“杆儿”被解放军剿灭后的事了。当时，他也作为“杆儿”差点被镇压了。

李庆山怎么会被罗汉山上的“杆儿”——红枪会的人带走了呢？因为他会画。

有一天，李庆山在街上碰到一件事儿，一位远客在码头上找了个挑夫挑东西，挑夫走得快，三转两拐，远客找不到挑夫了。远客的东西一定很贵重，急得要哭，李庆山就走上前说：“我给你画。”远客说挑夫的眉目，李庆山左一描，右一擦，嘴大点儿，脸小点儿，不一会儿，画出了一个人。远客和李庆山跑到挑夫行让人指认，就有人说是谁谁了，就往那人家去。敲开门，那人正对着担子里的东西犯愣：尽是一卷卷纸，上面是曲曲连连的线，有的能看出来是树、水、山沟吟的。

李庆山没有见过这样的画，却觉得像是画的袁店镇。那远客赶紧把东西收拾了，给那挑夫撂下一块银元，带着东西走了，回头对李庆山说了一句：“兄弟，谢了啊！”

这是李庆山被“红枪会”带上罗汉山之前的事儿，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儿，他才会被“红枪会”从袁店河带上罗汉山的，那挑夫就是“红枪会”会员。也因着这件事儿，后来，李庆山没有被作为土匪镇压，因为那远客是解放军的一个侦察员，属于挺进中原的陈毅野战部队。

上了山，李庆山就是“红枪会”的人了。“红枪会”强逼他入伙的原因是他会画。扮货郎，扮算卦的，扮游方郎中，扮锔锅的，跟着两三个人，下山，到大地主或大财主家去，转悠一遍儿，李庆山就记心上了，回来后画，哪里有池，哪里有树，哪里有家丁，哪里有狗，哪里有碉堡，清清楚楚的。开始，李庆山故意画错，“红枪会”的人就用枪敲他的脑门。画就画吧，李庆山就认了。可是，李庆山坚决不画袁静侯家的大院，也不画袁静侯的孙子袁仁之的长相。他说：“那是我的老东家，要是没有人家，我早就在河边饿死了。你们要是逼我，我就去死！”

李庆山再回来，再进袁家大院时，袁静侯大吃一惊。袁静侯知道李庆山为匪的事了。李庆山咚地跪下：“我来取我的画。”袁静侯没有想到李庆山会在羊圈的二檩窝处藏了一大捆画。晚上，李庆山在共产党分给他的房中看画时，那位远客叩开了他的门，笑着交给他一件任务：“把你交往过的土匪头子画出来，有好几个跑了，我们得找到他们，以免再祸害袁店河的百姓！”李庆山答应得很爽快。那位远客带着两位警卫员消失在夜幕中。

很快，一个又一个逃匿的“杆儿”头子被通缉，这些人被逮捕被枪决……

一个春光很美的下午，李庆山和袁仁之正在袁店河边一边闲聊，一边看着各自一岁多的儿子吹着蒲公英的小白花。几个穿军装的人走过来，李庆山一愣，忙低声对袁仁之说：“一会儿，不管发生啥事，咱俩谁也不认识谁！你把两个孩子带好！”说着就迎着那几个人，快步走过去。

前面的一个人冲李庆山敬了个礼，说：“您好，您是李庆山先生吧？”李庆山平静地笑了笑。来人说：“我们首长请您去县城一趟，有要事。”袁仁之不说话，牵着两个孩子，并特地挡着了李庆山孩子的视线，很快走进了柳树林……

李庆山从此就在袁店河畔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也不知道那些带走他的人到底是谁。只是后来，李庆山被追认成了烈士。为这事，袁仁之的孙子跑回家给袁仁之高腔大调地说：“爷，李小保的爷咋会是烈士了？老师说是被漏网的土匪给骗到山里头给杀了……”

袁仁之不说话，看墙上挂的一幅画：几只虾，没有水，可眼瞅着虾在水中游，看着看着，虾模糊了，水汪汪的……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8年8期，有删改）

（注）①“杆儿”是南阳土话，指土匪。

不容否认，文化哲学已成为人类的一门“显学”。这与人类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在传统农业社会，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对有限，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哲学所思考的问题主要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展开。但是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的水平的提高，文化世界越来越取代自然世界成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环境。人与文化的矛盾关系逐渐成为人类日常生活无法回避的课题。

文化哲学是关于人类文化现象的哲学思考，是对人类文化的总体性把握，它应回答的问题包括什么是文化、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文化与人的关系、文化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等。学界一般认为，文化哲学兴起的标志是新康德主义。哲学所要面对的主要不是“已然”世界的问题，而是“未然”或者是“应然”世界的问题。“事实”的世界是科学要关注的对象，“价值”的世界才是哲学最需要关注的对象。例如在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看来，“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在新康德主义思想家那里，核心价值诉求就在于从人类日新月异的文化世界中，确立人的价值的应有位置，切勿使人性消弭于喧嚣的文化世界中。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明确指出：“只有人才是文化的真正对象。”因此，文化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完善”。

人所以要反思文化，皆因为文化在其发展中，除了对人的肯定性价值外，还包含着对人的否定性因素。而文化的二重性说到底又是根源于人是灵与肉的二重性，及人类自我意识的内在矛盾。具体说来，人作为一种能动的存在，是通过自我意识的对象化来确证自身的，文化就是人类自我意识对象化的结果，通过文化，人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存在。然而某种文化模式、文化规范一经形成，人类本质的各种丰富性潜能就有可能被规定于一种既定的文化形式中，从而形成了对人的丰富本质的否定。寻求永恒的超越意识，这是人的本性。因此，人类面对文化的否定性质，必然要诉诸一种抗争，而这种抗争首先应以对文化二重性的充分、全面的认识为前提。认识到了现实文化发展的这种双重本性，我们就能在实践中对于文化现实自觉投射一种反思与批判意识，在人类的成就与自信中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和危机，以使人类的文化实践减少盲目性，增加行为的自觉性。

人作为一种主体性存在，其文化创造不应是一种盲目的操作，一种现实文化实践要想成为自觉的文化而非随意的文化，就必须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加以反思；而一种哲学要想具有引领现实的力量而非虚幻的寄托，就必须进行文化的参与。

（摘编自邹广文《文化哲学及其构建》）

自 2003 年至今，我国先后公布了 6 批 276 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4 批 4153 个中国 传统村落。但古村落的抢救和保护进度，远远赶不上古村落逐渐消失的速度。

如果这些古村落都没有了，都消失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乡愁?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冯骥才曾忧虑地说。

而在消失的村落中，有不少是具有历史风貌的传统村落。自 2000 年至 2010 年，我国自然村由 363万个锐减至 271 万个，10 年间减少了 90 多万个，平均每天消失 80 到 100 个，其中包含大量传统村落。

(摘编自《濒临消失的中国古村落》，2017 年 12 月 11 日“央广网”)

2003 年—2014 年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增长曲线

(摘编自《中国村落遗产保护体系的统计分析及分布概况》)

近年来中国加大对古村落保护力度，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消亡速度。但由于经验和法制等不足，建立科学高效的保护体系仍‘道阻且长’。湖南省政协委员、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说。

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只有我们的文明没有断裂，到今天还鲜活地存在？看看古村落就可以找到答案。多年来，胡彬彬调查研究的足迹遍及中国 5000 多个乡村，被称为‚中国村落文化研究第一人。

古村落拥有丰富内涵，包括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生态环境和居民的生产生活观念、精神道德情操等。胡彬彬直言，当前中国古村落保护很大程度上是孤立地保护建筑形态，有方向性错误。2017 年，胡彬彬主持撰写的中国首部关于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遗存与保护的蓝皮书在北京发布，强调对古村落的保护要活态、整体、多维。

(摘编自《古村落保护要注重活态和人文》，2018 年 1 月 27 日“中国新闻网”)

汤敏通过实地调查大量走访，写下一篇“救救梅州”的万字长文，引起公众和媒体广泛关注。最终，在各方面力量的努力下，300 多座古屋免于拆毁。梅州还因此将文物保护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出台了《梅州市客家围龙屋的保护条例》。

汤敏认为，一个地方的文明，是一个地方人的乡愁。文明的美，是地方不断涌现人才的‚密码，在城市规划的时候，更应该保护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

（摘编自《渠县青年汤敏辞职保护古村落》，2018 年 1 月 31 日《成都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