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平等自愿合作关系必须以共利双赢为基础，否则平等自愿合作关系就无法实现，即使暂时实现也很难持久。正如宋代耿延年在总结信州铅山铜场兴衰的原因时指出：“惟务与民共利，经久可行。不欲专利于官，而有害于民;不欲取办一时，而贻患于后。”入中也是如此。官府依据入中法招募商人入纳粮草于规定的沿边地点，给予钞引，使至京师或他处领取现钱或金银、盐、茶、香药等，“若官尽其利，则商旅不行”。

宋初对酒、醋、陂塘、墟市、渡口等的税收，由官府核计应征数额，招商承包。商人缴保证金于官，取得征税之权，谓之买扑。宋代在买扑承包经营中，官府所定竞标价必须适中，即一方面竞标者以这一竞标价承包后，通过经营可以获取承包利润;另一方面，官府作为招标者，以这一竞标价转让经营权后可以尽可能地获取财政收入最大化。这就是“承扑者无破败之患，而官入之利有常而无失也”。换言之，竞标价不能太高，否则竞标承包者就很有可能不赢利，甚至亏损。另一方面，如竞标价太低，官府作为招标者无法从转让经营权中获得财政收益，同样，这种买扑承包也没必要存在。

宋代的入中法能较长久地实行一段时期，其基础也是官商双方共利双赢。如有一方不能从中获得好处，就会中止双方的平等自愿合作。入中法中政府得到的好处甚多，既通过卖茶获利。更重要的是又可通过商人解决沿边军需供给难题。而对于商人来说，则可获得较丰厚的商业利润。

相反，入中法的失败，其关键原因就是大量茶引无法兑现茶叶而贬值，使商人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商人只好退出入中法，中止与政府的合作。正如文彦博指出的：“非茶法弊，盖昔年用兵西北，调边食急，用茶偿之，其数既多，茶不售则所在委积，故虚钱多而坏法也。”

宋初以来的矿冶业，不问冶户冶炼的多寡，必须按照国家硬性规定的矿税课额缴纳。由于当时技术的限制，难以探明矿藏量，如果实行课额制，很难准确保持官府与坑户、冶户之间共利双赢的合作平衡点，使双方的平等合作关系失去坚实的基础。到王安石变法期间，与召募制相结合的分成制便应运而生了，这就是二八抽分制。如绍兴七年，朝廷同意“金银坑场并依熙丰法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使官府与坑户、冶户的共利双赢找到了一个“经久可行”的平衡点。尤其对于后者来说，避免了因生产不足但课额不减而引起的折业代赔的弊端，坑户、冶户的再生产获得了一定的保证。

宋代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确立官民平等自愿合作关系时，重视以共利双赢为基础。如在出让坑冶坊场经营权时，注意根据各州买扑坊场历届课利的增减情况，酌中确定一个课利钱数额。作为本届承包的最低价。南宋政府出卖、出租官田宅时，要求立价“量度适中估价，务要公当，不致亏损公私”，并严防官吏在估产立价中营私舞弊。

(摘编自方宝璋《略论宋代政府经济管理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

春天里种植自己

王清铭

三岁的时候，他的在一个小煤窑打工的父亲因塌方被埋在土中，撒手而去。父亲被埋葬的那天，母亲哭得声嘶力竭，他黑着脸，就是不哭。大人就对他说，你爸过世了，再也回不来了。

他不说话，只是把头摇得像风中的小草。

他不相信那个老是用宽大的手掌抚摩他，用粗硬的胡须扎他小脸蛋的父亲，会永远消逝，像一颗不发芽的种子。他跟母亲在房前的空地种过南瓜，一粒种子点下去，浇一些水，隔一段时间，就长出嫩叶，然后藤蔓爬满架子，最后结出很多很大的瓜。

他问母亲：把爸爸种植①进土里，什么时候再长出来呢？

母亲看着他明亮的眼睛，不忍心伤害一个孩子的心，就连声说：快了，快了，明年春天的时候。

于是，他经常坐在屋门前，眼望着后山，希望看到婆娑的树影里他的父亲正大步地走回家中。第二年清明节时，他跟母亲去上坟，坟上的树跟他一样高了，但他的父亲还是没有从地里长出来。

他问母亲：爸爸怎么还不长出来，是不是我们没有浇水呢？

母亲的眼泪顿时流了下来，他有点明白过来了，也哭了，眼泪把整个衣襟都弄湿了。

十三岁的时候，祸不单行，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又被一场车祸吞噬了生命，他成了孤儿。埋葬母亲的那天，天下起瓢泼大雨，但他不哭。也不再相信娘种植进土里后，会再长出来。

十三岁的孩子没有谋生能力，邻居东凑一把米，西给一捆柴，衣服破了，有人争着拿回家缝补。他和村里的孩子打架了，那些孩子回去肯定挨父母的打。谁家里煮了好东西，一定要派孩子来叫他，以至于有些孩子怀疑他是父母送给别人的兄弟。父亲就对孩子黑着脸，说：就是，就是，你以后要把他当兄弟。

十三岁的时候他在村里有了许多的兄弟姐妹，虽然村里的生活很贫困，但他的生活很幸福。

二十三岁时大学毕业，他要求分配回村里的小学任教，他的理由很简单，他要报答村人的恩情，他的学费是村里人用米和鸡蛋换来的。他的工资除了留一点生活费，全部补贴给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孩子。为了报恩，他娶了村里一位大字不识一个的女子，只因为这女子的母亲把家里最后一只母鸡卖了，为他凑足了学费。

恩情似山顶的天空压在他的心头，但他瘦弱的身体不是嶙峋的山峦。有时侯，他偷偷跑到父母的坟前，让泪水漫过他孤独无助的心灵。他想到三岁时的梦想：假如父母种进土里，能够再长出来该多好啊。至少他现在不会觉得欠了村里人很多的情，这份情是一辈子都还不完的。

三十三岁的时候他决定离开家乡，想法很简单，离开这些给予他养育之恩的村人，他不想再背负这沉重的负担了。决定离开的时候，妻子骂他忘恩负义，他摇了摇头，给了这个他从来就没有爱过的女子一巴掌，然后狠狠地打了自己一巴掌。一抹嘴角的血，他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四十三岁的时候他在城里当了老板，每年都拿出很多的收入交给农村教育基金会，并指定要捐给他工作过的那个乡村小学，他不留名，也拒绝记者采访。

我成为他的朋友是后来的事情了。有一次酒酣时，他说起了这段经历。我沉默了许久。然后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现在是把自己的心种植②进了生活过的那个乡村了。报恩有多种方式，最好的方式是让自己长成大树，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得到阴凉。”

（选自《读者》2010年第8期）

材料一：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激励中华民族砥砺奋进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近年来，故宫博物院的发展便是彰显文化自信的最佳案例。通过挖掘潜力、提升管理、包装营销、文创开发等措施，故宫成功地将自己打造成“网红”，吸引了众人的眼球，也为自身带来了巨大的流量收益。在2月17日的亚布力论坛上，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首次晒出了自家的账本：2017年，故宫文创的销售收入其实就已经达到15亿元——超过1500家A股上市公司的收入。并且，论坛中众多企业家对于2018年度故宫博物院总体收入突破20亿元表示乐观。一时间，故宫成为各文博单位争相模仿和学习的对象。

故宫的网红成长史，是一个不断尝试与突破的过程。 2013年，即便它为了拉近与大众的距离，开通了新媒体公众号，故宫给人的感觉还是严肃庄重、遥不可及的，直到2014年 8月1日，一篇名为《雍正：感觉自己萌萌哒》的文章让平均阅读量四位数的故宫有了第一次的10万以上浏览量，其中雍正行乐图被做成动图，雍正在河边洗脚、喂猴子，并配上了让广大网友觉得十分接地气的文案。而2016年，一部记录故宫文物修复工作和有关性情各异的文物修复大师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火爆网络，网络平台播放量突破100万次。2018年10月下旬，故宫与北京电视台出品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上新了·故宫》开播。在年轻群体中颇受欢迎的演员邓伦与周一围担任“故宫文创新品特邀开发员”，在每期节目中联合嘉宾与专家进“宫”识宝，了解宝物的背后故事，并与设计师一起开发与故宫元素相关的文创产品。马蜂窝旅游研究中心负责人冯饶分析：“随着近年来故宫文创产品的火爆，和相关影视综艺的走红，故宫的品牌形象从古老庄重的博物馆和宫殿变得生动鲜活起来，越来越迎合年轻游客的需求，也不断拉近着“皇宫”与百姓之间的距离。”

（摘自《故宫文创15亿营收背后：跨界+IP+网红》）

材料二：

材料三：

故宫走红，与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有着直接联系。他曾这样说：“故宫要吸引更多的公众、推广我们的传统文化，就不能保持一成不变的严肃面孔。吸引年轻观众，必须用年轻人的方式。”故宫运营的成功，首先是挖掘潜力。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扩大开放面积，随着开放面积达到80%，故宫大量的空间被清理出来，让拥挤的游客有了分流空间，并让很多沉睡在库房的文物有了展出机会，更让故宫在常规展览之外依托更多资源和空间策划更多的展览。其次是转变管理观念。故宫在管理方面从以保护为主转变为以服务公众为主，开始致力于提升公众参观游览的体验度，修整地面、理顺购票安检流程、科学配置厕所等，这都有利于公众在参观游览时感受到温馨和便捷。单霁翔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参观者的目的性多样化了，过去就是来旅游，但今天来的人有看展览的，有拍雪景的，有喝故宫角楼咖啡的，有买故宫文创图书的。“需求多样化，应变也必须跟得上。每个博物馆都有自己不同时段、不同时期的发展趋势，把这些叠加起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最后是营销包装。借助互联网和自媒体，故宫经过一系列包装策划，用呆萌的形象迅速吸引大批年轻人目光，由此带出了故宫文创产品的大卖。在这个过程中，重视新技术和新渠道是成功的经验，文创产品开发也注重彰显故宫特色，体现了差异化，让公众眼前一亮，流量变现的过程也就顺理成章。

作为文明的载体，珍贵脆弱的文物常被束之高阁，供我们隔着玻璃恒温恒湿地观赏，却忽略了越是钦慕，越是渴望了解、渴望触碰的心理。时代在变，生活在变，但是对于工匠精神的尊崇，对文化的传承却不会改变。今天故宫博物院将文化自信渗透到文化创意产品研发、制作、营销的各个领域，既跟随了时代步伐，也通过文化创意产品将文物背后的人文情怀、艺术造诣、时代精神等进行了体现。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故宫运营模式的创新价值》，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