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进入十月，各高校的校园招聘陆续升温。与此同时却出现了一种被媒体称为“慢就业”的现象，即部分毕业生不急于求职和求学，而是让自己暂时处于待定状态。

如果说“慢就业”已经成为就业现实的一部分，那么从教育主管部门到高校、家长和用人单位，应该给毕业生更多的选择。在保证大部分人顺利就业的同时，也应该允许部分毕业生更加从客、自主地设计自己的职业规划和人生道路，给高校和学生都“松绑”。

（摘编自《人民日报》《大学生就业，观念须“松绑”》）

材料二：

（摘自《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

材料三：

面对复杂而困难的现实，不去努力想办法解决问题，却千方百计地生造一些看似浪漫新奇实则容易麻痹大众的新词。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甚至会激化一些矛盾。新近流行的新词“慢就业”和“待定族”，就是典型例子。这两个词其实是在经济就业遭遇双重压力的现实背景下，一些媒体重新包装出来的伪概念。

大学生毕业后出去旅游、支教、当志愿者或在家陪伴父母，只要是自主选择，皆无可厚非。人们常说中国大学生社会交往能力、动手能力不足，用一段时同学习、充实、调整，作为个体选择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相关职能部门以此作为说服或者麻痹社会的依据，那就有些令人担忧了。

尤其最近几年，大学毕业生不断遭遇“最难就业季”，就业形势并不乐观。不难看出，许多所谓的“慢就业”扣“待定族”实际上是被动无奈地处于无业状态，而非有底气、有雅意地主动选择。不管是叫“下岗”“待岗”还是“创业人员”，没有工作就是没有工作。不会因为称呼变了，家庭就凭空多出一份收入。同样，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也不会因为他们被贴上“待定族”的标签，就得到任何改变。

没有多少家庭能够承受孩子不工作的现实，也没有哪个问题会因为造出了新奇的概念就得到解决。有关部门最该做的，是正视现实问题并努力想办法解决问题。

（摘编自新华社《“慢就业”“待定族”本质是掩耳盗铃》）

恒星即使在两个旋臂之间，也像流水一样漂浮在我们的四周——气势磅礴的自身发光的星球，有些虽然像肥皂泡一样脆弱，却又大得可以容得下1万个太阳或1万亿个地球；有些小如一座城池，但密度却比铅大100万亿倍。有些恒星跟太阳一样是孤独的；多数恒星有伴侣，通常是成双成对，互相环绕。但是那些星团不断地从三星系逐渐转化成由数十个恒星组成的松散的星团，再转化成由百万个恒星组成的璀璨夺目的大球状星团。有些双星紧靠在一起，星体物质在他们之间川流不息。多数恒星主要是以可见光或红外光放出光芒；其他恒星也是X光或射电波的光源。发蓝光的恒星是年轻的星，会发热；发黄光的恒星是常见的星，它们已经到了中年；发红光的恒星常常是垂亡的老年星；而发白光或黑光的恒星则已奄奄一息。银河里大约有4000亿个各种各样的恒星，它们的运转既复杂又巧妙。对于所有这些恒星，地球上的居民到目前为止比较了解的却只有一个。

每个星系都是太空中的一个岛屿，它们与其邻居隔光年之距遥遥相望。我可以想象，在无数星球上的生物对宇宙的模糊认识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在开始的时候都以为，除了他们自己小小的行星以及他们周围的那些区区可数的恒星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星星了。我们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对宇宙的正确认识是逐渐形成的。

大概许多恒星都有跟我们类似的行星系:在外围具有由大气环所包围的行星和冰冻卫星，而在接近中心处则有温热的、天蓝色的、覆盖着云的小星球。在一些行星上可能已经有高级动物，他们也许正在从事某种巨大的工程建设来改造他们的行星世界，他们是我们宇宙中的兄弟姐妹。他们跟我们的差别很大吗？他们的形状、生物、生态、科学、艺术等方面的情况如何？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知道的。

我们现在来到我们星系的行星上。由于重力作用，它们被迫做近似圆周的运动。冥王星是被太阳照亮的，因为太阳离它很远，从漆黑的天空中看上去，太阳只不过是一个明亮的光点。巨大的气体星球海王星、天王星、土星——太阳系的宝石——和木星都分别有一个冰冻卫星做伴相随。在气体行星及其冰冻卫星的内侧就是充满岩石的温暖的内太阳系。例如，在那里有红色行星——火星。在火星上有高耸的火山、巨大的裂谷、席卷火星的大沙暴，并且，完全可能还有一些初级形态的生物。

宇宙汪洋茫无际涯，范围之大，难以想象，而地球仅是其中之一，完全淹没于宇宙汪洋之中，它的存在可能仅仅对我们有意义。地球是我们的家，从整个宇宙来看，它不但景色迷人，天下稀有，而且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的行程所经历过的所有时空当中，只有这个行星上的人类开始对宇宙进行探索。我们有人类百万年来用巨大的代价积累起来的丰富知识。我们这个世界人才济济，人们勤学好问。我们的时代以知识为荣，我们是很幸运的。

（节选自《宇宙的边疆》

长不大的小白马

豆春明

他们，都挤在河边。像童话里说的一样，过了河，小白马就长大了，变成千里马。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版图，还在等着他们去开拓呢。不过有些人总是太调皮，过河后跑着跑着就变了样子。比如李白，跑到青崖间，成了一只白鹿。大多数人，还是跑成了马的样子。这里边，屈原就很不错，成了一匹烈马。他都六十多岁了，还痛苦和绝望得不得了，不肯苟活。《异苑》上说他“投川之日，乘白骥而来”。马背上还有一匹马，我们拦都拦不住。

他在前面，带了个好头。杜甫跟着，已经没劲了，还在跑。最后，累死在一条船上。还有些跑得特别快的，便成了奔马。性急的他们，总想赶在王朝日出或日落之前，多干点事情。可惜跑着跑着，突然就倒地不起。就像文天祥，还没活到五十岁。岳飞，四十不到。霍去病，才只有二十三……

就这样，河边一直乱哄哄的，水花四溅。没人注意到，从绍兴出发的陆游困在了河里。河水很大，陆游拼命挣扎。八十五岁那年，水把他冲回岸边，像杜甫一样，他累极了。但他还是用尽力气，说了几句话：“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可不，鹤发童心，八十多岁的人还在做梦。在河里漂了那么多年，也没能让他成熟一点。比起杜甫们，他在这方面差得太远了。杜甫最后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文天祥临刑前说“尘沙黯淡路茫茫”“碧空长共暮云愁”，哪一句不是成熟男人说的话？就连李白，也叹息“中天摧兮力不济”。他的“小太白”称号，算是白叫了。骨子里，他仍是出发时的那匹小白马。

曾经，陆游比任何人都渴望长大。按照童话里的布局，在成长的河边，他也碰到了红色的松鼠，棕色的牛，还有一个天下闻名的妈妈。出发前，他征求红色松鼠唐婉的意见。我过河好吗？他问，唐婉没说，呀，你别去，前些天我有个小伙伴才淹死了。她大概说的是，过不过你看着办，要紧的是我们在一起。

陆游妈妈耳朵尖，听了很不爽。她本该说，孩子，你去试一试，不然，咋知道水深水浅呢？她是北宋名相唐翊的孙女，说那样的话才符合她的身份。陆游听了，说不定就能试出一个水浅的地方，过河长大了。但愤怒冲昏了她的头脑，她只想赶走那只红色的松鼠。事实上，她也做到了，赶走唐婉后，陆游妈妈就不能再干啥了。不只陆游不答应，历史也没给她机会。

成长的河边，一下空旷起来。陆游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困在河里后，他常常想起松鼠和妈妈。心里针扎一般，无数次差点沉到水底。

唐婉再也没有回到河边。她在沈园和赵家两棵大树间跳来跳去。她找到了一个包容自己的丈夫，包容她继续爱着和思念陆游。在写完那首《钗头凤》不久，她便去世了，留给陆游一个红色的背影。

至于妈妈，陆游一直不肯原谅。在近万首诗中，几乎没写到妈妈。八十二岁时的一天夜里，他想起妈妈，依然充满恨意：“君听姑恶声，无乃遣妇魂？”二十三岁，他与唐婉离别，从那时起就开始恨妈妈。二十七岁，他写下《钗头凤》。二十八岁，唐婉离世。直到八十四岁，他还在写：“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一生只爱这只松鼠，一生都恨那个妈妈，这样的小白马要长大，的确很困难。

不得已，陆游继续漂流。那一年，他漂到四川，碰上了岸边的一头棕色的牛。不过不是牛伯伯，而是牛弟弟。范成大，比他小1岁。在南宋这样的小朝廷，千里马容易变成牛。把天下安危装在牛车上，让范成大们来拉。当时，四川属于前线，范成大们需要帮手。陆游问，可以过河吗？他自然说，咋不可以，水很浅的。然后急切地等着陆游过河上岸，和他们一起拉动牛车。

哪知，水太深了，一点不浅。陆游才走几下，就差点被淹没。他不甘心：不自量力提建议，跳高一些；不顾影响醉酒，发狂一点。还是不行，随时都有窒息的危险，这个牛弟弟，毕竟没有牛伯伯的经验和眼光。

在四川的几年，水越来越深。后来，连范成大也无法涉水而过。但陆游仍在努力，梦想过河后日行千里，去干大事。“尧舜尚不有百蛮，此贼何能穴中国？”他这样对离职的范成大说。

范成大离开四川后，陆游接着漂流。但是直到范成大去世，也没看到陆游过河上岸。

也许，陆游不该从四川的水域过河。他需要换换地方，比如到虞允文那里。虞允文是南宋力气最大的一头牛，通过采石之战，硬是把南宋小朝廷拉到一个暂时安全的地方。他长陆游15岁，还知道哪个地方水浅，完全可以当个牛伯伯。做宰相后，他的确提拔了不少人。陆游当时正值壮年，正处在过河长大的关键时期。但牛伯伯虞允文并没有把他从河里捞上来。

属于陆游的过河时光短暂而漫长。短暂，是对他而言；漫长，则是对我们而言，千百年来，我们不止一次想帮帮陆游，但手伸到半途，又缩了回来。一匹长不大的小白马，不正是上天对我们的恩赐？试想一下，背着红色的粮袋，一匹白色的小马，每天都在为我们过河，我们多幸福。解开粮袋，里面是金色的麦子。血泪一粒，苦痛一粒，悲愤一粒。每一粒，都是从陆游的心田里长出来的。那可是救命的粮食，救的是苦难的家国的性命。

陆游死后，陆家的子孙一夜间长大了。在崖山一役中，孙子陆元廷忧愤而死，曾孙陆传义绝食而亡，玄孙陆天骐投海自尽。接下来别人家的也长大了：陈亮、文天祥、陆秀夫、顾炎武……

小马天天过河，童话正在继续……

木 雏

林斤澜

50年代后期，我在圆湖村里“蹲点”，树立“一天等于20年”“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典型，很招人参观。春天，来了十来个大学生，由一个老师带着。这老师是刚毕业的留校学生，顶多是个助教吧。但农民分不清大学里的职称，反正助教也是老师，便戳着他的脊梁嘀咕道:怎么有这么个老师？还是大学老师？

他比他带的学生大个三两岁吧。可是按农民说，要“木”十岁。木就是不活泛，见人不会说话，不知道招呼。又说要“雏”十岁。雏是幼稚。

一天早上，我那房东在院子里浇水，巴掌大一块地上，正有新绿钻出来，不到两寸高，几个学生有的说是葱，有的说是蒜，有的要打赌。房东觉着好玩，说:

“想必大学里也修行，忌吃五辣，不知道葱叶儿是圆的，蒜叶儿是扁的。”

没想到那位老师正经摸出小本子，往上写字，嘴里念叨着:

“葱，圆的。蒜，扁的。”

房东撑不住笑起来，那几个学生为老师不好意思，转头跑了。老师只管写着，全不知觉。我探过头去瞅瞅，不懂，看样子是英文。

我可怜这个知识分子，小声跟房东说，人家会英语。可是房东不清楚英语是什么，更加笑开了，说:

“还划洋码呀？”

过了两天，房东家里发鸡瘟，十来只鸡死了一多半，房东心疼得吃不下饭，那位老师走来问病鸡和好鸡怎么认？

房东蹲在那里没好气，说:

“认屎呗。”

老师不懂眼色，追问好鸡的屎什么样？房东没奈何，又说:“溏屎。”

“溏屎？”

老师傻着眼，可又摸出小本子来了。房东扭过脸去，六岁的小儿子咧着嘴，唱儿歌一般说道:

“一堆儿，一堆儿。带尖儿，带尖儿。下边黑黄黑黄，是红溏，尖儿白花白花，是白溏。”

老师往本上写，房东站起来往屋里走，嘀咕道:“一个鸡屎，也划洋码。”

他觉着晦气。老师却一边写，一边往地上张望，小儿子指着一堆叫道:

“这就是，尝尝不？”

老师只管端详着，随口说道:

“不尝，不尝。”

小儿子大笑。屋里他娘叫了声“哎哟”，一会儿，打发小儿子到红医站给拿膏药，说是岔了气。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前几天我在晚报上看见圆湖村有个养鸡户收入论千，从不死鸡，鸡瘟进不了他家的门儿。我顺便去看看，就是那房东家，不过老房东两口子都去世了。当年的小儿子现是当家人，当年种葱、蒜的那块地，现在拉上篱笆，养着上百的来亨鸡，血红的冠子，雪白的羽毛，一个个神气活现。正想说几句什么，听见脚步响，那青年当家人扔下我，奔向院门口，迎着一位中年胖子。细一看，奇了，可不就是那位老师吗？他见老了，眼泡鼓鼓的，腮帮耷拉耷拉的。他不往院里走，定定地望着院外的杏树。正是早春，杏花灰白灰白好像烟雾，青年当家人说:

“怕是大年哩，杏花要‘旧’，桃花要‘喧’。”

老师摸出小本子，我看见他写着字，可咧开了嘴，口水都要流下来了。不光是“雏”了，还透着“傻”来。我心里一动，走过去提起50年代，他望望我，想不起来。我又说起他带的学生，好像想起来了。为什么说是“好像”，因为没有这种时候常有的欢叫，只是嘴里说道:“哦，哦……”

不光是“木”了，还透着“僵”来。我还要叙旧，但当家人打断我的话，直跟老师解释，什么“旧”呀“喧”呀，都是方言土语，不知道科学不科学。琢磨着怕跟风啦雨啦有联系，杏花开得早，是起风的时候，桃花在清明前后，清明时节雨纷纷……他只怕解释不细、不全、不当，不留点空子让我说话。我只好探过头去，看看老师写什么，写的汉字不像汉字。这回，我断定是日文。

老师写着写着，挪步往杏树那边走了。当家人回过头来，只管去轰他的鸡。我只好跟过去，想想问道:

“这老师，现在是个干什么的？”

青年当家人头也不回，说:

“一个老专家，不是说空话的人。”

我噎了一下。不过这些年也添了些涵养了，不动声色地还问道:

“什么专家呢？”

“化学。”

“化学……”

我知道化学里边还分好些专业呢，可又一时使不上嘴。那当家人说:

“我这儿没死过鸡，仗着‘长效避瘟散’，就是他配的方。”

“我当他……他……他老了呢，都张着嘴流口水的……”

青年当家人直往屋里走，说着:

“有病。叫造反学生扇的。”

（有删改）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成熟，应该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历史著作，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文学著作。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记》开拓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来以人物为中心的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史记》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向人们展现了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

《史记》之所以能在历史与文学两方面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一方面固然取决于司马迁个人的天才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先秦时期已经产生了相当卓越的文学著作，这些著作对司马迁的历史观、文学观、审美观的形成及其具体的艺术操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左传》、《国语》、《国策》的许多章节，其叙事写人的方法，其描述用语及其人物辞令的巧妙，都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所不同的就在于它们还都不是以人物为中心，它们的写人仍然是为了叙事。先秦也曾有过名称上类似于传记的著作，如《晏子春秋》，可惜它的目的仍不是写人，而像是一本逸闻趣事的资料汇编，完全没有剪裁。因此，真正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学的创始人，只能归于司马迁了。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他著有《列传》50篇，这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近两个世纪。

从《史记》出现的西汉时期开始，到清朝被推翻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产生了浩如烟海的传记与传记文学。在历朝正史中，被后人称之为“传记文学”的首先是《史记》，其次是《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新五代史》的若干篇章，其他“正史”在中国文学史上一般很少被人提及。《史记》是历史性与文学性高度结合的完美之作，这种完美结合在史学史上和文学史上都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班固是司马迁的杰出继承者，也是古史传统的改造者。从班固开始，他在有意识地把“历史”与“文学”分开。从今天的观点看来，作为“史学”的品格，《汉书》无疑是更完美、更系统、更周密了；但从文学角度讲，《汉书》则无疑是在大踏步地倒退。但《汉书》毕竟因袭了《史记》的旧有成果，因此，《汉书》作为一部“正史”，其文学性在我国古代散文中也是屈指可数的佼佼者。

从传记发展的历史上看，两汉是我国古代“史传”文学最辉煌的时期，这时其他形式的传记文学还大都没有出现或没有大量发展起来。从魏晋开始，随着“史传”文学的逐渐衰落，其他各种形式的传记作品则日益兴盛起来。应该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衰落”，并不是指《三国志》、《后汉书》等这些著作的“历史”价值与“文学”品格，我们所指的只是它们的“文学”水平与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