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认为，修身是从政的前提，欲正人先正己，人君只有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以身作则，百姓才会效法学习，社会风气也才会随之改善，社会治理才会出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孔子说：“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

孔子认为，“七教”是人君治国理民的根本，只有人君坚持德教，整个社会才能和谐有序。“三至”则体现了孔子礼乐治国的为政理念。孔子认为，明王只有达到“至礼不让”“至赏不费”“至乐无声”这三种境界，才可以对外征伐。明王所征伐的对象必定是无道之君，是为了吊民罚罪，必然会得到所征伐之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孔子认为，明王所进行的征伐是战无不胜的，在他看来，征伐有时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孔子还在《大戴礼记·用兵》中把战争分为两种，即“圣人之用兵”和“后世贪者之用兵”，这两种战争的动机和后果是截然不同的。

孔子还认为，明王要达到天下大治，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劳苦和耗费。所以《大戴礼记·主言》载：“孔子曰：‘内修七教而上不劳，外行三至而财不费，此之谓明主之道也。’”这里所提到的“不劳不费”是孔子“无为而治”政治理想的具体化。文中还提到“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这也体现了早期儒家“无为而治”的施政理念。这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相契合，《论语·卫灵公》也载“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孔子认为，“明德”不仅是“明王”“圣人”为政理民的重要前提，同时还是他们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保障。《大戴礼记·少间》就对“明德”与民族关系的处理有着详细的阐述。在孔子看来，虞舜、商汤、周文王因有“明德”而得天下，并得到四夷的归附；相反，夏桀、商纣因失“明德”而失天下。

孔子认为，执政者要想倡导“德政”，就要首先“发厥明德”。他认为，舜、禹、汤、武丁、文王等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古圣王，不仅是因为他们受命于天、修德砺能，得到本部族的拥护和支持，而且他们都有德化天下、四海一家的胸襟和气魄，使四夷能够自觉向中央政权归附和靠拢，在地理格局上形成众星拱月之势，这样就使自身的稳定和发展有了和平的外部环境。相反，夏桀、商纣没有秉承、发扬先王的“明德”，连自身性命都没能保存，整个王朝也随之灭亡，所以更谈不上正确处理华夷关系了。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进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炫耀暴力和武功是氏族、部落大合并的早期宗法制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光辉和骄傲。所以继原始的神话、英雄之后的，便是这种对自己氏族、祖先和当代的这种种野蛮吞并战争的歌颂和夸扬。殷周青铜器也大多为此而制作，它们作为祭祀的“礼器”，多半供献给祖先或铭记自己武力征伐的胜利。而凶怪恐怖的饕餮形象，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是保护的神衹。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在今天是如此之野蛮，在当时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正因如此，古代诸氏族的野蛮的神话传说，残暴的战争故事和艺术作品，包括荷马的史诗、非洲的面具...尽管非常粗野，甚至狞厉可怖，却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美学魅力。中国的青铜饕餮也是这样。在那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着一股深沉的历史力量。它的神秘恐怖正是与这种无可阻挡的巨大历史力量相结合，才成为崇高的美。人在这里确乎毫无地位和力量，有地位的是这种神秘化的动物变形，它威吓、吞食、压制、践踏着人的身心。但当时社会必须通过这种种血与火的凶残、野蛮、恐怖、威力来开辟自己的道路而向前跨进。这个动辄杀戮千百俘虏、奴隶的历史年代早成过去，但代表、体现这个时代精神的青铜艺术之所以至今为我们所欣赏、赞叹不绝，不正在于它们体现了这种超人的历史力量才构成了青铜艺术的狞厉的美的本质?这如同给人以恐怖效果的希腊悲剧所渲染的命运感，由于体现着某种历史必然性和力量而成为美的艺术一样。超人的历史力量与原始宗教神秘观念的结合，也使青铜艺术散发着一种严重的命运气氛，加重了它的神秘狞厉风格。

同时，由于早期宗法制与原始社会毕竟不可分割，这种种凶狠残暴的形象中，又仍然保持着某种真实的稚气。从而使这种毫不掩饰的神秘狞厉，反而荡漾出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童年气派的美丽。特别是今天看来，这一特色更为明白。饕餮纹饰也是如此。它们仍有某种原始的、天真的、拙朴的美。

所以，远不是任何狰狞神秘都能成为美。恰好相反，后世那些张牙舞爪的各类人、神造型或动物形象，尽管如何夸耀威吓恐惧，却徒然只显其空虚可笑而已。它们没有青铜艺术这种历史必然的命运力量和人类早期的童年气质。

社会愈发展、文明愈进步，也才愈能欣赏和评价这种崇高狞厉的美。在宗法制时期，它们并非审美观赏对象，而是诚惶诚恐顶礼供献的宗教礼器；在封建时代，也有因为害怕这种狞厉形象而销毁它们的史实。恰恰只有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宗教观念已经淡薄，残酷凶狠已成陈迹的文明社会里，体现出远古历史前进的力量和命运的艺术，才能为人们所理解、欣赏和喜爱，才能成为真正的审美对象。

（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最近，中国某地模仿法国风格建筑的小镇在网上热传。大到埃菲尔铁塔，小到路灯、雕塑、植被，让人真假难辨。有网友直呼，和巴黎相比，这里就差一条塞纳河了。

这一现象并非孤例。据统计，中国至少已有6座“凯旋门”，10余座“美国国会大厦”，3座埃菲尔铁塔……徜徉其中觉得很“洋气”，“摆拍”出来像置身异域，让人不出国门就能体验世界风情。这些建筑的出现，固然有其出现的土壤，但“全心全意搞山寨”，总归是附在别人文化表层的一贴“狗皮膏药”。法国的巴塔兰克剧院作为当代音乐史上的圣地，建筑虽也融合了中国元素，但并没有因此而丢失自己的文化属性，而恰恰是因为其承载的巴黎文化，使之屹立150余年仍魅力不减。反观国内的一些高仿建筑群，哪怕是被冠以“中国的巴黎”“东方佛罗伦萨”，做到极致也不过是赝品，失了本国本土的文化精神，有皮没瓤。

事实上，中国的建筑风格从来都是兼容并蓄的，并不一味拒绝“洋建筑”，关键在于如何在借鉴的过程中，呈现出建筑的文化主体意识。比如，北京的前门大街，就是一个融合了中西风格，呈现出独特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积淀的特色历史街区。而人们之所以质疑当下的一些西式建筑热，就在于其舍本逐末、生搬硬套，缺少了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文化的理解。

与“模西建筑热”同样遭受诟病的，还有“仿古建筑热”。有的地方，本来并没有什么前朝风土，却乐于以古街古巷为名，雕梁画栋，青砖粉墙，小饰品假古董齐出，臭豆腐烤肉串并售。如果前者是对西式风格的盲目崇拜，后者则是复古思维的畸形生长。“从街区历史找卖点，然后找投资，再找规划设计、施工队”的仿古建筑公式，对于西式建筑热来说，同样适用。无论是抄袭西方，还是效颦传统，建筑设计与规划的盲从背后，是对文化根底不自知、对文化传统不自信。

建筑，既是文化的表现，也是生活的沉淀。每个地方的建筑，都植根于自己的历史脉络之中。千姿百态的开平碉楼，集防卫、居住功能于一体，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民居风格；马达加斯加首都族群混杂，马来高脚草屋、非洲木板棚与欧式教堂错落有致，多元才是这里的和谐；而作为中国获得普利兹克奖的第一人，王澍让每一层的每一户都有自己的小院和植物，“出则繁花似锦，入则清净悠远”。房子可模仿，文化难复制，只有立足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能找到创新式融合的思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我们的文化与历史，已经给建筑留下了丰富的馈赠。立足文化本体，深挖地域特色，根深方能叶茂。北京如今大力推动中轴线沿线重点地区综合整治保护和申遗，就是因为那是老城的灵魂，中华民族“内和外安”的文化基因、“左右对称”的营城理念、“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都集中体现在这里，在人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缺了非物质文化的滋养，建筑即使再雄伟也缺少一条脊梁；而有了乡愁和人文的淬火，哪怕穿越千年，安身之所也能成为精神家园。

（节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一：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东中西部的10个省份的调研结果显示，2005年-2015年间，近六成中小学生睡眠不足国家规定的9小时，造成学生休息不足的原因主要是校内外的课业负担过重。“00后”小学生超过国家规定在校时间的比例达75%，平均在校8.1小时，比国家规定最高时间6小时超出2.1小时；“00后”初中生超标比例达85.9%，平均在校11小时，比国家规定最高时间8小时超出了3小时。

与国家规定相比，学习日做家庭作业的时间，小学生超出0.7个小时，超标比例达66.4%；初中生超出1小时，超标比例达78.5%。休息日做家庭作业的时间小学生超出1.8小时，超标比例达81.1%；初中生超出2.3个小时，超标比例达87.1%。

过重的学业负担导致中小学生的休息权被剥夺，对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新京报》2018年03月05日 朱永新：《要切实保障好学生和教师的休息权》）

材料二：

“减负”最要紧的是做好五件事——调结构、转方式、提质量、重个性、讲规律。

“调结构”，就是“减负”要做好加减法。具体而言，就是要适当减少文化课学习的时间，增加德育美育体育学习的时间；适当减少书本学习的时间，增加实践教育的时间；适当减少单纯知识技能训练的时间，增加学生综合素养培育的时间，等等。

“转方式”，就是适当减少教师不适应学生学情导致的学习负担，转变教与学的方式，更多的在激发学生兴趣、教会学生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上下功夫，等等。

“提质量”，就是要减少重复、低效的机械训练负担，增加能够调动学生积极思维的、具有挑战性和创造性的教育教学活动，以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

“重个性”，就是要减少学生同质化的学习负担，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为每个学生提供合适的差别化的教育；要适当减少统一的强制性的学习负担，增加学生多样化的自主性的学习活动。

“讲科学”，就是中小学教育要尊重规律，依靠科学。以考试评价为例，日常考试的功能不是要给学生排名排队，而是为了诊断和改进。

（《中国教育报》2018年03月05日 《张志勇：别带着误解看“减负”》

材料三：

“减负”本身具有教育、心理、文化三重含义。从教育意义上讲，“减负”不是单纯的在校学习量的减少，不是学生学习需求的遏制，更不是学校推卸教育责任，将学生的学习需求转移到校外辅导班。“减负”减的是对学生发展而言过重的课业负担，减的是不合理的课业负担，减的是枯燥乏味反复训练，减的是过量的作业负担、频繁的考试负担；从心理意义上讲，减的是因超纲学习和超前抢跑而给学生带来的愈来愈重的心理负担，因竞争带给教师、家长的恐慌情绪和焦虑心理；从文化意义上讲，减的是功利性意图对教育环境的压制，减的是竞争意识对教育氛围的戕害，减的是毕其功于一役思维在基础教育领域的蔓延。

（《中国教育报》2018年03月07日 王凯：《扎实“减负”孩子才有全面发展空间》）

材料四：

减负，是肯定要减。

但，关键是如何减、减哪些、减到什么程度。

首先，要区分清楚哪些是“负”、哪些是“正”——哪些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认知发展规律、成长成才规律，哪些不符合。这个是减负的基础；

其次，孩子们各个不同（身心发展、认知发展等规律不同），需要针对不同类群的孩子，做出哪些是“负”、哪些是“正”的清晰区分——这个减负的关键，因为对有些孩子是“负”的，对另外一些孩子可能就是“正”，因此，减负应该严禁一刀切！

再次，减负应该减到什么程度，这也很关键，因为无论是知识掌握还是技能训练还是能力培养，都需要一定的“劳动”强度和广度；而且对不同的孩子，“劳动”强度和广度大不相同。这个也是一刀切不得！

最后，减负不是目的，转变学习与成长模式才是关键——变量的积累为质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减负=减量+增质。

（《新京报》2018年03月12日 张勇：《把减负落在“减量+增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