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首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歌”在国际气象界 （广为人知/鲜为人知），“二十四节气”也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雨水“柳发芽”，惊蛰“动物醒”，春分“燕归来”，白露“燕南去”。二十四节气记录了耕种麦收、种瓜点豆等诸多农事。清明踏青，冬至吃饺子，大雪堆雪人，吃时令菜蔬等行为也伴随着节气的到来而成为一种习惯。

从气候学角度看，“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步认识到的季节更替和气候变化规律，    （凝聚/聚集）了中国人对大自然的认知智慧。它起源于黄河流域，把全年分为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等节气，以反映四季、气温、降雨、物候等方面的变化。它反映出中国古代民间对气候的    （朴素/普通）认知。农耕时代中国农民一直依靠“二十四节气”来安排生活和生产，这种科学认识远播海外各大洲，影响了全世界。

西汉刘安组织编写的《淮南子》一书里有完整的“二十四节气”记载，详细地介绍了节气推算的方法和节气的有关内容，论述了天地、日月、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生成，以及对人类和社会生活秩序与农业生产的影响。

从“二十四节气”的命名可以看出，节气的划分充分考虑了季节、气候、物候等自然现象的变化。不过，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二十四节气”的适用性也发生了变化。桃花常常在惊蛰节气到来前就红了；清明节后时常出现气温    （飙升/蹿升），一日入夏；夏天雨日少了，暴雨强降水多了；冬天里冷空气频数小了，寒潮强度变弱了，暖冬成为了新常态。

（取材于2016年12月5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白露是九月的头一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八月节……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露是靠近地面的水蒸气夜间遇冷而凝结成的小水球，因色白而称“白露”。

写白露的诗，孟浩然的《初秋》比较直白，诗云：“不觉初秋夜渐长，清风习习重凄凉。炎炎暑退茅斋静，阶下丛莎有露光。”再如杜甫这首《白露》诗，也描绘出一幅美好的喜秋风景图：白露团甘子，清晨散马蹄。圃开连石树，船渡入江溪。凭几看鱼乐，回鞭急鸟栖。渐知秋实美，幽径恐多蹊。诗意挺美。

但大多数的诗是借白露之景，寄托和抒写诗人内心情愫的。《诗经·蒹葭》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就常为人所吟诵，表现诗人思见心切，望穿秋水的情感。

南北朝谢朓的《秋夜》很有名。“秋夜促织鸣，南邻捣衣急。思君隔九重，夜夜空伫立。北窗轻幔垂，西户月光入。何知白露下，坐视阶前湿。谁能长分居，秋尽冬复及。”全诗描述的是思妇怀人，一段浓情蜜意全从平言淡语中倾泻而出。

然而最为人熟知的还是杜甫的那首《月夜忆舍弟》，诗中“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写尽远方游子的满腔思乡之情，尤其是后两句，已然是经典名句了。

（取材于徐廷华《白露》，有删改）

二十四节气是天人合一观念的最美呈现，古人通过不断感应、变化、调适和效仿，获得了精准的秩序感。

节气绝不仅仅是利用动植物活动“指示”时间那么简单，也从深层折射出中国人“生活的艺术”，时刻在提醒你置身于“天、地、人、物”共在的环境，用“仰观俯察”的艺术思维，“观物取象”的归纳智慧，建构多情的意象世界。古人“咏物写景”的节气小诗，无不是“以物比兴”的呈现。可以说，中国诗歌始终未曾离开这种“感时”而生的抒情传统，二十四节气是令人心醉的“物语”与“人事”的对答。

然而，它又不只是艺术的，更是哲学的。在本质上，它通往一种实践的哲学。二十四节气既是自成系统的认知体系，又是具体的实践指南。这种宇宙观直接从生产、生活经验中累积提炼，既非抽象演绎，也非理论空想。二十四节气，无疑实现了特殊与普遍、具体和抽象的统一，是中国古人自然观和审美观的完美表达。当西方实用主义标榜“日常生活审美化”时，二十四节气早在千年前就已奠定了生活审美观的基调，将自然气象融入生产，用诗性的智慧赋予农业生活高度的形象性、情感性和艺术性。

可以说，节气是最纯粹的中国化的时空表述，最大程度上彰显了一种中国阐释与中国气派。如:它划分时空的规制模型就遵循了“圆”与“周”的思维，周行不殆，循环往复。对节气的描述也暗合了“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生发变化”。四时与五行的比附关系，寒暑昼夜背后的阴阳消长，无不映现着《易》的精神内核和道家的“宇宙气化”观念。从而，阅读二十四节气，更是悟“变与不变”的宇宙之道，它无疑是最高的中国智慧。

二十四节气的背后是一个多情的诗性世界，是中国古人体悟宇宙、亲近自然的曼妙智慧。随着城市化、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农耕文明离我们渐渐远去，久居城市的人们难免会丧失对土地的情感和对自然的感知，变得神经粗糙，麻木起来。因此，我们需要去寻找“失落的世界”。

（取材于俞耕耘《品味二十四节气》，有删改）

甲骨文情景交融的和谐美

田川

自然形态的甲骨文又称甲骨刻辞，是古人崇拜天地和神灵祖先的产物，凡是自然气候变化、军事行动、田猎、耕种、生育等皆要问神灵、祖先，释疑难，解吉凶。甲骨文的形成是用毛笔先书写到甲骨上而后用刀刻，或直接用刀刻之。表现出来的文字线条比较单一，多呈直线或折线状，常带有刀锋痕迹，故而给人一种视觉形象独特美的效果。

甲骨文所表现出来的客观存在的自然事物是经过艺术化处理的，情、景作为我国古典美学的独立范畴，被巧妙地运用到甲骨文的创造中。“情”是契刻者刻字时的情感塑造，以及几千年后甲骨文对后人的情感冲击，二者激起的情感共鸣。“景”是泛指当时的一切社会和自然客观存在物的图景或形象。当我们审视甲骨文字的情景融合时，便成了今人和甲骨文之间的交流关系，从审美的角度看，情、景还应包含文字意义内容与文字造型的辩证统一的关系。

从现有的甲骨文研究中发现，甲骨文中的一些会意字鲜明活泼，在构图中被组织成一幅幅情真意切的画面，这种独特的画面产生一种独特的美像，给人以很大程度上的想象空间，同时也保留一定空白，使文字这一客观主体与人的情感有了更大的交流融合。甲骨文之所以能穿越时空让后人与它们产生共鸣，这不仅是因为它的造型美，更在于它的真实性。甲骨文无论是它的载体或是它的文字都呈现出美轮美奂的形态，它所表现的内容和细节也是淋漓尽致地使甲骨文的情和景交融在一起，使一些极具趣味的情感传达出一种令人遐想的美。

甲骨文情景美首先是文字排列上的主次关系，文字笔画的变化无穷及其丰富多层次的构图烘托了情景。其次是文字静中有动的结构，这样的场景主要表现在田猎、牧鱼等劳动方面；不但有动态的美，也有静态的美。再次是文字的虚实结构，甲骨文的虚实关系处理得非常到位，文字实中有虚，虚中有实，二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生成情景美的构图。虚实相结合符合审美要求，它时隐时现，把情感隐蔽在每个字中，在客观事物和夸张中传达出契刻者的情感世界。

甲骨文情景美不是仅以具象为美的，而是逐步离象而求，囊括万殊，是人类精神境界的宝贵财富。甲骨文之所以能穿越时空三千余年再现于今日世界，就是因为它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和不可替代的魅力。甲骨文作为殷商时期的主要文字符号，殷商社会状况和审美风貌必然体现在其中，为我们研究殷商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节选自《艺术科技·试论甲骨文的审美与欣赏》）

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已有大半个世纪，它在中国的传播则不到20年。时间虽短，中国人对它的理解、态度、运用却有很大的变化，这反映了20年来中国社会状况的巨大变迁，也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把握社会思潮并用之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方向、路线、政策的改变引发了社会结构、人际关系、文化心理各方面的巨大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汹涌而来的商品潮，大大地激发了中国知识界的批判意识。终于有人领悟到了，时代的前进使人面临着一种问题转换：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仅止于抨击守旧意识，为改革鼓与呼，而且要从价值层面对现代化的方向、后果或伴随现象加以监督，做社会公正的发言人，精神和文化的守护者。

中国文化传统中，批判的精神相对薄弱，要在工业化进程中从事批判，更是资源难寻。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但是一个现存的武器库，而且以其深刻锐利令人倾倒。

使有些中国文化人感到惊喜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社会的揭发与批判，竟与自己对当前现实的感触相差无几。比如，他们指出，在商品丰富、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新的匮乏产生了，即精神的空虚和痛苦：人们成了商品的俘虏，他们被动地接受传媒铺天盖地的广告，这些广告制造虚假的、强迫性的需求，人们的情趣在不知不觉中完全被大厂商调度和控制，毫无理性地一味追求高档、名牌商品；在虚假的满足中，人丧失了自己的天性，甚至丧失了痛苦的感觉，这并不是说明痛苦不存在，而是说明人已被异化得失去了自我。

大众文化、商品文化时代的到来，使得文化享受（实质上是文化消费）摆脱了贵族化限制，而成为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文化工业概念，深刻而尖锐地揭露了这种庸俗文化的本质：这种大批量制造的文化商品使艺术作品的创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萎缩乃至消失，它们不是按照艺术品的内在逻辑创造出来，而是按投资者和制造商对投入一效益的估计批量生产，它们的价格越便宜，内容就越贫乏，品质就越低劣。但大众的口味就这样被调配，以至于人们在表述内心生活和倾诉感情时，都按照文化工业提供的单一模式进行。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指出，由于异化性的高消费、高生产，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早已不复存在，双方处于极度尖锐的对立和冲突中；贪得无厌地追求物质享受驱使人不加节制地开发自然，这实际上成了盘剥和破坏自然。他们警告说，自然界对人类的侵略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它会进行报复，在人与自然的战斗中，最终吃亏的还是人。他们主张重建新的经济模式，限制消费，降低生产，扭转浪费资源、破坏生态平衡的趋势。

凡此种种，在中国是别开生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有价值的内涵是它的批判精神，它提出和发展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反省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负面现象，抵制物欲的膨胀和拜金主义盛行，具有可贵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摘编自徐友渔《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注）下面试题中，“西马”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