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

冯骥才今年74了。他说：“是不是人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都特别想看明白自己？”

问他到底看明白没有呢？他回答说，看明白了。几十年里，他一直在各个领域来回穿梭，刻意或随性。到了这时，他终于觉得，这样的自己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

采访他时，他说起什么来都高兴，惟独讲起那些正在消失的文化遗产和村落来，表情就变得格外严肃。“我想我的岁数大了，我更希望年轻人接着做下去。”他对我们这些在座的年轻人说。

1994年、1995年前后，冯骥才在大众心目中还是一个传统的作家、艺术家。那段时间，他写出了一批“俗世奇人”的故事，共18篇，都是天津卫的奇人奇事。也是在那时，天津这座他常年居住的城市面临一场旧城改造的风波。为了“抢救”这座600年老城的文化遗产，他邀请了诸多专家进行文化采风和地毯式考察，编成《旧城遗韵》一书，还建议副市长建一座城市文化博物馆。

法国前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曾提出“大到教堂，小到羹勺”的口号，在全法国做了一次文化普查。冯骥才觉得，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遗产也需要这么一种全面考察。他当时也提了一个口号，叫做“大到村落，小到荷包”。他还在两会上提议说，中国也应像欧洲那样有自己的文化遗 产日。后来提案通过，国务院确定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

2003年，61岁的冯骥才受法国文化基金会之邀去了一趟巴黎，在那里住了两个月，研究了法国大量的文化资料。回国后，就开始着手做田野调查工作。

从木板年画、唐卡到口头文学、文化传承人名录，冯骥才和他的团队开始了规模浩大的“抢救”工程。民间艺术文化的分类、使用方式、工具材料、制作方法、传承谱系等都以文字、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并梳理清楚。冯骥才把这叫做“摸家底”。十多年过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2013年主持成立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人称“传统村落保护第一人”。

秋日，在大山里听溪水吟唱

张秀超

早上起得晚了，简单收拾一下，出城回老家。

老家在康熙、乾隆皇帝当年打猎的塞外皇家狩猎场的大山下，那山太高，当地人叫它坝，老家在紧贴着坝的地方，人们称坝根子，村名叫桦木沟。

这个地方林茂草丰，四季都有好风光。尤其是深秋时节，浓霜染过的林海，好看得不得了——松树是绿的，老蔡树是紫的，杏树是红的，山梨树是金黄的……层林尽染，任你什么样的丹青妙手也难以描绘那样唯美曼妙的壮美，海内外的摄影家这个时节总是蜂拥而来，到这里捕捉美的画面。

每年这个季节，我总要回老家待上几天。

到家，放下行囊，带上相机，赶忙上山。

10月的塞外深山里，播种过莜麦、荞麦、土豆的土地，大多都已收获了，只有一些棒子地还没有收割。那小树一样的棒子棵，有的挂着白了皮的黄棒子，有的棒子掰了，只有秧子长在地里。过了一条叫白水的小河，我贴着一块棒子地边的茅草小路往山上走。

“你站一下。”

顺着声音，我看见一个身影，拨拉着棒子秧，从地里走了出来。

这是个瘦高的身影，黑裤、黑袄，驼背，面色黑红，皱纹如犁过的土地一样细密松软。是村里的二爷，80多岁了，是村里最老的人了。

他在我们村里，是少有的看到过解放前光景的老人。他小时候给大户人家放过猪，后来赶大车，还做过多年的队长，当车把式那年月，是他人生最为辉煌的时刻，他赶着四套马车，去海边拉咸盐，好多年，一村子人吃的盐都是他拉回来的。他是村里走过远路、见过大世面的人。

这时，他出了地，坐在地边的一块青石头上，指着对面的一块白石头，让我也坐下。他掏出个白布烟口袋，装了一袋烟，他的烟口袋和烟袋杆子是拴在一起的。当他把烟袋叼在嘴上的时候，那烟口袋就如一个耍单杠的远动员，在烟袋杆子上跳荡。一口蓝烟，飘在他苍白的头顶了，他说话了：

“咱国家有个写字的，得了那个啥奖了，是偌背耳?”

“是诺贝尔奖。”

“那人是山东的?”

“对，是山东高密的。”

“是咱老家那儿的。你知道不，咱们这一村人，都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那时候这儿开围垦荒，这地都是那时候一镐头一镐头刨出来的。”

“那人，你熟不?”

“不熟，只是读过他的书。”

“他写高粱，咱这里可没有高粱，尽种莜麦、荞麦，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从老辈子就种荞麦。”

顿了一会，他又说道：“他写高粱酒，还写那些老人们的事儿，都是听人说的吧?”

我有些吃惊：“这你也知道?”我晓得他是不识字的。

“从电视上看的。”他说。

“他写的，那不就是老人讲的故事吗?”二爷吐了一口烟问我。

“不是故事，那是小说。”我告诉他。

“那这些年，你也写这个?”二爷的眼睛看着我问。

“对，写小说。有时候也写别的。”

“他写高粱，你知道咱这里过去是啥吗?那比高粱还有气势!”

“你知道不，300多年前，这里是原始大森林，一棵松树，好几个人都抱不过来。身边的这条河，现在细得像一眼泉水了，那个时候，坐皮筏子打细鳞鱼。后来树就砍光了，四面八方的人，就在这开荒种地。那也有好景致，你知道吗，这里漫山遍岭是荞麦，荞麦你看过吗，那白花一开，一二十里，就像大海上翻卷的波浪……”他的手朝眼前的山梁，画了个很大的弧形。

“这里打过仗，也来过土匪，这黑土里，埋着一代代的人，哪个人都有故事。埋了就带进土里了。等知道他们事儿的人也死了，那些个事儿可就都死了。”

“那个人，他现在还在山东?”

“不，他在北京。”

“那我看电视说，他老家还有房院，他指定是常在老家待着。我看你回来，把你家那老房院收拾收拾，回来住住，比在城里强。”

“你不是想听过去的故事吗?我给你说说，多了去了!晚上，到你家去吧。”说罢，老人拿起镰刀，又进棒子地了。

我的心，似风吹动着一树的叶子，哗哗地舞动着。

二爷一直看不起写字的。

而在今年的这个深秋，在中国，有个叫莫言的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没想到，这个消息竟然在遥远的塞外，在一个叫桦木沟的深山里，让一个80岁的收棒子的老头，我的二爷，对文学这个行当产生了兴趣。对从事这个行当的我，也有了一份迟到的看重。

这个事情，在我的心头掀起了一层层的涟漪，一位作家，荣获了一个国际的文学奖，从而让一个老人看到了文字与土地、生灵的关系。我想，这就是这个奖对作家、对文学的意义吧。

这个秋日，在天高云淡中，观如画的山景，闻鸟鸣幽谷，听溪水潺潺，我的心从来没有这样的欢畅，我也从来没有听到，山涧溪水的歌吟是这样的清脆悦耳……

我国古代历史上生活着一类特殊群体，他们不以官职论高低，不以财富论成败，进可拜将封相，退则遨游山野，功成不倨，恃才不傲，平生致力于修身养性，治国安邦，这就是“士”。士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升华和瑰宝，其立身之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其结晶则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

古代的“士”是指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的阶层。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处于“官”与农工商“小百姓”之间的“各界人士”，尤指古代的读书人。士的社会特征就是不当官，不掌权。一旦当官就叫“步入仕途”或“入仕”。按这个特征来界定，如今仍然存在着“士”这个阶层。教授、专家、学者、作家、记者等卫生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商界及其他各型的知识分子，凡“学而不仕者”，皆属士的范畴。传统的士讲风骨，重操守。尽管他们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却极自尊，重义轻利。士尊崇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们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他们以国为家，倡导“天下为公”；他们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腰无半文，心忧天下”是他们的写照。指点江山、著书立说、“志在天下”是他们的社会属性。士的社会特征及属性，决定了他们创造及发展的文化内容，由人及家，由家而国，由“小术”至“大道”，无一不与国家民族有关。 

当道者对士的态度大多优礼有加，故“礼贤下士”之古风作为美谈。这种文化土壤栽培出的中国读书人，历来将读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关心国事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优良传统，这是其他各国没有的社会及文化现象。

中国的士人之“气”，由于恪守的原则太多，往往有几分执着的“呆气”。故士人虽有可敬可爱之处，却往往被视为迂腐的“书呆子”。尽管如此，士仍有着不可小视的社会能量。由于他们居于承上启下的社会地位，又无权以谋私，加之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故往往能以较客观的眼光来洞察社会。有时甚至有“一言九鼎”“一言兴邦”的社会效应。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而是融会了诸子学说的“士文化”。士文化的本质，于人讲立身，于国论治道。这种文化尽管萌生于封建时代，但它并不是封建文化，而是饱含善良文化基因、刚柔并济、博大精深和充满了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型民族文化。孔子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均贫富、缩小差距的最早立论。而士文化所憧憬的“大同”社会就是中国古版的“共产主义”。令西方不理解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但不崩溃，反而如日中天？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可提供历史的答案。

中国的士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文化景观，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否则，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法宝之一就是团结党外的仁人志士。仁人志士的共同标准就是爱国。尽管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一开始就对士及士文化有过“焚书坑儒”灭绝性的剿杀，更有长达1300多年制度性地长期禁锢与扼杀，但士人及士文化中以国为家的浩荡之气却与世长存，雄风不衰，并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国魂”。

(节选自《中国的“士”与“士文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