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英文简称AI。人工智能技术会朝着越来越多的分支领域发展，医疗、教育、金融、衣食住行等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有所渗透。

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主要体现为人才之争。我国AI人才以80后作为主力军，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广州，人才需求量也以这些城市居多。中国对于AI人才的需求数量已经突破百万，但国内A领域人才供应量却很少，人才严重短缺，中小企业招聘更加困难。此外，企业对于AI人才的招聘门槛相对较高，硕士成为最低门槛，偏爱双一流院校毕业生，专业以计算机、数学、物理为主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新增本科专业目录，“人工智能”专业位列其中，有35所高校获批建设。“它反映的是我国人工智能本科教育呈现出的繁荣景象。”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王万森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人工智能本科专业的设立，对我国各级各类院校的高层次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摘编自《人工智能新观察》）

材料二

（摘编自《中国人工智能现状调查》）

材料三

尽管我国在一些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尤其是核心算法方面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但我国人工智能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比如在高精尖零部件、技术工业、工业设计、大型智能系統、大规模应用系统以及基础平台等方面。专家们还指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还面临着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挑战。

易建强说：“与人工智能发展成熟且处于前列的美国等相比，虽然中国在人工智能的论文数量方面超过美国，但中国学者的研究影响力尚不及美国或英国同行，而外国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尖端人才又没有引进来。

据统计，美国半数以上的数据科学家拥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而在中国，超过40%的数据科学家工作经验尚不足5年。还有，在中国只有不到30所大学的研究实验室专注于人工智能，输出人才的数量远远无法满足人工智能企业的用人需求。此外，中国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大多集中于计算机视觉和语音识别等领域，其他领域的人才相对匮乏。在产业应用方面，人工智能技术成果虽然已经在我国越来越多的领域应用，但专家表示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大多数传统行业的业务需求与人工智能的前沿科技成果之间尚存在不小差距。

（摘编自《中国需要怎样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

材料四

在2019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大量人工智能技术在传统工业生产领域的应用案例成为展会的一大亮点。

汉诺威工博会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过去几年，工厂内已经安装了很多传感器。但从今年起，人工智能开始走进工厂，机器开始学习了解工业生产的日常活动。未来基于数据的工业生产变得更加智能。”高级研究员施瓦茨说：“人工智能的应用减轻了工人的负担。长远看，还能帮助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带来的挑战。”

但是基于数据分析的人工智能也让部分专家看到了潜在风险。施瓦茨说：“尽管人工智能走进工厂不会像在消费端那样收集过多的个人数据，但是工人无论自愿与否还是会成为人工智能追踪的目标。我认为相关部门要加强立法，划定其应用的边界。”

（摘编自《当人工智能走进工厂》）

明代文学的一个特色是集团林立，流派纷呈，标新立异，争讼不息。

明代以前，文人的结合往往是具有较多共同特点的作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成，且围绕着一时的文学大家或权势人物组成一个圈子。明初，先后以文坛三杨（杨士奇、杨溥、杨荣）和李东阳等台阁文人为核心，其他文人也以趣味相投，自相结合，或窗下切磋以攻文，或林下逍遥以娱老，各文人集团之间尚未形成相互攻讦的风气。

成化、弘治以后，统治集团日见腐败，词臣的文柄旁落，逐步由“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转变为“操之在下，其权在自立”的局面，也改变了原来台阁创作追求雍容典雅之风。而城市的发达，也有利于文人相对集中，并滋长着一种文酒风流、空疏不学的风气。文人们聚集在一起，往往只是在宴谈谑浪、此唱彼和寻求情感上的沟通和文化上的满足。由于空疏不学，则入主者偏执一端，不可一世，批评他人，抹煞一切；出奴者，便一无定见，随波逐流，容易为时风所左右，为他人所笼络。以弘治、正德年间的前七子为代表，文士的集合改变了过去以兴趣相组合的模式，形成了以主张相结合的风气，这标志着名人流派观念的自觉。但往往由此而造成了“各立门庭，同时并角，其议如讼”的局面。万历以后，国事日非，文人结社多指斥朝政，党同伐异，本来文艺性、学术性的团体渐渐打上了鲜明的政治色彩，如声势浩大的全国性团体复社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因此，明代的文学团体，尽管标榜不同，或以地域分，或以社所名，或以时代称等，但究其性质，主要就是兴趣型、主张型、政治型三大类。当然，这也只是就大致的倾向而言，因为他们大都是一种松散的结合。

明代文学史上，特别受人注目的就是“主张型”的文学团体和他们所引起的文学争论。文学争论在分门立户、相互否定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暗暗地相互渗透，从而促进了文学的变通和发展。如针对前七子师法秦汉古文而积剽袭模拟之弊，“唐宋派”王慎中等在心学和文学通俗化的思潮影响下，提倡学习与明代语言差距较小的唐宋散文，自由地表达作者独立的主体精神，在作品中能见到“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但由于他们过于追求理正法严，不免失之于沉滞，不久就遭到了王世贞等后七子的反击。但这绝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唐宋派毕竟打破了“文必秦汉”的神话，为后来的公安派的崛起做好了准备，而且后七子中的王世贞后来也悄悄地肯定了归有光等人的文章，摒弃成见，会通众说，归于和平。这有力地证明了通过争论而取得的“双美”共识。

明代文人集团的林立和各种流派的纷争就这样既是现实创作的反映，又反过来推动了创作与流派的发展；既使作家更加自觉地追求和凸显流派的风神，又使各派的文风在相互交流、相互调剂的过程中沿着相反相成的规律不断演进。沿着这一方向，在以后的文学史上，文人们的集团意识和流派观念更加自觉，更加明确。

（摘编自《明代文学：众多的文学群体及文学的论争》，有删改）

汉字的起源与汉字之最

汉字起源的确切时代和起源的状况曾经那样模糊。近六十年来，现代考古的谜一个个从地下被揭晓。关于汉字的起源，也有了更多的考古资料显示了蛛丝马迹。

殷墟甲骨文产生在商代后期，约为公元前十四至前十一世纪。这时的汉字已经是可以较好地记录汉语的文字系统。这种汉字的实际面貌表明，它不但经过相当长时期的积累，而且经过某种程度上的整理规范。那么，在此之前的汉字是什么样子的呢?

从商代后期再往前，推到商代前期。考古学家认为，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中找到的被称作二里岗文化的商代文化，与殷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它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750至前1350年范围内，早于安阳小屯殷商文化三百多年。在翻转的地面上，曾发现三件有字的骨，其中两件各有一字，另一件有十个字。考古学家认为是为练习刻字而刻的，它的形制与殷墟甲骨文差不多，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在使用甲骨文。二里岗文化的陶器和陶片上也刻画符号，都是简单的刻文，刻在陶大口尊上。河北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里也发现了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其中一部分比商代后期略早一些。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符，也早于殷墟四百年左右。这三处的陶文，有的与汉字很相像。

近年来，对夏文化的探讨日渐热烈，一般认为夏代已经进入阶级社会，起码应该有一些原始文字，但是在夏代遗址的发掘中，却没有找到可以确证为文字的资料。河南偃师县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根据考古层位，是压在河南龙山文化层之上，又被二里岗文化所压住的。它的时代约在公元前十九至前十五世纪，属夏文化，至少它的晚期已经进入了文明阶段。在发掘的陶片上有的刻画记号，用意不清。这些几何式的直纹，应当都与文字有关。

尽管商代早期和夏代文化中似乎没有更多的关于汉字的考古资料，但不能说明那时没有文字。骨刻、金铸、陶绘的器物上得以保存文字，是因为它们的质地不易腐烂。可以想见，在汉字有所积累的时期，它不可能不用来进行日常书写。那种临时性的交往或保留时间不必过长的书写物，是可能划在易于腐烂的兽皮、木片、树皮、树叶、草叶等东西上的。而这些书写物在数千年之后无法再现，就像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原始社会的木船和草鞋一样，应当是十分正常的。而且，隔开这一段，在更早一些的新石器时代，我们还可以窥到一些文字起源的信息。

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发现刻有符号的陶尊和残器片十六件，大都出自墓葬，上面有十八个刻符。这些刻符的图像和甲骨文与早期金文的象形文字非常接近。虽然这些符号绝大多数刻在陶尊外壁口下颈部，而且一个陶樽一般只刻一个符号，只有一件在颈部两侧刻两个，另一件在颈部、底部各刻一个，相互并不连贯，因此，意义无法探求。但说它们是原始文字，已有相当的理由。

(节选自《汉字的起源与汉字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