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唱是由中国戏曲传承者和戏曲爱好者在舞台空间之外进行的一种戏曲唱段演唱形式。这种表演方式代代相传，逐渐成为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在千百年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演出传统。比如在昆曲的传承中，就形成了清工与戏工的两个传统，前者主要以清唱曲的坐唱为主，恪遵音律，将昆曲之“曲”及其风格的演绎看作是昆曲传承的核心本体；后者则主要以舞台唱作表演为主，注重舞台效果，将昆剧之“剧”及其个性的演绎视为昆曲发展的重要标准。正是因为有曲唱群体的传承，戏曲艺术不但可以由艺人群体在戏台进行整台大戏的表演，也可以供普通民众在戏台之外的生活空间中自唱自赏。

近代以来，中国戏曲的曲唱内容在不同的文化区域中，展现为更多形式的戏曲剧种经典唱段，这些小而精的戏曲唱段正是通过曲唱者的传唱而让剧种得以流播。例如在近代商业城市发展起来的粤剧，其发展流行之迅猛就主要倚重于曲唱的演出形式，1947年出版的《广东大戏考》中就收录了大量的名伶名曲，将粤剧独重生旦的声腔演唱做了搜集和推送。至今在岭南地区的酒吧歌厅都能看到人们传唱《胡不归》《李后主》等不同时间创作的粤剧名唱段。在京剧、越剧、黄梅戏等众多中国戏曲剧种中，均存有与粤剧类同的生态形式，这些剧种也都以曲唱的方式，得以久远地存留下来，这也是中国戏曲始终保持着民众基础的重要原因。

戏曲曲唱是以唱段演唱传习作为基本的艺术表现内容，其特点自然反映着戏曲声腔与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具体而言，一是曲唱具有普及性，其传唱的内容基本都是适合大众欣赏、自我娱唱的唱腔唱段。戏以曲传，流传甚广的曲唱就是一部作品最成功的段落，汇集了创腔者、词作者的艺术智慧，集大成地展现了最具影响力的音乐文学成就。二是曲唱具有代表性，鲜明地展示着戏曲流派乃至剧种的基本特色，脍炙人口的唱段几乎等同于对剧种及其代表人物的认同，一个时代的文化印象是通过杰出的戏曲艺术家及其代表作得以彰显的，而这些艺术成就正凝聚在曲唱中。三是曲唱具有可流播性，这主要在于其词文唱腔契合度高，使得曲调流畅且朗朗上口，易于传唱。正基于此，曲唱当然会成为评价戏曲创作取得成功与否的一个市场标准，也自然会成为戏曲创作是否走向契合民众文化需求的一个艺术标准。

当前戏曲创作需要重视曲唱对戏曲传承传播的作用。音乐是戏曲的灵魂，剧种音乐创作是戏曲剧种能够长效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当前戏曲音乐创作最容易走入无视戏曲规律的歧途。由于倡导为主角量身定做新腔，创腔者往往按照主角的音乐素质创腔，新腔往往超越观众接受的艺术限度；由于倡导戏曲音乐的丰富性，创腔者往往忽略了唱段的可流播性和简便性，反而追求唱腔的技巧展示，在编创时逐渐加大曲腔的繁难程度……这些创作方式虽然会推动优秀新作品的创作，但是限制了普通受众的曲唱流传，当然也限制了戏曲市场的深入拓展。在当前的戏曲发展中，戏曲市场是衡量剧种生命活力的重要标准，戏曲曲唱是市场接受的重要方式，能够创作适合观众曲唱的唱腔曲文是戏曲音乐创作的重要努力方向。

（摘编自李春沐《曲唱传统与戏曲传播》.）

钢笔都去了哪里

电影《美丽心灵》中有这样一幕：学生为学问高深、贡献巨大的教授献上自己的一支钢笔，以示敬意。笔者是“60后”，学生期间使用钢笔的经历还记忆犹新。在小学，在中学，一支钢笔犹如现在的手机，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个人的饰品，写字、赏玩、馈赠、珍存……它陪伴我们许多年，其包含的意义远远超出书写的范围，代表太多的符号。

在市场产品无奇不有的今天，忽然间发现选购中意的钢笔变成了一件难事，取而代之的是五颜六色、林林总总的一次性笔，各个品种、各种花样，应有尽有。这些现代的笔的确更加简单方便，价格也很便宜，也可随手弃之，同时还能带来“物品极大丰富”的满足感。假如尝试更换笔芯，你会发现其塑料外壳的寿命和一支笔芯的寿命也差不了几天。如此，想使用钢笔的愿望忽然变得很强烈。然而市场实践发现，现在的钢笔也如月饼一般，通过精美的外包装，摇身变成高档奢侈品，普通钢笔已难觅踪影了；即便费尽千般力气淘得钢笔，墨水似乎也不那么方便购得。

有种说法值得玩味：钢笔到“一次性笔”的转换，其实与我们真实需求并无太多关联，更多是生产公司和厂家的策略，也是支撑一切高度商品化的现代社会的计谋。据估算，在我们所购消费品中，能伴随自己6个月以上的只有1%，也就是说大多数商品在6个月之内即被废弃。在现代社会，我们不知不觉地被诱入了制造——消费——废弃——再制造——再消费一再废弃的加速循环之中，被无处不在的商品所包围和奴役。在我们的印象中那些顺理成章的过程，包括婴儿诞生、老者逝去，甚至是天灾人祸、生活方式、恋爱婚姻等都充满了商业化气息，失去了原有的品味。

我们是否彻底变成了商品的奴隶？考虑到这一逻辑，人类社会在经历一些大灾大难之后，受灾人口面对的大多不是如何寄托对逝者哀思的话语环境；相反，人们被告知的是：要使店面尽早开始营业，要使人们尽快出去购物……打着恢复受灾民众正常生活秩序的旗号，其实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为了继续保持这个社会的商业运转。

“需求决定供给”的理论也许应该被“供给制造需求”取代。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说过，光是制造出令人满意的肥皂还不够，还必须诱导大家洗澡。于是，商家发明并传播了体味和口臭的概念。这些正是隐藏在光鲜商品背后的经济学密码。其实，不只是商品需求，我们很多其他需求都是被创造出来的。现代社会的发展结果之一，便是我们越来越被投置于各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需求掌控之下。在这样的时代，笔者越发怀念钢笔。

白居易继承儒家传统美学思想，强调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发挥“补察时政”“泻导人情”的积极作用。他认为诗歌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是由诗歌的本质决定的，即“诗言志”这个命题。所谓“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所谓“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概括起来，也还是“诗言志”这三个字。正是诗歌的这种本质，决定了它可以普遍地感动人心，同时也决定了通过它可见国风之盛衰，闻王政之得失，知人情之哀乐，从而收到“补察时政”“泻导人情”、上下交合、内外胥悦的社会效果。

白居易这种思想的核心，显然是以《礼记》和《毛诗大序》为代表的儒家传统观点。但是，白居易终究生活在唐代，而不是生活在先秦和汉代。魏晋南北朝以来美学思想发展的新潮流不可能不对他发生影响。他在论证诗歌“补察时政”“泻导人情”的作用时，和孔颖达一样突出强调诗歌抒情的特性，这就是时代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白居易从诗歌“补察时政”“泻导人情”这个大前提出发，引出一个结论，就是统治者应该允许并且鼓励老百姓把心中的喜怒哀乐之情抒发出来的。白居易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就是他说的“善防川者，决之使导；善理人者，宣之使言”。这是为他的“新乐府运动”提供理论论证，集中体现了他的诗歌美学的现实主义精神。

根据诗歌“补察时政”“泻导人情”这个基本思想。白居易对梁、陈以来的诗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是六义尽去矣。”唐诗也一样，李白诗被他砍得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杜甫的诗歌被他砍得只剩下三四十首。李、杜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别的诗人了。

白居易批评的主旨是反对诗歌创作脱离社会生活的倾向，这是正确的。但是他要求每一首诗都要有政教美刺的寄托，否则就一概加以排斥，就有点太偏激了。

（选自《中国美学史大纲》，有删改）

①人们普遍认为哲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这可能是实情。它说的是事物较深层次的问题，离现象世界较远，也发展出一套特有的语言表达方式。德国哲学及其表达方式可能是其典范。叔本华称，康德的书具有“辉煌的枯燥性”，我想叔本华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这里“辉煌”是肯定其学说的深刻，“枯燥性”可能就是指复杂艰深,很难读懂。我国康德的研究者郑昕先生说，超过康德可能有新东西，绕过康德只能是坏的哲学。如此，热爱哲学的人只能硬着头皮去啃康德的大部头著作，这当然是必须的。我常常将这种研读看成是在迷宫中寻找珍珠。不过，任何表达方式发展到极致就有些让人消受不了。也许受德国哲学传统的影响，很多哲学工作者都有一种崇尚模糊思辨、玩弄晦涩概念，以显示自己高深的倾向。

②坦率地说，我不喜欢这种过于极端的倾向。在我看来，哲学家，即便是大师级的哲学家的中心思想都是明确的，之所以长篇大论只是为了向别人，特别是那些假想的“敌人”提供强有力的、理性的论证，这些论证就像架在城堡围墙上的大炮，是用来吓唬潜在敌人的。而城堡本身并不怎么复杂。哲学家进行论争，施展逻辑力量，就是行攻防之事，如若“攻防”太过繁复，读者在这概念的迷宫中往往会迷失方向,难以接近论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我想，言说与写作尽管免不了要有逻辑的“铺陈”，但应尽量使之线索清晰、明白晓畅，□□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或□）应当有深入浅出的表达，这应当是现代写作者所追求的境界。

③不过，这大概反映了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在各类人物，特别是学者中，认为文字上容易明了的东西大概是浅薄的，而口气大的，充满生造术语或搬用遥远学科概念，语言晦涩难懂的，大概是高深的。结果，那些扎扎实实、文字明了易懂的作者不被重视，而说大话、玩概念、搬用或生造术语的作者却博得青睐。

④我觉得现在国内出版的哲学著作仍然有这个特点。这种晦涩的语言表达，使读者很难确认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哪些是模棱两可的，哪些可能是错误的。当一个哲学思想的表达如此含糊和艰涩，以致人们根本不可能知道他想说的意思究竟是什么，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这使得人们甚至不能说：“亲爱的教授，这是错误的”。如果人们真的想要负责任地谈论，人们就必须明白他想说的究竟是什么，能够指出他的哪些谈论是错误的。这种晦涩的谈论方式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科学的讨论中，当然，首先是在哲学中，甚至到达这种地步，如果某个人以人们能够接受的语言，简单而清楚地谈论，那么这个人就会被认为对真正的学术一窍不通。

⑤就说海德格尔吧，去读读他的 《艺术作品的本源》，多么吸引人的一个题目！可读他的这篇文章就像进入了一个概念的迷宫。可全世界大多数自称哲学家的人都在钦佩和效仿海德格尔，看看他给世界开出的处方，听起来辉煌灿烂，实际上却毫无内容。他宣扬的所谓 “诗意地栖居”的学说，看上去那么美，但当他在课堂上行纳粹礼，喊：“嗨，希特勒”时，这个“栖居”显然不像是“诗意”的。我当然不否认他有一些“深刻的”言说，我有时也喜欢引用，但他的整个学说却是让人难以消受的。由于他自己声称他的思想深奥难懂，于是读者也跟着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我怎么都觉得人们的赞美声就像《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些 “众人”，就让我做那个看不见皇帝身上的“新衣”，任由那些“众人”嘲笑的孩子吧！

⑥波普是个严谨的当代哲学家，他为世界提供的思想是明确的，也因此，他的思想真正对人类今天的活动产生了一些影响。他指出，晦涩繁琐是一种伪装成深刻的语言污染。关于环境污染人们已经谈论了很多，关于语言污染人们却很少谈到，然而它却是更严重的问题。这不仅因为它的发展日甚一日，而且因为它侵蚀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义务和良心。

⑦当我们在民众面前侃侃而谈时，我们应该反省，我们是不是在故弄玄虚、哗众取宠地空谈。波普在其晚年出版的 《寻求更好的世界》一书中说，“知识分子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责任，由于他拥有从事研究的特权和条件，因此他对周围的人（或社会）也负有义务，即把他的研究结果以最简单清楚的形式十分谦虚谨慎地陈述出来。最坏的事情就是，知识分子试图在社会面前以伟大的先知自居，并用含混晦涩的哲学去影响人们，这是对神圣精神的犯罪。谁不能简单清楚地陈述，谁就应该沉默并继续工作，直到他能清楚地表达为止”。我很欣赏波普的这段话，知识分子负有不可取代的对有关文化、国事、尤其是伦理问题进行公开讨论的责任。他必须学着做一个能清晰、简约说话的人，这是让别人能够对此表达意见的前提，除非你害怕别人对你的质疑。

   （选自2012．2．11《解放日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