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创造的过程，是把对外间世界的体认，通过民族共同的心理基础转换成表意符号的过程。中国人由事物外形到意义转借的实践证得的思维方式，于《说文解字》的“六书”法表现得非常切实。因而在中国，语义学问题隐含着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成分。中国式的语义学不仅限于从哲学、逻辑学的角度解释语言符号间的意义关联。它实质上牵连着和综合着文字学和语源学的诸多要素，而且通过文字训诂和语源梳理来透视字和词的意义生成、确认和变异，从而使语义分析与文化精神史发生深刻的因缘。比如，当我们谈论叙事结构，在《说文解字》中发现“结，缔也”，也就是把绳子打成纽结；“构，盖也”，也就是把木材交错架设成屋，“结构”一词的动词性也就跃然纸上了。谈论中国人对叙事结构的把握，是不能忽视这个词语的动词性，以及动词性所包含的生命投入和生命体验的。因此我们在思考西方论者把结构视为“多重秩序”、视为“分解——编配”之时，就会从中国结构的动词性及其包含的生命体验的角度，进行质疑和体系的重构了。

返回原点不是为了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为了在一个坚实的文化根本点上，组织新的思路，走向新的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在这番返回和走向的曲折路程中，必然要参照世界人类的现代智慧，参照起步较早的西方现代叙事理论的新进展。因此建立中国叙事学思路的关键的另一步，就是“参照”。参照应该伴随着我们思维的全过程，但不能代替我们的思维过程。参照是创造的催化剂，但不是创造本身。当我们为了参照而去了解西方信息，并且找出其中的关键所在的时候，眼光就应该停留在这个关键点上，在这里以“中国眼光”与“西方眼光”进行相互注视、交流和质询，考察中西异同，反省异同的原因，清理各自的历史线索，把握其间的文化密码。文化对行原理在这里是运用得非常活跃的，这种“关键点上的眼光对视”，将会使我们在中西对话中拓展学术视野，形成自身的学术体系。这有点类乎禅宗临济派之所谓“四宾主”：主看宾，宾看主，主看主，宾看宾。只不过我们不是为了“辨魔拣异，知其邪正”，而是以平等的态度而辨析异同，既肯定中国特色，又对之进行现代化解释和转化而已。

比如叙事与时间，是西方叙事学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也就成为解开中西叙事学异同的关键。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西方主要语言按照“日—月—年”的顺序表达时间，中国语言则按照“年—月—日”的顺序表达时间。似乎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一经“关键点上的眼光对视”，就可以辨别其间存在着对时间进行分析性和整体性把握的不同信息。那么，这种现象是如何形成的？这就需要我们返回中国人时间认知的原点。所谓“原点”，也只是文字记载才有踪迹可寻。殷墟卜辞是以甲子记日的，先记日，再记月，日在月先与西方今日同，年则没有明确记录。“年”字是有的，上为“禾”，下为“人”，表示一年收成的意思，因此卜辞不乏“求年”“受年”“受黍年”的记载，表达对年成丰收的祝愿。到了西周钟鼎彝器铭文，月逐渐到日的前面，年原来称为“祀”，置于铭文之末，其后逐渐改为“年”，置于月、日之前，渐成定制。在文献记载中，《春秋》已使“年—月—日”的定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自此有准确年份，这大概可以作为中国有“年—月—日”时间顺序定制的一个标志。

（摘编自杨义著《中国叙事学》）

审美艺术在未来人类精神价值体系重建中还能起到关键作用吗？答案是开放性的。

在艺术领域，人们以计算机为工具，甚至编制智能程序，通过智能编程进行创作已不再是新闻。“中国水墨画效果的计算机模拟和绘制系统”与模拟生成书画的相关程序也已经相继出现。通过深度学习，微软机器人小冰已经可以写出与传统诗歌相媲美的诗句，并出版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人工智能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而音乐也因其形式化最强早已被成功模拟；近年来索尼公司利用人工智能系统Flow Machines制作了两首酷似披头士乐队作品的Al音乐。……智能交互艺术、虚拟现实艺术、智能打印艺术等将成为未来“奇点”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

在传统视域里，审美艺术体系具有科学、宗教无法替代的精神价值。未来人类发展不应该是在科技牵引下的一意孤行，而要是人类依靠美的力量，按照美的法则建设出来的理想田园。但人工智能的发展昭示着一种新的未来视域，人类精神结构中精神信仰、科学认知、审美艺术三大板块的关系可能会被打破，因为作为这一理论前提的“主体”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类的精神价值体系将出现新的结构、秩序和形态，人类的艺术形态也将发生全新的转变。

而我们又该如何期许中国文化的未来呢？

美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说：“也许亚洲比欧洲更深沉，中世纪比现代更深沉，因为亚洲人和中世纪的人都与科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中华文明所营造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文化特质和人生境界是以科学认知体系见长的西方文明所缺乏的。回溯中华传统文化，老子在论述“道”的本质时所提出的天人融通、万化归身的境界，既是一种哲学境界，又是一种人生境界，更是一种为我们所推崇的审美境界。它昭示着与主客二分、主体性张扬、理性狂妄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价值选择和社会愿景，昭示着如同海德格尔所设想的“完满的自然”。那么，对于中华文明在未来的意义，我们自然有一种美好的期许。

但这样一种期许放在强人工智能带来的人类价值主体被颠覆和瓦解的视域中，也明显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靠性。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人工智能都是人类发展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全新情况，一切旧的框架和答案或许都需要被推倒重来。看起来，我们总想把绝对不变的、超时空的人性价值和主体构成作为思考的牢不可破的起点，这一点是错误的。唯有把所有的因素都包括进来，把所有的意见都包容进来，把所有的可能都考虑进来，平等地交流讨论下去，交给时间、实践和未来人类去选择和判断，才是唯一的路径。我们相信，后代人会有既是人类的又是个体的、既是历史的又是未来的、既是自由的又是自然的智慧和答案。

（摘编自庞井君、韩宵宵《人类精神结构的变迁和审美艺术的未来》，《新华文摘》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