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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文章,完成后面各题。
渐行渐远的瓦
孔帆升
①瓦,素朴的瓦,安静的瓦,远离世俗的瓦,随遇而安的瓦,是日见老迈垂暮了。但老了并不总是遭人嫌的,我对于瓦的感觉亦是。像明媚阳光下晒着太阳的百岁老人,他们慈眉善目活菩萨一般令人感到亲切。每回路过乡下屋场,我总忍不住停下来,好好看上村庄几眼,用眼睛和心灵说上两句话。
②瓦把一生都交给了人和房子,像三从四德的女子。房子是土巴墙的,它安贫;是金碧辉煌的宫廷,它安然。房子是怎样形状,它就是个啥形状,或歪七斜八,或端庄雄伟,这些都改变不了它承天接地、遮风挡雨、营构温馨家室的本性。瓦是多么慈和啊,排列成人字形的屋脊,盘龙的屋垛,吉祥鸟的屋角,怎么着都不会张牙舞爪,都能給人一种熨贴。屋场里的静谧或偶尔高一声低一声的俚语,在瓦的庇护下,更加深了时光慢慢、日子长长的味道。每一条东流水与西流水,都会很好地配合老屋倾诉乡村的厚重。
③瓦是大地使者,以仰望的姿态承接上天的眷顾。南方雨量充沛,尤其是春秋两季,最是雨打瓦屋如弄琴,催醒了大地上每一个蓬勃的生命。瓦片上的雨声丝丝绵绵,梦一般带给人幻想,陶醉了一样铺开了新景象,花就凌寒开了,叶也就浓重起来,被风熏染得色彩缤纷。我想,我这忧郁又阳光的性格是否也与听雨有关呢?
④小时候常听大人说“屋檐滴水点点不移”,听不明白却总是痴痴地看石板上留下的滴水痕迹,想探究水为何这么不厌疲倦地做着毫无意义的事。中年后才领悟到瓦从容的倾诉里,有着亘古的人生寓意,只是这哲人般的举动鲜有人真正重视过。我们更多的时候脱离了瓦的影响,变成了泛流,变成了漫涌的洪水,漫无目的地乱撞。
⑤可惜童年少不更事,哪有心思与情怀去关注与温饱和快乐无关的瓦?
⑥我瓦下的日子,蚁一般不堪一提,又常常忍不住要怀想。也许人生注定要有那些贫瘠,那些简陋与闭塞,才可丰富得足以令人追记。几片薄瓦,盖住了白天的繁重与喧闹,盖住了那些从梦中惊醒的惶恐与惆怅,青涩的时光一分一秒在风吹瓦屋木窗的呜咽中,慢慢镀色,形成自然而然的抵御。日子就这么翻过了一页,却又不知下一页要如何去翻动。碎与不碎,遮不遮风,挡不挡雨,谁也说不定。我们过的就是瓦一样纯粹、脆弱、安分、不变的日子,从来没想过会离开泥屋,离开大山,离开牛羊鸡犬耕织的田地。你耕田来我挑水,男耕女织的生活,是多么令人神往,却又何其难遇。在县城住了几十年,每天看到高楼,看到粗硬的钢筋水泥结构,心也磨起了茧,不知不觉间就恋起瓦屋,哪怕它是埋在心中的伤疤,也要毫无羞涩地展示。因为,它是最人之初的具象。
⑦我印象中的乡下并不总是明媚的。阴郁的日子,忧伤的情绪如柴火焚烧过的烟,从来不往地下钻,它越爬越高,钻过瓦床,冲出屋顶,忸忸怩怩,恣恣扬扬地飞上天,弥漫在整个村庄里。天灾人祸的时候,这种氛围分外浓重。尤其是乌鸦,呱呱地叫着,谁都怕它落在自家屋顶上。可是,又有哪家能绕得过生离死别呢?
⑧瓦是有安抚魂灵作用的。农人活着上有片瓦,是种安慰,死去了,有瓦相伴也是不错的。其实,老人大都有了瓦的性情,把死当成瓦脱胎于泥土,用另一种形式存在。一丝魂儿悠着,说去未去,似已撒手人寰,就有人用三片瓦慎重其事地给躺在木板上的老者枕于脑后。农村里都把丧事热闹着办。吹吹打打,唱唱叹叹,这才是一种完全,瓦全,是对将远逝者最贴切的慰藉。一个人在土地上生活了那么久,即将回归土地,泥瓦便是最好的祭奠,最好的通行证。倘若有一两件烧制品如水壶之类伴之,在那头也不寂寞孤单了。至今,我仍然痴想:那些去了天国的祖人,因为其勤俭善良,总会有一丝灵魂缠在老屋的上空,以便后人追思。
⑨就像那瓦,在现代人生活中没多大用处了,但它仍然是一种传统,一份情结,对人的灵魂总会有清洗过滤的益处。我想我这是在对抗某种遗忘,对瓦,我们该永远怀一份诚挚的念想。
【小题1】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第一段写乡村的瓦素朴、安静、远离世俗,虽历经沧桑,却总能给人亲切之感,具有领起下文的作用。
B.第二、三段运用比喻、拟人和反问的修辞手法,表现出瓦有不骄不躁、低调内敛承天接地、催醒万物的作用。
C.文中写“我们变成了泛流、洪水而乱撞”,是与我们忽视了瓦的人生寓意、脱离了瓦的精神影响有关。
D.文章语言朴实又不乏文采,从不同侧面写出了瓦的种种特点,表达了作者对瓦的一种特殊情感。
【小题2】文章第②段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
【小题3】文章以“渐行渐远的瓦”为题目,意蕴深厚。请谈谈你的理解。
上一题 下一题 0.99难度 现代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8-05-22 02: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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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题1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题目。
材料一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二里头和“夏”之间是什么关系?
许宏:从时段上来讲,二里头文化属于“原史时代”。但不少朋友会因为它已进入国家阶段,而将其划归“历史时期”。其实原史和历史的划分,着眼点是文字的使用与否及其程度,而与社会发展阶段无涉。二里头有可能是夏,乃至极有可能是夏,但这仍是假说。
三联生活周刊:你相信夏王朝存在过吗?
许宏: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这是个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的问题。传世文献中记载了夏王朝的存在,这些记载集中于东周至汉晋人的追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当然是存在的。但透过这些追述性质的文献,我们能够知道当时的人是如何描述看待“夏”的,但却不能据此确证夏王朝的存在,它们是文本而非史实本身。对于古籍,我们既不能无条件地尽信,也没有充分证据认为其全系伪造。对其辨伪或证实工作,只能就一事论一事,逐一搞清,而无法举一反三,从某书或某事之可信推定其他的书或其他的事也都可信。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者,肯定不在少数,权且存疑,也不失为科学的态度。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研究显然是不以司马迁《史记》一类的古史框架为前提的。如果抛弃了传统的古史框架,今天的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自己的来处?
许宏:对于传统的古史框架,不是抛弃而是超越,我们正在探寻考古学贡献于人类文明史研究乃至人文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建构的更大的可能空间。一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学早已不再是“历史学的侍女”,而是充分借鉴艺术史、民族志、语言学、口述传统乃至自然科学的多重证据,更为全方位地研究过去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变迁的独立学科。
就像有的学者说的,现在存在一种整体上的中国焦虑,我们都想弄清中国从哪里来,向何处去。我们在做的也是学术上的寻根问祖的工作。辉煌灿烂、独具一格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正是建基于对外来青铜冶铸技术的吸纳、数千年炉火纯青的模制陶器的传统以及意识形态层面对礼制建构的追求之上的。像二里头这样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架构,究竟是自己产生的,还是受到外来影响,也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中国从来就没有自外于世界,一定要把“中国”这个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放到全球文明史的框架里去审视。在传统的古史框架和话语系统之外,探寻考古学对于历史发展进程的独特表达,既不等于历史虚无,更无损于原有古史框架带给我们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自信。
(删改自刘周岩《许宏:无“疑”则无当代之学问》)
材料二
三联生活周刊:你主张我们应重视《史记》为中国人确立的古史框架,原因是什么?
孙庆伟:首先,我认为《史记》的古史框架基本可靠。有人怀疑《史记》的古史体系,实际上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和夸大了。因为就篇章而言,从《殷本纪》之后无人怀疑,因为有殷墟甲骨可以印证,《周本纪》《秦本纪》也没有疑问。真正有待于证实的,就是《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但这两者在司马迁眼里是截然不同的,《夏本纪》与《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属一类,可信度是很高的,而《五帝本纪》属于另类,司马迁自己也承认吃不准,因为越久远材料就越少。
其次,也有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情感方面的原因。司马迁是一个“无比深刻而渊博”的学者。司马迁的可贵,不仅在于他的博学,更在于他对史料的裁断和卓识,所以司马迁自称《史记》的撰作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相比《史记》对于古史的通透见解,其中的古史框架其实只是一个具体知识点而已。但显而易见,如果不是司马迁,我们今天连这个框架也不会有,因此怎能轻言放弃?如果我们对司马迁这样一位如此伟大的历史学家缺乏起码的了解和尊敬,我认为这是不可原谅的。
三联生活周刊:就一般的观察而言,相对年轻的知识群体中对中国古史问题或许“疑”的态度更多,你在北京大学教授本科生课程时是怎样的体会?
孙庆伟:就一般年轻学生而言,他们确实天然地相信“疑古”是先进、科学的治史态度,而“信古”则是保守、落后的研究取向。任由李学勤先生有关“对古书的反思”和“走出疑古时代”的呐喊与呼吁,同学们依然是我自岿然不动。我当然不是要否定“古史辨”派学者的先进性和重大贡献,恰恰相反,我是想提醒同学们,读完了《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和《秦本纪》再来“疑古”也不迟——“疑古”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更应该是具体的学术实践。以前朱熹就说,要“熟读”之后才能“自然有疑”,“若先去寻个疑,便不得”。不读书,上来就疑,那不是疑,那是无知。
人们通常认为,怀疑是科学态度,相信则是盲目的。但实际上,“有疑”是为了“无疑”,在疑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裁断,所以“信”比“疑”更难,层次更高。现在的很多怀疑是很草率的,只是人云亦云,是缺乏判断力的表现。
(删改自刘周岩《孙庆伟:“信”比“疑”更难》)
材料三
自西周至两汉的文献里,大禹的形象从创世神至夏代的圣王,至半人半兽的天选之人,渐次演变,又相互杂。他承载着不同历史语境下,对于他以及他所开创的“夏”的信仰与阐释。
万物之初,洪水天,苍穹下没有大地,禹受天帝之命布土造地。他用抛到水里能不断膨胀的神土制造土地,既堵塞洪水,又在大地上疏通河流,终于平定山川。天帝于是降下黎民百姓,赐予禹治国安邦的九种大法,由禹做王,监察百姓的德行。在西周中期的青铜铭文中有着类似的文言叙述。但依照现有史料,难以断定在创世神的形象之前,是否存在大禹是人的记述。
《诗经》等周人的文献里,大量出现“禹迹”“禹绩”的词汇。历史学家顾颉刚曾发现,商周的统治者祭祀大禹,认定自己的领土源自大禹之手,“西周中期,大禹是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稷,又为社神”。
借助夏禹的形象,先秦诸子阐发自己的政治观念。专门研究大禹传说的学者杨栋表示,“描绘大禹的辛劳形象,是对辛劳为民精神的赞扬,体现的是诸子的理性精神”。理性精神背后,是要塑造大禹与夏王朝创始人相符的圣王形象,作为“德”的载体,垂范后世。于禹个人,舜任用禹治水,是因他一言一行都合乎法度,“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于禹的功绩,神话中创世者在造地成功后巡视、步测大地,转换为大禹规划、制订九州中国的行政区域、贡赋标准的过程。
来到汉代,《史记·夏本纪》中的大禹治水,已是另一番情形。神话中的原始大水被置换为尧舜时代一场现实的水患灾难,天帝被置换为贤君尧、舜,具有神性的鲧、禹被置换为尧、舜的臣僚。创世者命令动物神水捞泥被置换为君臣在朝堂上讨论治水人选,而潜水造地则被置换为鲧、禹父子相继的治水事业。伴随国家形态的演进、政治统治的需要,历史化的版本最终占据主流。一则创世神话被转述为一则古代历史的传说。
在司马迁的版本中,舜逝世后,服完三年丧,禹为把帝位让给舜的儿子商均,躲避到阳城。但天下诸侯都来朝拜禹,禹才继承了帝位。禹登基十年后去世,把天下交给益。服丧三年后,益用类似的流程,把帝位让给启,自己躲到箕山。但诸侯因启的贤德,都离开益而朝拜启,于是启即天子位。然而,写于战国时代的古本《竹书纪年》有言,“益干启位,启杀之”,贤德背后是血淋淋的权力之争。甚至韩非在《韩非子·说疑》中直接攻击让制本身,“舜逼尧,禹逼舜,人臣弑其君者也”。
司马迁是承接《孟子》的思路,用启的贤德调和此间的冲突。但北京大学孙庆伟教授认为,“以‘尚贤’为总基调的‘禅让’是‘不在其位’的知识阶层企图以‘和平演变’方式获取权力的捷径”。
(删改自刘畅《从神话到史书:文本中的“夏禹”叙事》)
【小题1】根据“材料一”,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二里头文化尚未进入国家阶段,所以学者们认为它不属于“历史时期”。
B.传世文献证明了夏朝的存在,也展示了东周至汉晋人们对夏朝的认识。
C.考古学的发展重新建构了人类文明史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法则。
D.独具一格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是先民学习和改造外来技术的产物。
【小题2】根据“材料二”,下列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司马迁眼中,夏、殷、周、秦四篇本纪都有较高的可信度,只有《五帝本纪》部分内容存疑。
B.与《史记》对于古史的通透见解相比,古史框架只是一个知识点,我们阅读研究时无需关注。
C.尽管有学者积极呼吁,但是年轻学生依旧倾向于认为“疑古”是先进、科学的,而“信古”是保守、落后的。
D.现在很多人对古史的怀疑只有治学态度,缺乏学术实践,是人云亦云、缺乏判断力的表现。
【小题3】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概括如何合理“疑古”。
【小题4】下列对“材料三”中加点字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杂:“糅”的本义是杂米饭,引申为混杂。
B.天:“滔”的意思是弥漫,不能写作“涛”。
C.水:“潜”读作“qiǎn”,指没入水中活动。
D.让:“禅”读作“shàn”,指把帝位让给别人。
【小题5】下列对“材料三”所涉文学常识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金文是指铸造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为周朝把铜叫金,所以铜器上的文字就叫做“金文”。
B.《诗经》在先秦的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中被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孔子论之曰“不学《诗》,无以言”。
C.《孟子》是“四书”之一,是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作品,“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体现了孔孟思想的不同侧重。
D.《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小题6】根据“材料三”的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据西周的青铜铭文记载,禹是一个半人半兽的创世神,受天帝之命布土造地,平定山川。天帝于是降下黎民百姓,命禹监察百姓的德行。
B.在周人的文献里,大禹是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稷概念,又被尊为社神。周人认为他们的领土来自于大禹,所以祭祀他。
C.先秦诸子借助大禹的形象阐发自己的政治观念,都将大禹塑造为与夏王朝创始人相符的圣王形象,作为“德”的载体,垂范后世。
D.《史记·夏本纪》中的大禹治水,已是一则历史化的传说。这是司马迁遵照国家形态的演进和政治统治的要求所做的转化。
【小题7】请结合上述三则材料,简要概括《史记》对古史记载的意义。

同类题2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传统吏治措施失效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监督机制自身的缺陷以及该机制所赖以建立和运行的专制政治体制。
从整体上看,传统政治中的权力监督机制呈现封闭的、自上而下的线性模式:权力监督排除了任何外来力量的参与,它是一种“体制内”的自我检视形态,是单一性的“自体监督”模式;不仅如此,在这一监督系统内部,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是一种不可循环、不可逆转的单向关系,作为权力监督唯一动力源的皇帝,高居权力頂端,不受任何制度化的约束。这样一种缺乏“异体”参与的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造成了监督动力的不足和理性的缺乏,也造成了某些权力环节的虚监、漏监,它是一个内部协调成本大,整体功能低下,难以有效运转的“死系统”。
这一难以有效运转的权力监督机制是由专制政体自身属性所决定的。在集权政治中,权力监督的全部动力于帝国利益的垄断者—一皇帝:为了实现“家天下”的统治需要,帝王们将一人“私有”的独享权力分割委寄于大小官僚,但官僚与皇家利益的背离及权力自身的膨胀决定了其异化的不可避免,“监督”因而成为必须。从根本上说,这种监督是皇帝一个人作为权力的所有者与整个官僚集团之间的力量博弈一—以一人之力应对天下百官,其胜负结果是不言自明的。不仅如此,在集权政治背景下,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的权力形态及其运行模式如出一辙:大小各级官员如同“小皇帝”般各主一方,权力边界模糊不清,权力行使在非程序化的情境下进行,对这样的权力加以监督,实为难题。
而因为有着如此先天缺陷的权力监督机制,在帝王政治下也只有依赖各级官员的自觉和相对良好的政治环境。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一般谈历史的,只注意桌子面上事,譬如宰相怎科,六部怎样,而没有注意到来子底下一样有力量,一样有影响。”桌子面上之事为制度,而桌子底下之事为潜规则。而潜规则灵活变通,常常使制度归于虚无。帝制政治可以有良法善治,但其实施好坏,必须仰赖政治的清明与否,历史证明,同样的刻度,在不同帝王时期命运是不同的。《明史·循吏列传》中纪有循吏125人,其中,明初至正德153年间入传者有120人,而嘉靖以后的123年里,入传者仅有5人。循吏的出现与消失并非历史的偶然,制度一如既往,而良吏已然不见踪影,各种原因值得探究。
所以从根本上说,封建集权政治无法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约束,而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种政治下权力的私有性、垄断性,纵容了权力任性,制造了官场的混乱和吏治的不堪。不仅如此,这种政治还在全社会营造出权力崇拜的文化心理,人们畏惧权力,又追逐权力,权力的膨胀愈发呈现不可遏止之势。这样的“官场文化”还会形成“排斥好人”的现象,“廉于之才,或为上官所忌,僚吏所嫉”,当这种“潜规则”蔓延官场,整个社会就会形成“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已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的恶劣风气。
(摘自孙季萍《封建帝制下吏治的努力与无奈》)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传统政治中的权力监督机制自身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封闭性和自上而下的不可逆转性。
B.在集权政治的背景下,官员的权力边界模糊不清,权力行使在不透明的程序中进行。
C.钱穆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封建集权政治中潜规则和制度有着同样的力量和影响。
D.权力崇拜使更多的人追逐权力,它能打破集权政治的垄断性,造成更大的权力膨胀。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开篇提出中心论点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论据,逐层论述,无可辩驳地指出传统吏治失效的原因。
B.文章主体部分从三个角度展开论证,即传统政治的运行系统、专制政体的自身属性和监督机制的运行。
C.第四段罗列不同时期循吏的数字,并形成对比,旨在证明不同的政治环境对监督机制的运行作用不同。
D.最后一段总结前文并进一步分析了权力监督机制失效所造成的各种社会乱象和特殊的社会文化心理。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传统的吏治监督模式表明:绝对的权威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
B.如果执政者权力膨胀,帝王将独享权力分割委寄于大小官僚的愿望就不会真正实现
C.潜规则流行的社会不一定没有良法善治,但它能在很大程度上压缩良吏生存的空间。
D.集权政治制造了官场混乱和全社会对权力的崇拜,因此廉干之才不可能会得到重用。

同类题3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造成了在新文学中充当先锋和旗帜的新诗至今还处在现代文学的边缘,还在大多数国人的艺术鉴赏视野之外。在一些论者那里,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变”就是“常”,而且是一种永恒的“常”。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它对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新诗的“变”又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重新认领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振衰起弊的前提。
中国诗歌的“常”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也就是说,“常”不是诗体,不是古典诗歌本身,“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的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古诗发展的一个规律。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然寻求审美静观,他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没有“走出”,没有审美距离,就没有诗美体验,也就没有诗。但这是创作状态。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从来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
新诗可以不都写现代格律诗。但是,中国古典诗歌是格律诗传统,而格律诗的要义就是诗对形式和音乐性的寻求。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形式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许多新诗人对此有所感悟。徐志摩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创作中加强了音乐性,闻一多说,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从“感情泛滥”到“情感羁勒”,说明徐志摩的形式感和音乐感的加强。没有形式感和音乐感的人绝对称不上是诗人。
中国诗歌在传播上也有“常”。在诗歌创作寻言的时候,总是尽量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诸如此类的诗章在我们民族中流传千年,和言说方式非常有关。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这是新诗必须注意的我们民族诗歌之“常”。
新诗,新其形式需是诗。新诗在“变”中就有时时回望“故乡”的必要。在 “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
(选自吕进《新诗的“变”与“常”》)
【小题1】下列关于中国诗歌的“常”的表述,与原文意思不符合的一项是
A.中国诗歌的一种“常”就是精神上崇尚家国为上,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
B.新诗无论怎么变,“常”都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所以新诗在“变”中继承“常”就非常重要。
C.中国诗歌在传播上,必须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写诗需要难度,而读诗需要易度。
D.中国诗歌的“常”总是存在的,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它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中国诗歌一直讲究以“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为评价标准,而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
B.在创作过程中,诗人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有了“走出”就有了审美距离和诗美体验。
C.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是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形式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
D.当徐志摩的诗从“情感泛滥”到“情感羁勒”时,证明了他在诗歌创作上形式感和音乐感的加强。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变是新诗的根本,于是有人就认为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
B.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是民族诗歌之“常”,在新诗未来发展创作过程中也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C.“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现今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新诗对新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
D.在“变”中继承“常”,在“变”中时时回望“故乡”,新诗就会在未来文学中充任先锋和旗帜的作用了。

同类题4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下列小题。
民族学视野下的中国书法
罗海东
中国式文人以独特的审美情感和系统的技术技巧用毛笔书写汉字,书写主体的集体人格化、书写工具的强大表现力、书写技法的高度程式化、表现客体的形音义自足与千变万化,使得中国书法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写字”,成为民族特色鲜明的专门艺术。在中国艺术内部,书法也颇有代表性。文字是文明最基本的要素,而汉字的实用与书法的审美一体两用密不可分,所以中国书法地位特殊。历史上,汉字始终是中国的通用文字,故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民族跨度较大,更加广泛地承载着56个民族所共有的中华民族精神,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阴阳调和的辩证法、自强不息的生命观、写意抒怀的艺术观等,在中国书法中均有集中的、综合的反映。
中国书法以汉字为载体,自然依随汉族的文脉而发生、发展,同时也得益于中国少数民族的参与和创造。早在东周时期,鲜虞族建立的中山国所出“中山三器”与“守丘刻石”,便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名作。楚汉相承,由南方少数民族参与创造的先秦楚系书法与周-秦文字系统一道,对汉代书法产生重要影响。正是在汉代,篆、隶、草、行、楷五种书体创立完备,从此中国书法以风格史为主线,不断从辉煌走向新的辉煌。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资源南北分流,由此逐渐形成1700年来中国书法碑、帖两大体系双峰并峙的基本格局。北方少数民族直接确立了北碑体系,也间接促进了南帖体系的发展。元代,朝廷为笼络士人,礼聘宋朝宗室赵孟頫并推赏其书法,赵氏倡导的复古书风,亦使宋末颓微的中国书法重回传统正道。同时,以鲜于枢、康里巎巎、耶律楚材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书法家群体,以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和较高的艺术成就,为中国书法的保护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清代,许多皇帝偏爱书法并身体力行,对中国书法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康熙、乾隆二帝,分别崇尚董其昌和赵孟頫这两位继承型的帖学大家,令清代前期书坛延续了书法正脉。清代中后期,由于文字学和考古学的发展,促成了碑学中兴的局面。
因此,中国书法在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在中华文化整合中的标志作用。中华文化整合的核心内容,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混融,其关键点在政治军事上表现为秦(代表黄河文化)灭楚(代表长江文化),在文化艺术上则以汉字(书法)之“书同文”为标志;其次在中华文化传承中的文献功能。书法遗迹即文字遗存,不仅可与其他文献相互印证,甚至在相关文献损毁阙如时成为研究某段历史某些问题仅有的线索,堪称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例如被誉为“篆中之草”的《散氏盘》铭文,本为一篇地契,却是研究西周晚期诸侯国纠纷与土地流转制度的珍贵文献;再次对中国社会的维系调和作用。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中和简静、含蓄深沉为主要审美取向,具有人文化育功能,关乎科举应试需要并与儒、释、道兼通的中国书法,为统治者治人尤其是治士独特贡献。不仅所有读书人都要学书法、用书法,受到书法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入世不利的文化精英如苏轼、徐渭等,往往也以书法释怀寄情、寻求精神的超逸。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小题1】下列有关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书法兼实用与审美于一体,融合了写意抒怀、天人合一、阴阳调和等中国艺术观,具有很强的民族象征意义。
B.“北碑”即北朝刻石的通称,清朝中后期,人们追捧“北碑”,进而促进了文字学和考古学的发展。
C.元代帖学大家赵孟頫开一代书法古风,鲜于枢、康里巎巎等北方少数民族书法家也身体力行,共同促进了书法的繁荣。
D.中国早期的“先秦楚系书法”与“周-秦文字系统”都融人了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智慧,对中国书法影响深远。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以大段文字论述了中国历朝历代少数民族——包括处于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领导阶层——对中国书法的重要影响。
B.文章从中国文人与中国艺术两个角度切人,分析了中国书法的显著特点,点明本文的核心议题:中国书法实用性与审美性完美统一。
C.文章以《散氏盘》铭文为例,论证了中国书法遗迹在历史文化传承中具有文献功能,尤其是在相关的文献缺损难寻或遭到毁坏的时候。
D.文章一方面写中国书法对于多民族中国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写中国少数民族广泛参与创造了中国书法,突出了“民族学视野”论题。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因为中国书法始终是以作为通用文字的汉字为载体,所以其民族跨度极大,广泛地承载着56个民族所共有的民族精神。
B.中国书法不仅追求中和简静、含蓄深沉的审美境界,而且汇聚了儒释道三方的思想精华,为统治者招贤纳士做出贡献。
C.如果董其昌和赵孟頫,不临摹古法,不注重传承,他们就不会成为声名显赫的帖学名家,也不会得到康熙、乾隆皇帝的推崇。
D.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中国书法不仅在文化整合中具有标志性作用,而且维系调和着中国社会,具有人文化育功能。

同类题5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朱生豪与《莎士比亚戏剧集》
苏福忠
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在中国近代英译汉的历史上,堪称划时代的翻译文献。
说是运气也好,巧合也罢,重大的文学事件往往令人难以捉摸却必然会发生。朱生豪在他血气方刚时选择了莎士比亚,是莎翁的运气,是中国读者的福气。朱生豪在世界书局出版的他的大译《莎士比亚全集》“译者自序”里说:“历观坊间各译本,失之于粗疏草率者尚少,失之于拘泥生硬者实繁有徒。拘泥字句之结果,不仅原作神味,荡焉无存,甚且艰深晦涩,有若天书,令人不能卒读,此则译者之过,莎翁不能任其咎者也。”这番话有两层意思:其一,这是他调动了全部智慧与心血尝试翻译诗体莎剧后的严肃结论。其二,当时中英某些机构内定了包括徐志摩、梁实秋等人来翻译莎剧,这种行为恐怕深深刺激了默默无闻的朱生豪。以自己短暂的人生体验,尽可能贴近真实地理解并翻译成另一种美丽的文字,只能说是朱生豪的悟性,或者就是他与莎翁的一种默契。
朱生豪英年早逝是不幸的。但从人生能有几多运道的角度看,他可算应运而生——应中国汉语发展的运道。中国白话文堂而皇之进入文学,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生于一九一二年的朱生豪赶上汉语白话文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整个过程。他的家庭出身让他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功底,新文化运动又使他的白话文得到充分的发展。他写过诗,写过杂文,对白话文的使用远远高出一般人。这些都为他的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不少人把莎剧当作典雅的译事来做,把莎士比亚的语言当作优美的文体,以为只有用诗体译才能接近莎士比亚,这显然是一种片面的看法。而朱生豪并没有这样做。莎士比亚的戏剧写作用了近三万个单词的词汇量(一般作家充其量五六千),而且为了更富于表达力,他独创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英语表达形式。面对这样一位富有创造精神的莎士比亚,任何所谓亦步亦趋的翻译,都会让他的剧作大打折扣。莎士比亚一生都在寻求突破,有些剧本全用散文体写作(如《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而有的剧本几乎全用无韵诗写就(如《裘力斯·恺撒》),而有的剧本段落又会使用古老的经典韵律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用一个什么刻板的尺寸来翻译他的作品,因为这是违反莎士比亚精神的。
许多赞赏朱译莎剧的人都认为他的译文典雅优美,才气横溢,而我在研读他的译文时却每每被他译文的口语化程度深深折服。显然,朱生豪在探寻一种最大程度上翻译出莎剧的汉语文体。中国的戏剧是唱,而外国戏剧是说。既然是说,那就万万不可脱离口语。因此,他译出了汉语版莎剧的风格,那便是口语化的文体。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文体,剧中角色不管身份如何,都能让他们声如其人;人物在喜怒哀乐的情绪支配下说出的十分极端的话,同样能表达得淋漓尽致。我至今想象不出那是五十多年前的译文。要知道,能够熟练地富于创造性地驾驭口语,是运用语言的最高境界。朱译莎剧在解放后没有被淘汰,在很大程度上是顺应了白话文更加大众化(即口语化)的趋势。
每读朱译莎剧,我都会想到朱生豪与莎士比亚的因缘“实在不浅”。他能把莎剧翻译得通俗易懂而文采四溢,实在是因为他完全理解、吃透并消化了莎剧的缘故。我认为朱译本主要成就有以下几点特别之处:朱生豪提炼出来的口语化译文,是其最大特色,也与莎剧的文字风格最合拍,剧中各类人物的语言都能体现出他们的身份;朱译本中大量的诗体译文,十分珍贵,是译者用改革的旧体诗翻译莎剧中的散文诗的可贵尝试;译本对剧中部分人物用有含义的汉语名字,例如“试金石”、“快嘴桂嫂”等等,颇具文学味道;据我对其他译本的粗略统计,较之所有别的译本,朱译莎剧的词汇量是最大的,这与莎剧中独一无二的大词汇量十分吻合。最重要的是,他告诉后来者如何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
尽管到目前为止出了几种不同的莎剧版本,但是仍然没有任何一种译本超过朱生豪的译本,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理由,前面已经谈到很多,而我始终看重的另一个原因是: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时候,消耗的是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段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这是任何译家也比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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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封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
(朱生豪《莎士比亚全集·译者自序》)
②“在学校时代,笃爱诗歌,对于新旧体,都有相当的成就,清丽,自然,别具作风。”“他在高中时期,就已经读过不少英国诸大诗人的作品,感到莫大的兴趣,所以他与他们的因缘,实在不浅。”
(朱生豪夫人宋如清《莎士比亚全集·译者介绍》)
【小题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集》,是莎翁的运气,中国读者的福气,也是令人难以捉摸却必然会发生重大的文学事件。
B.自身有扎实的古文功底,又赶上中国白话文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全过程,朱生豪翻译莎剧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C.莎士比亚富有创新精神,一生都在寻求突破,而深谙莎翁精神的朱生豪没有刻板地把莎剧当作典雅的译事来做。
D.朱生豪探寻出了一种最大程度上翻译出莎剧的汉语口语化文体,所以解放后他的译本因顺应口语化趋势而没有被淘汰。
E. 朱生豪莎剧译本的最大特色是提炼出来的与莎剧的文字风格最合拍的口语化译文,以及剧中体现人物身份的语言。
【小题2】为什么说在中国近代英译汉的历史上,朱译莎剧堪称“划时代的翻译文献”?请结合材料简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