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的城市文化竞争力日趋增强。然而，通过对其发展趋势的研判，特别是基于城市文化竞争力核心要素及其指数表现的分析，我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提升依然面临着诸多难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化基础设施不健全和公共文化服务功能不完善。这是长期困扰我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的一大难题。伴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突飞猛进，大量新兴文化业态不断涌现，大多数城市的文化基础设施及其服务机制却还停留在传统的单向供给模式。既不能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又无法有效承载新兴业态的发展需求。以文化竞争力综合指数得分最高的北京为例，其文化设施要素得分仍旧偏低，恰好说明公共文化设施的数量，与庞大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相比仍显不足。

没有资源，就没有发展，只有合理开发利用城市既有的文化资源，才能让城市文化生生不息。然而目前我国城市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普遍存在观念雷同、模式粗放、效率低下等问题。首先，越来越多的城市注重“文化兴城”，大打“文化牌”，但也出现“千城一面”和将文化泛化的现象。“建筑文化”“名人文化”“服饰文化”“山水文化”等口号式、标语化的城市文化定位比比皆是。其次，文化发展战略相互模仿和跟风抄袭的情况也非常突出。第三，在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存在“重建设轻人文”的弊病，盲目上马重大项目，过分依赖硬件升级，而忽视城市精神遗产的传承和整体文化氛围的营造。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大多数城市对待文化资源的开发局限于浅层次的旅游开发，缺乏对城市历史文化和现代精神的提炼，缺乏内容创意和技术创新，无法形成具有鲜明个性和比较优势的城市文化品牌。

近几年，我国城市居民文化消费规模逐年扩大，文化市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无论市对比国际通行规律还是国内人均收入水平在文化消费方面的投入，我国城市文化消费总量仍然存在较大缺口。以北京为例，城市文化竞争力排名全国首位，但是文化消费要素得分仍然偏低，这说明普通市民文化消费的潜力还需要地一步挖掘。

城市文化建设离不开人的创意、技巧与才华。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比拼归根到底是文化人才素质的较量。然而目前，我国城市文化相关行业发展需求与人才储备之间存在着巨大缺口和明显错位，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跟不上城市文化日新月异的脚步。在偏远、贫困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人才总量少、质量相对较差已经成为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的主要瓶颈。东、中部城市在人才数量与质量上具有优势，但是依旧缺乏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高端人才，特别是既懂得专业知识又善于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摘编自范周、萧盈盈《城市文化消费的巨大缺口，从哪里填补？》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首领，古文运动不仅是反对陈腐的今体文，更重要的是力图复兴极衰的儒家学说，推翻声势极盛的佛道二教，所以韩愈古文富有战斗精神，不愧为“凌云健笔意纵横”的伟大文学家和思想家，宋人诗话说“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韩诗与古文一样，像长江大河，浩浩瀚瀚，表现笔力雄健才思富瞻的极致，李白杜甫的精华，被韩诗吸收并神而化之，独成一大家，可以说杜文不很工，却不可以说韩诗不工。韩愈在《调张籍》诗里指出自己学李杜的心得“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说明韩诗与李杜诗精神融合成一体，没有刻意经营，却自然合于李杜。韩诗变化怪奇，主要得自李白；法度森严，主要得自杜甫，他在《调张籍》诗中斥责李杜优劣论（当以元稹为此论代表），说，“不知群儿恶，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如果不是学李杜同样有得，对李杜同样深知，那么，对李杜的认知是容易出偏差的。

韩愈是中唐创硬体诗的一大家，有如白居易创通俗诗也是一大家。韩派诗人多有名人，最著者张籍、孟郊、贾岛、樊宗师、卢全、李翱、李贺等人。张籍于唐德宗时登进士第，深得韩愈重视，韩愈《醉赠张秘书诗》云“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调张籍诗》云“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颉颃”。韩愈承认张籍学李杜，与自己有同样的成就，可以颉颃同飞。所谓“学古淡”，“古”是指张诗擅长乐府，多用古乐府为题：“淡”是指辞意通显，不作雕饰。张籍与白居易、元稹唱和，诗句通俗，但不同于元稹、白居易末流，所以说“轩鹤避鸡群”。如《野老歌》：“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上。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中的这种意境，也是从学杜得来。韩愈给张籍诗评价很高，《病中赠张十八》诗云“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张诗往往语已尽而意有余，扛鼎的笔力当是指此。

中唐时期可与元稹、白居易、韩愈并列的大诗人还有柳宗元。柳宗元诗既不像韩愈诗那样豪放纵横，也不像元稹、白居易诗那样平易通俗，他虽与韩愈同为古文运动的创始人，但受《文选》影响甚深，他的古文含有很多骈句，特别是最著名的山水记，显然从郦道元《水经注》写景文化出。他的诗含有选体气味，谢灵运、陶潜是他学诗的范本，当然不是模拟陶谢的形迹，而是变化为柳宗元的山水田园诗。朱熹说柳子厚“诗学陶者便似陶”。又说“学诗须从陶柳入门庭也”。苏轼称“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这些评价大致是平允的。不过，柳宗元学陶的真正恬淡处却还有一些距离。陶潜绝意仕进，极少流露仕途受阻的不平心情，柳宗元因热衷仕进，横被压抑，怨愤之情处处流露，尽管柳诗学陶功力甚深，在恬淡的气韵上，柳总稍逊陶一步。柳诗与陶诗相比，相当于山水记之与《水经注》写景文相比，各有其不可企及之处，而后起的模拟者总不免比创始者要稍逊一筹。

（摘编自《范文澜评韩愈、柳宗元诗文的特点和成就》）

“书法不隐”的首创者，可由孔子说起。左丘明在《左传》中记载：晋大史董狐书“赵盾弑其君”并宣示于朝，孔子对此评价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从此，董狐与春秋时另一敢于直言的史官南史氏被后世并尊为“南董”，“书法不隐”也成为传统史学中的评价“良史”的一个标准。其实，所谓的“书法不隐”贯彻的是以“礼”为原则的“书法”，它是为了维护“礼法”而产生。因为赵盾“弑君”的做法违背了儒家所定的“臣为君纲”的礼法，而董狐的“书法不隐”是依据“礼”对赵盾作出的善恶功过的评价，所以孔子称赞它、颂扬它，使它成为“良史”的准则。

南北朝时期梁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直笔”的概念，他说：“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辞宗丘明，直归南董。”紧随其后，《周书》卷三十八《柳虬传》中柳虬也阐述了“直笔”的观念，柳虬说：“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可以看出，刘勰、柳虬提出来的“直笔”其主要含义就是“书法不隐”的董狐精神，它所张扬的就是史家要刚正不阿、如实记录并公正褒贬，以实现“彰善瘅恶，树之风声”。文学家也在强调史家应该秉承刚直公正的道德良知。

直至唐朝中叶，刘知几在《史通》中专辟章节，在理论上更系统和完备地论述了“直笔”，他将“直笔”重命名为“直书”，并提出了与之相对的概念“曲笔”，他认为“直书”是“君子之德”，而“曲笔”是“小人之道”，对那些不畏权贵、敢于直书的史家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也痛斥了阿谀奉承、捏造事实、篡改历史的丑恶行径。他强调“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刘知几极力推崇 “直书实录”，实际上他的初衷是倡导史家要有“不畏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的无私无畏的道德风尚。刘知几的“直书”理论鞭策后世史家完备道德以铸就“良史”。

传统史家把“据事直书”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这就带有了对客体进行规范的意味。但是其终极目的是宣扬以儒家封建礼法为主要内容的“名教”，这被看作是任何一位史家都应恪守不渝的原则。当“直笔”记事与“名教”规范协调一致，没有冲突的时候，史家都会遵守直笔而书的原则。倘若两者分背，尤其是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时候，大多数史家就会趋于“名教”而放弃“直书”原则，这种自发的错误选择成为了传统史学的一个莫大的遗憾。 

（摘编自颜娜《浅析中国传统史学中的认识论及其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