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头闲想

施蛰存

①乡间的小径把我引到这渡头来了。我该说它是古渡吗？“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似乎以古渡较有诗意，然而恐怕这个渡头未必古；倘若说是野渡呢，“野渡无人舟自横”，也未尝不妙。无奈这里的渡船上明明有人，船也得没有横的工夫，喔，让我想来，还有什么形容渡头的现成字眼呢?虽然花工夫翻几部书，也许会搜索出一些来的，可是一个形容词又值得了几文钱！

②当我走到渡头时，在我前面的三个人都已经下了船。我立在岸上，看着这三个静静地站立在船中的渡客和把着格的舟子。说不定这时候他们对于我的怀疑比我对于他们的更大，这是从舟子招呼我的语气中可以分明地听懂的：摆渡吗？——在没有回话之前，我先在自己心中照样问了一句，“摆渡吗？”于是我摇摇头。这摇摇头，在那舟子眼里，一定是以为我表示了并无摆渡之意，而实际上呢，我只是一种蒙蒙昧昧的不置可否的举动。

③何以不置可否？那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摆渡的意味。我知道在一刻之后，这渡船就会撑到对岸去的，船里的这些渡客也会在对岸上了岸，继续他们的行程。但我呢？我非但不知道对岸是什么地方，就连现在我伫立着的究竟是什么处所也全不熟悉。我将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去呢？

④当我沉思的一刹那，已又有四五个乡人从田垄走来，相扶着下船。小小的渡船的两弦，已经贴着水面了。那舟子摇动着橹，发着轻柔的欸乃声，于是这渡船横流而去了。

⑤“容与乎中流”，“春水船如天上坐”，我以为通常的情形下，坐船是一种人生的逸趣，不管坐船的或撑船的是忙人抑是闲人，是快乐人抑是忧愁人，当他在这飘浮之际，我想他一定能有至少十分钟来欣赏这乘船的滋味的。可是我觉得这乘船的趣味却不足以描绘那些摆渡的客人们。

⑥你试回头一看那渡船上的情形怎样？渡船的行程是不自然的，它的檐自如一把截断江流的利剪。然而它又并不爽快地剪，它还得防备着拦腰而来的船头，因此只好曲曲折折地剪过去。那些渡客们既无风景可看，又无并行的船舶可以引为伴侣，而且更无那样闲逸的兴致。只因他们在下船的时候，心中就想到了上岸。他们乘船的观念，是无异于在岸上匆急地 步行的不，恐怕还更为严肃一些，你看他们各自静悄悄地鹄立着，即使是相识的同行者，也 不再像在岸上步行时那样地谈笑自若了。

⑦至于那舟子呢？他的命运也不同于普通的舟子。他没有浮家泛宅的乐趣，却又必须每天生活于水上。他终日沉默地摇着橹，从此岸到彼岸地转运着一些匆急的旅人。逝者如斯夫！而他却永远停留在一个地方。真是单调的生涯啊！

⑧ 我想，做渡船上的舟子的，必须是个头脑简单的人，或是乐天安命的人。我想起以前所见到过的许多摇渡船的，他们好像都是一个类型的人物。也许他们并不觉得生涯之单调，他们并不嫌厌他们的职业。看他们漠不经心地等候着渡客，又漠不经心地摇着船到对岸去，又漠不经心地从船板底下取出一瓶酒来仰头饮着是的，他们大多是喝酒的，这种对于生活的恬淡态度，真使如我这样为衣食而奔走的人觉得不可理解了。倘若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白痴，就一定是一个善于处世的哲人；然而这两种人在外表上是本来没有什么差异的。

⑨现在，他已经从对岸渡了一船的客人回来了回来？喔，我不知道这在他可算得是回来否？一左一右的欹侧着，这笨拙的渡船已经在渐渐地迫近了。我分明看见，那舟子老是望着我。我知道他不能了解我，也许更甚于我不能了解他。明明走到了渡口，却决无渡江之意，既然如此，那么独自匆急地踱到渡头来做什么呢？至于既非觅渡，又不回步，这样痴呆地立在岸上，又是什么用意呢？我想这喝饱了老酒的舟子恐怕未必会感觉到我因为正踟蹰于生命的江流的渡头，而不禁有单调之感吧。

⑩客人们一个个地上岸了。他们各人付给了渡资并不交与舟子的手掌中，他们都很熟悉地把铜元放在船板上，兴奋地一跃上岸，继续各人的行程了。这使我偶然想起德国诗人乌兰的《渡头咏》①的末一节来：哦，船夫，拿去吧，我出三倍的摆渡钱。因为除了岸边的我，还有你所看不见的一双魂灵在我身边。喔！这样说来，或许每个人都负载着灵魂行路，做人的责任也太重得可怕了，四野苍茫，我真凛然于这出三倍渡船钱的客人身旁看不见的一双魂灵了。

高中语文人教版选修教材《中国小说欣赏》第二单元《谈神说鬼寄幽怀》中讲到孙悟空的故事实际上暗含了佛教“放心”“定心”与“修心”的全过程，来宣扬一种佛家的摆脱迷惑找回本心不得迷失的精神境界。文学首先是人学。所谓文学的人民性，概括地说，是指文学具有反映人民生活、表达人民思想感情以及同情或歌颂人民的社会属性。《西游记》是一部神怪小说，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除唐僧是个人，而且是个慢慢神化了的凡人之外，其余全是怪，但书中尽是“精怪魑魅俱通人情”，“神仙鬼怪皆晓人性”，所以虽然表象是“怪”“神”，实质仍是“人”。我们熟悉的孙悟空，就是一位由石猴幻化而成的精怪，而恰恰是这样一个非人类的精怪却蕴含了深厚的人民性。这也是《西游记》得以流传不朽而“孙悟空”家喻户晓的重要原因。

早在东晋王嘉《拾遗记》卷八“周群”条中就描写了一只传授周群历算的白猿，它有变幻莫测能知过去未来的神通，它可与天齐寿，这些全都具有后来孙悟空的特点；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里描写的那只“遍体皆如铁”、“虽百夫操兵不能制、知死生之数”的白猿，不更有孙悟空的影子？宋代《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中，往西天取经的唐三藏法师座下的护法猴行者，应该就是孙悟空的前身。以上种种显示孙悟空这一形象不是一时一地一人所为，而是历代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扎根于中华大地的土壤中的。

第二，作者有意让孙悟空处在一个世俗态层面，是要借宗教徒们宣扬的“虔诚信教、苦修苦炼、成仙成佛”的母题来阐发世俗社会一个生活哲理：要获得成功需走正道，历经磨难，而且要有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斗志。孙悟空如此历炼艰苦，也正因此孙悟空并没有远离尘世，脱离人民，而是反映了人们的心理状态，阐述了群众集体意识中的人生哲理。

第三，从孙悟空性格中最鲜明最突出的两个特点：有个性、追求自由。这两个方面论述这一形象还体现了明代人民乃至今天人们仍津津乐道的审美价值取向：个性、自由。举一处例子：对那个专门用来“拘系、收管”他，不让他“逍遥自由耍性子”的紧箍儿，念念不忘能“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孙悟空一生奋斗，都是为了获得人生的最大自由，而“斗战圣佛”的成果也是“来去任自由，也无恐怖也无愁。”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以及在追求过程中体现的优良品质，英雄特征无一不是人民群众集体意识中所向往的，而鲜明地打上了人民性的烙印了。

再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由于考试落第、一生不遇，只做过一个地位极卑的胥吏，被士大夫视为奴仆。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决不会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代言人和传声筒，他的笔下绝不会是歌功颂德的官方著书，更不会是封建统治阶级愚弄百姓的说教。也正因为孙悟空形象蕴含了人民对英雄的品评，反映了世俗宗教文化，由于他具有强烈的人民性，贴近人民心理，所以在古代就深受广大人民喜爱，在民间长期传讲，广泛流传，“街谈巷议皆孙猪”。小说中的精彩回目还被排成戏剧，在舞台上表演。连《红楼梦》里薛宝钗过生日也要点一出“西游记”，慈禧太后的戏楼里专门为孙悟空安排了一个飞天的通道，绍兴戏里有大量的猴戏。在今天，《西游记》还不断被拍成电视剧电影动画片等各类节目，翻译成外文流行于欧美。孙悟空形象之所以有如此强盛的生命力、巨大的吸引力，应该归因于这个形象体现出的强烈鲜明的人民性，使得这一形象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支奇葩，千百年来绽放着异彩，经久不衰。

（删改自《解读孙悟空形象的人民性》）

材料一：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时代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在“亡国奴”的屈辱年代里，他看到的是岳飞《满江红》里“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1949年，他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时北大第一届毕业生。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在五个核大国中，我国是从原子弹到氢弹突破速度最快的，仅用了2年8个月，于敏对此功不可没。曾有一位日本专家赞叹于敏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

新中国成立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1961年，钱三强把他叫到办公室，非常严肃地说：“经所里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作为副组长参加‘轻核理论组’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年仅35岁。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直到1988年解密。

1965年，39岁的于敏带领科研团队开始攻关。从9月到11月的一百多个日夜里，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突破，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的一刻，于敏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1984年12月，于敏和同事在新疆核试验基地进行实验。一次讨论会上，一位同事吟诵起诸葛亮的《出师表》：“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于敏也来了兴致，一人一句地接下去。到后来，只听于敏一个人在吟诵，“夫难平者事也！……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一刻，在座所有人无不以泪洗面。

最终，那次原理实验获得圆满成功，为我国中子弹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节选自“新浪新闻综合”，2019年1月16日）

材料二：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咸城镇贼首，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73岁那年，中国科学院院土、“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以“抒怀”为题写下这首诗。

从1961年到1964年，于敏和黄祖洽、何祚麻一起，做了关于氢弹作用原理和可能结构等方面的探索。

在此期间，于敏“善于抓主要矛盾”去解决问题的特点得到充分发挥，在一些复杂纷乱的现象中，总能理出头绪，找出物理上的原因，使认识有所前进。通过于敏的办法，氢弹机理研究略去了求解辐射流体力学方程带来的巨大麻烦，大大减少了计算工作量。

谈到于敏在氢弹研制中的贡献，何祚麻院士以“足球队”作比喻。他说：“球队在场上踢球，起关键作用的人员往往是场外教练和举足射门的前锋，于敏正是这支足球队的教练兼前锋。关键时刻，临门一脚、应声入网的总是他。”

（摘编自人民网《于敏：愿将一生献宏谋》）

材料三：

于敏曾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防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等十几项重大奖项。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称于敏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对于别人说他是氢弹之父，他总是婉拒。他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因为保密，几十年来，于敏经常“失踪”很久，家事全靠夫人孙玉芹打理。晚年，他居住的卧室里依旧是80年代的简易铁床，客厅依旧悬桂着诸葛亮《诚子书》中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仍然保持着从小的两项爱好：听京剧和看古典文学。

60年代，九院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到新疆做一次靶场试验取得成功，回到北京后，九院所有人都出去迎接，唯独不见副主任于敏——他正躲在宿舍读《红楼梦》。

（节选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