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做人生的学徒

铁凝

三十年前，听朋友讲起他的农民老父亲。这位老父亲一生赶牛车、赶马车，没有坐过汽车、火车。后来，在城市读完大学又找到工作的儿子决意请父亲坐一次火车，并告诉父亲要坐快车。父亲这才知道，原来火车还分快慢，就问儿子快车票便宜还是慢车票便宜。儿子答，当然是慢车票便宜。父亲惊奇地说，坐慢车的时间长，怎么反倒便宜？那时我们一边听朋友讲，一边笑，笑那老父亲的天真。

三年前在新加坡，读到一则关于跑步的故事。一个青年和一个老人清晨在公园跑步。青年矫健活泼，老人瘦弱迟缓。本来跑在老人后面的青年，很快就冲到了老人的前边。他优越感十足地回头叹道：“咳，你们这些老人啊，到底是跑不快了啊。”老人并不生气，边跑边对超过他的青年说：“年轻人，你的前边是什么呀？”青年说：“是路啊。”老人又问：“路的前边呢？”青年说：“还有一座桥。”老人说：“桥的前边呢？”青年说：“是一片树林。”老人问：“树林的前边呢？”青年说：“也许是山吧。”老人问：“山的前边呢？”青年说：“我看不见，恐怕就是生命的尽头了吧？”老人说：“那你跑那么快做什么呢？”我心里一惊，感受到一种苍凉的智慧。

三个多月前我走进江南山中的一片竹海，请山民教我认新竹老竹。要知道，世间植物唯有竹子长得最快。据说，一个小学生放学回家，将书包挂在一棵竹子上，坐在竹林里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够不着书包了。真是俏皮！我仿佛看见一棵挎着书包的新竹正蹿入云霄去天堂上学。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世故的快时代。我忽然想起朋友的农民老父亲。当年轻的我们笑他天真时，怎知他早就洞悉了慢的昂贵，就像公园里那位慢跑的老人。但当我想到那个跑步的故事，却也不打算责怪那位心怀优越感的青年。如果青春是用来挥霍的，他的确拥有快跑的资本。

连快跑都不敢的青年，岂不是枉费了青春？于是我的眼前不断闪现出那棵挎着书包的翠绿新竹。它的速度令我恐惧，可它挎着书包的样子又让我开怀大笑：挎着书包的竹子毕竟不那么老谋深算，它是去上学吧，是去做人生的学徒吧。

去做人生的学徒，这又让我想起很早以前看过的卓别林主演的一部电影——《舞台生涯》，卓别林扮演一位名叫卡维罗的喜剧演员。我记住了这部电影里的一句话：当卡维罗历尽艰辛终于以他精湛的技艺博得观众狂热地喝彩时，女友激动地对他说，他的表演使同台的那些演员都成了票友。对此，卡维罗严肃地答道：“不，也许我们都还是票友，要在艺术上真正有点造诣，人生是太短暂了。”

卡维罗的谦逊和“上学”的竹子让我感到艺术的艰辛和生命的局促。我写作，与其说是为了要告诉读者什么，不如说是在向文学讨生命。艺术和写作恰可以盈满我们的精神，放慢我们生命的脚步。在浩瀚的宇宙之中，假如人生似一棵绿竹，以我这并不年轻的生命，仍愿做背着书包的那一棵，急切努力，去做人生的学徒。

（选自《意林》2019年4月）

殷商末年，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得知商纣王的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即率 兵伐商。当时，周武王率本部及八个方国部落军队，进至牧野。纣王惊闻周军来袭，调动少量的防卫兵士和大量奴隶，开赴牧野迎战。以数量而论，商军的兵力超过了周军， 但由于匆忙结阵，士气低落，加上奴隶们阵前倒戈，最后招致惨败。对此，《尚书·武成》 篇记载：“受（纣王）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 血流漂杵。”

生活于战国中后期的孟子，披览至此，大不以为然，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这里的“书”特指《尚书》，亦即《书经》。《武成》是其中的一篇。孟子认为，《尚书》 中的记载未可尽信，并举出了具体实例。这一论断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同。宋代理学家 张载、朱熹等，还就此做了进一步的引申与发挥，强调读书要“有疑”，且在“无疑处有 疑”，要“濯去旧见以求新意”。道理就在于，怀疑方能开启觉悟之门。

《公羊传》中有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说法，其实，成文的历史，又有哪一种不是间接的传闻呢？那类“生无旁证，死无对证”的事，所在多有。何况“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东汉王充《论衡·艺增》篇，对此做进一步的阐述，专门揭橥了古代一些典籍增益其事以致失实的现象。他说，《尚书》中赞美帝尧的德政，说是“协和万国”，实际上，当时，“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尽于三千之中矣”，说是“万国”，“褒增过实”了。他还举出《尚书·武成》篇：“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助战者多，故至流血如此”。“案：武王伐纣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兵顿血流，辄燥入土，安得杵浮？”再者，“周殷士卒，皆赍干粮，无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这种种陈述与批驳，都至为确凿。古时是这样，那么近世呢？王充接着又列举了汉代言过其实的事例：郎中贵光上书光武帝，言汉文帝“时居明光宫，天下断狱三人”，以颂美文帝。光武帝当即予以驳斥：文帝并不居住明光宫，断狱也不是三个人，正式澄清了事实。为此，王充慨叹道：“汉为今世，增益功美，犹过其实，况上古帝王久远，贤人从后褒述，失实离本，独已多矣。”

当然，这里还有一层复杂的关系。如果把包括《诗经》在内的经书都看作史书的话，那么，对其所记失实予以切责，当然没的可说；但《诗经》本身又是文学作品，如果句句都去这样要求，就有些失之过苛，甚至是“刻舟求剑”了。比如，《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王充加以批驳，说其声高远，可以，“言其闻于天，增之也”，“人无在天上者，何以知其闻于天上也”？这就未免吹求过苛了。看来，学术研究应该合理区别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

（选自王充闾《国粹人文传承书》，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