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丧

江岸

王魁自娘去世后整整五年没有回故乡黄泥湾了。爹老了，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给宝儿打电话，让他快回来。”

“怎么跟他说呢？”

“就说我不行了，要见他最后一面。”

王魁的几个姐姐分别叫王凤、王琴、王芳，爹叫了她们半辈子王凤、王琴、王芳。王魁有大号，可爹偏不叫，他都三十多岁的人了，爹还“宝儿宝儿”地喊他。王魁出生之前，爹已经四十七岁了，娘四十五。这么大年龄结出个老秋瓜，怎么不是个宝儿呢？

王魁快速从广州赶回来。一进院子，他就丢了行李，长嚎一声：“爹啊！”救火似的往爹的卧室冲。

爹这两天被女儿们汤汤水水地伺候着，身体本已无大碍，加上得知王魁正在往家赶的消息，病就全好了。他想起床，到村口去接接王魁，硬是被女儿们按了回去。

王魁半蹲半跪在爹的床前，大哭着说：“爹，宝儿回来了。”按照女儿们事先的安排，王魁进来以后，爹只能缓缓地睁开眼睛，气若游丝地哼几声，然后在女儿们的搀扶下慢慢坐起来……可是爹憋不住，竟然呼啦一下直起腰，一把抱住王魁，大声地说：“宝儿，宝儿，俺的宝儿……”这个戏至此彻底演砸了！

王魁从爹的卧室走出来的时候，脸色比锅底还黑。王琴递给他一杯茶，他劈手接过来，掼了个粉碎；王芳递给他一块馍，他也摔在她脚边。一条老黄狗飞快地冲过来，叼起大些的馍块；一群鸡咕咕叫着围过来，啄食四分五裂的馍渣。他一脚踢跑那条狗，又一脚踢飞一群鸡。

王凤也黑了脸，喝道：“王魁，你疯了吗？”

王魁吼道：“我就是疯了。你们知道吗？我们厂现在正是生产旺季，忙得吃饭放屁的工夫都没有。老板死活不批假，我是辞职回来的。”

王芳嘀咕：“不就是打个工吗？以后还能找不到？”

王魁一下子蹦到王芳面前，手指着她的鼻尖，说：“我在这个厂干了十三年，从小工到主管，我容易吗？小工拼死拼活干一个月，才三千元，主管一个月一万多，你知道吗？你去给我找个主管的活儿试试！”

王芳吓哭了，躲到了王凤身后。

王琴气恼地说：“爹五年没见你，能不想你吗？”

王魁说：“想我，看看照片行不行，打打电话行不行，把他送广州去一趟行不行，非得让我回来？我哪个月不给他汇钱，他缺吃缺喝缺穿了？”

王凤重重叹了一口气，说：“我们过去不是不知道嘛，以后不哄你了。”

王魁冷笑着说：“还提以后？以后不到那一天，你们休想让我回来！”

王凤想再说些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她们走进爹的卧室，围坐在爹的床边。显然，院子里发生的一切，爹尽收耳底。爹浑浊的眼泪像雨天屋檐滴水似的纷纭落下来。王凤给爹擦眼泪，爹的眼泪没擦干，她自己的眼泪反倒流了出来。

吃晚饭的时候，王魁说：“我已经给老板打电话了，想收回辞职报告。老板同意了，让我尽快赶回去上班。明天一早，我就走。”

爹一口饭含在嘴里，不嚼了，呆呆地看王魁，嚼得半碎的饭粒一点一点从嘴角掉出来。三个姐姐都低下了头，默默吃饭。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王魁就背着行李，要离家远行。王魁向爹辞行，院内院外，却没有爹的影子。姐姐们簇拥着他，把他送出村庄。

回到家，天大亮了。王芳清扫爹的卧室，王凤和王琴去厨房准备早餐。王芳发现，爹床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打开的烟盒，背面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宝儿，爹对不起你，今后不再拖累你了。”王芳还发现，爹的床上，堆着一沓红彤彤的百元钞票，钞票下面，也是几张打开的烟盒。她把烟盒抽出来，只见每张烟盒的背面，都写着一行行日期和几百上千不等的金额。

王芳凄厉地喊“大姐，二姐！”

王凤和王琴应声而入，接过烟盒一看，都慌了神儿。王凤哽咽着说：“快，快，给王魁打电话，让他快回来。”

老校长的雨靴

庞余亮

一个人的身份与穿着绝对有关系，比如我们校长曾经到村里的裁缝店做过一套西装。瘦瘦的校长穿起来就不伦不类，反倒是他穿上蓝卡其的中山装好看些。不过他到乡里开会到城里办事还是穿上了他的宝贝西装，又穿上了他的老皮鞋——怕有很多年了，有一只已经歪斜了。看得出他穿上西装的感觉并不好，可是他说有什么办法呢，上次进城，人家都以为他是个老古董，还是穿西装好些，穿西装人家的目光就少了，走路就轻松些，城里人就喜欢穿西装。

穿西装也就穿西装吧，可是一到下雨天，穿上西装的他偏偏又蹬上了一双中帮雨靴，这就更加不伦不类了，怎么看怎么别扭。每当他穿上这件衣服，学生们就在背后叫他“德国鬼子”。但乡下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一走路就是一脚的烂泥，想甩都甩不掉，真是固执的坏脾气。如果还想“甩”的话——用校长的话说就是想要派头的话——皮鞋一会儿就变成了小泥船，所以雨靴还是更适合于土路。看来校长穿雨靴还是穿得理直气壮的，既然穿着理直气壮，别人怎么看也就无所谓了。他心安理得地穿着后摆有点吊的西装和粘着烂泥的雨靴到乡里或进城办事。回来时他乐呵呵的，他似乎没少了什么，实际上雨靴上已少了许多烂泥，而原先黑色的泥渍变成了白色的泥斑，像踩了一脚的雪。

本来我早已不用雨靴了，过去在上师范前下雨赤脚；上师范时下雨也无所谓，到处都是水泥路。可是到我们学校就行不通了，烂泥似乎见皮鞋见得不多，反而亲昵得太过分了，开始我还“甩”，下雨穿皮鞋，后来再也不行了，我心疼。乡里经费紧，工资不仅发得迟还总打折，我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我托穿雨靴的校长到乡供销社买回了一双雨靴。

新雨靴锃亮锃亮的，亮得能照见人的脸，雨珠滴在上面一会儿就滚走了。我走路时觉得有人在看我的脚。不过雨靴老得很快，不出几个雨天，雨靴就老得和校长脚上的雨靴差不多。似乎只有老了的雨靴才更和泥土亲近些，老了的雨靴更协调些。每年开学前我们学校里的老师都要乘船到城里新华书店一趟。我们在城里往船上搬书，搬完书后一起去一家馄饨店吃馄饨——校长说这是城里最好吃的馄饨。吃馄饨时还可以在碗里多撂一些辣椒，那个香啊，那个辣啊，吃得鼻子上都冒汗。吃完了我们一身轻松，校长还脱掉了西装，露出两种不同颜色织的毛衣，然后我们再一起乘船回去。有一次开学前去城里，正好早晨下雨，我们都穿了雨靴，然后又一起穿着雨靴上了船。上了船校长还指挥我们在船帮上把雨靴上的泥洗掉，用校长的话说，要让城里人认为我们穿的是马靴，而不是雨靴。亏他想得出来！到了城里，太阳升上来了，城里的水泥路不像乡下的泥路，乡下泥路要晒两个晴天才能晒干，而城里的水泥路只要一个钟头就干了。穿着雨靴的我们几个好像是“德国鬼子进城”，雨靴底在水泥路上总是要沉闷地发牢骚，天不热，我身上全是虚汗，到了新华书店，上楼梯时营业员都哧哧地发笑。如果这还不算尴尬的话，我在回船的路上居然遇到了我城里的同学。同学笑眯眯的，目光却朝下，他看到了我的雨靴，我们的雨靴。后来好不容易同学走了，我觉得满街上的人都在看我。我躲到校长他们中间走，他们走路声居然那么响，都有点步调一致了，我都感到全城人的目光在喊口令了：“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可校长和其他同事并没意识到这些，他们旁若无人“一二一”地走着，他们要带我一起去吃馄饨。

回去的路上，校长首先把那双在水泥马路上叫了一天的雨靴脱下来，然后就躺到了我们刚从新华书店买回来的书捆上，我们也相继把雨靴脱下来。河上的风吹过来，吹得我们双脚那么舒坦，校长一会儿就在新书捆上睡着了。摇船的节奏好像在催眠，他还发出了呼噜声，而他的旧雨靴，一前一后地站着，像哨兵一样守卫着他的梦乡。

（选自《广西文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