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州地坑院

王剑冰

你知道“陕”是哪里吗？你一定会说，陕西。其实，陕在河南的三门峡，古时称为陕州，陕以西才为陕西。造物主随性造的这一块陕地，险崛而奇特。黄河南只有两条狭路可通东西，并汇于函谷关。从洛阳伸出的丝绸古道，至今仍留有一段深深的车辙痕迹，人称崤函古道。古道一直没入崤山天险，著名的秦晋崤之战即发生在此。秦皇汉武东巡的车辇，在函谷关写出《道德经》的老子，诗人李白、杜甫们，还有从这里出去的杨玉环、上官婉儿，无不要过这条古道。

千仞峭岩与万里怒涛的冲撞挤压，也在陕地托出了三道塬。不知何时起，身受仰韶文化浸润的陕州人，渐渐地在三道塬上将穴居与窑居的生活方式衍化成了地坑院。你能想到吗？多少年间，竟然有成百上千个村落，潜伏于地平线之下，成为世界奇观。

好些年前，头一次住进地坑院，感到有一种四合的凝聚与向下的沉淀力。院子像塬上开的天窗，所以人们不敢大声地说笑，怕吵了天地。天黑严的时候，繁星框了一院子，巨大的安静，使夜溶解得贴切而真实。偶尔有小曲传出，那种抑扬顿挫的眉户调，混合着蛐蛐、咕咕喵、南瓜花、扁豆花的声音，实为一种天韵，有女人在这天韵中剪着窗花，消磨一天中最后的时光。三道塬，相互交织和延续的，也许就是这种简单的安逸感，那是最本质的乡土的味道。

一位老人从坑院里走上来，见了我，看着不认识，话语却出了口。我赶紧回应，声音里，竟然有一种亲切与感动。一位红衣女子一点点地从地下冒出，手挥扫帚，坑院上方一条小路显现出来。这是新婚不久的女子，来的时候，柿子还在树上，红炫炫地挂满坑院四周。

雪片似梨花，覆满整个陕塬，勾勒出一个个坑院。谁家拦马墙散出了炊烟，让塬上的黎明活泛起来。一条狗钻上来，雪塬有了一溜花瓣。这时候听见了鸡鸣，起伏于无边的沉静中。

坑院虽不用一砖一瓦，却有自己的味道和风骨，所建必有遵循，所用必有遵守，所设必有尊重，说到底，还是民族的智慧，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活化石。只是听老人说，许多人进城去住，许多老院子因为没人打理，都逐渐荒废坍塌了，让人心疼。

独特的陕塬，高险平阔，南有重峦叠嶂的崤山，北临沉郁雄浑的黄河，深沟狭壑纵横。站在这样的地方，该是有诗的。唐玄宗旅次陕州，曾吟出“境出三秦外，途分二陕中。山川入虞虢，风俗限西东”的诗句。当时驻跸哪里呢？想他没住地坑院，若在地坑院留住一晚，诗中情怀当更为雄奇。

一代“诗圣”也错过了地坑院，黄昏时匆忙投入的是石壕村的靠山窑。那地方离塬上并不远，却存有不安定因素。如果老杜走上塬来，住在坑院，情境或有不同。说不定晚年会选择这里，茅屋也不会为秋风所破了。

又过去多少年，慈禧来了。慈禧避乱长安回京，没走回头路。光绪二十年九月，慈禧的銮舆进入函谷关，到这里天色已晚，只得在地坑院落脚，陕塬人没有亏待她，腾出最好的窑院，点起过山灶，给她做“十碗席”。高高在上的慈禧对现在高高在下有些不适应，然而面对舒适和美味还是做了一回普通人。

想李白、苏轼来，会把坑院当成一方金樽邀月起舞吧！地坑院是一个个模子，能翻模出乡情的孤绝与惊喜、诚厚与质朴。

陕塬人虽安于一隅，但性情刚毅，遇日本人来犯，自发组织，不让侵略者安宁。至今这里仍有遗迹，纪念抗争中的牺牲者。

自古以来，对于尘世，这里都是远避的、深藏的。这些年，当地实行旅游开发措施后，地坑院就像尘封的窖酒醇香四溢。但纯粹的乡情越来越多地远离了视线，少了些安静，多了些喧闹，多了些生意人和花花绿绿的游客。有人来看建筑，有人来搞摄影，有人支着画板写生，有人搜集俚语唱曲，有人学习泥砚剪纸，有人什么也不为，就为了看看与自己的老屋有什么不同。

再次来到地坑院，梨花正旺，路新修了，路边的树整齐地刷了白的腰，还有一些红红绿绿的标语、一些不和谐的汽车喇叭声。总感觉景色变了味道，就忽然有些不高兴。我四处张望，通向外面的村路在塬上起伏，渐渐升出一个人，又升出一个人，近了才看清是年轻的姑娘小伙儿回城里去，他们身后是年迈的老人，千叮万嘱地相送。年轻人渐渐没入塬下，只剩纷舞的梨花与摆手的老人。我突然有些伤感，当年坑院里种梨，是图吉利的意思，现在倒有一种离别之情，有些莫名的舍不得。再多少年过去，坑院里还会有人厮守吗？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拆还是不拆?这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回答的问题。以往推平村庄建设城市是常见做法，而伴随着反思和乡村价值的再认识，这个问题有了新答案。比如河南孟州的产业聚集区,没有拆掉莫沟村,而是引入乡建设计团队进行修复，在重塑村庄面貌的同时，让城市发展更有质量。这样的案例启示我们，城市化并不是“毁村”运动。

城市化是一个综合性过程,其中土地是关键因素。纵观中国城市化进程,不论是早期政策导向的人口聚集，还是改革开放中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繁荣带来人口激增,抑或是如今多元的城镇化模式探索，解决土地问题都避免不了“征地—补偿—拆迁”的循环。轰鸣的推土机铲平一个又一个村庄，鳞次栉比的高楼越来越密……据了解，近10年我国有90余万个自然村在城市化进程中消失，这意味着平均每天有80到100个村庄在版图上被抹去。有的城市决策者，以城市化的名义，毫无顾忌、毫不留情地把城郊众多肥沃的田地规划成楼盘,把许多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村庄夷为平地。当然拆迁的确让不少村民一夜暴富，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土地利益纠纷、强拆等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城市化从高速推进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关卡。

拆字当头的确可以使城市短暂扩张，但损失的是城市长期发展的潜力和质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各州就通过立法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注重郊区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以风景如画的郊区环境吸引中产阶级居住，更形成了城乡一体、多元互动的城市发展格局。不可否认，在中国的不少地方还存在热衷于大广场、大马路、大高楼的城市化，这样易导致“钢铁建筑、水泥路面、千城一面”的出现。正因如此，河南孟州把乡村打造成城市发展亮丽名片的做法，提醒我们因地制宜做好城市规划、突出特色做好产业布局，乡村不仅不会成为城市化建设的“拦路虎”，更会为城市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价值不容忽视。这种价值不仅是“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精神诉求，也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反思，更是对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继承延续。安徽徽州的乡村古宅曾被当地人视为“废物”，在城市化进程中被铲除不少，但随着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再发现，当地从“破坏”变成“守护”，通过引入艺术家修复改造、区域村落的整体规划，让这些老宅子焕发了生机，使其成为当地文化旅游的宝藏。在不断发展的城市化浪潮中，乡村依然有着存在的意义，不论如何变化，不变的应当是对价值的坚守和对历史的敬畏。

城市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并不对立，二者可以相互促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目标的同时，让乡村承载更多绿水青山和精神文化的期待，我们就能以高质量发展托举更加美好的明天。

(摘编自沈慎《城市化不是“毁村”运动》)

在信息时代，接受信息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各种电子屏幕，我们便可以把这种阅读方式称为读屏。信息社会给阅读带来了变化，创造了很多新价值，这是无疑的，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价值，这些负价值构成了潜在的危机，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需要警醒。大量的信息蜂拥而来，让人应接不暇，它让人感觉接触的信息多了，而积累的知识却少了。一来是因为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构成知识，不是所有信息都具有价值和意义，“真正重要的讯息会湮没在一大堆不太重要的讯息中而难以识别”；二来因为构成知识的那部分信息，若要积累下来，并成为人们智慧的一部分，需要认真理解、品味，光靠浏览是不够的。一位法国哲学家、控制论史家这样写道：“信息社会中存在这样一个悖论——我们仿佛拥有了关于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信息，但这个世界在我们看来却越来越缺乏意义。”信息因为有意义和价值才成为知识，知识转化成改变世界的工具时，它才成为智慧。在今天互联网“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的无知不是错读了许多书，而是错误地被无意义、无价值的信息包围，而无法静下心来真正地阅读。

在信息时代，在数字互联网时代，充斥网上的海量信息有的简直连信息都不能算，只能将其视为垃圾，因为它们要么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花边”或“八卦”，要么是耸人听闻、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假信息或假知识，要么是质量低劣的胡编乱造。虚假信息、不准确不科学的知识在网上肆意传播，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互联网为所有人提供了写作和发表的平台，本来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不设任何门槛、没有任何严把质量关的“守门人”，使这件事情有了变坏的风险。另一方面，便是经济原因或市场利益驱动。“信息可以同时表现得太廉价和太昂贵”，“当信息变得太廉价时，注意力就变得昂贵了”。大量真真假假的廉价信息甚至免费信息，却隐藏着巨大的商业利益。其实售卖虚假信息的危害丝毫不亚于售卖假药。不同只在于，假药毒害身体，假知识毒害精神；假药的后果可能立竿见影，假知识的后果犹如慢性毒药。

人们通过搜索引擎获取着应有尽有、跨越时空的信息，应用这些信息从事科学研究和其他生产和生活活动，节约时间，提高效率，因而充满着兴奋感和满足感。但久而久之，人们便对大数据和搜索引擎产生了依赖，仿佛离开了它们自己便无法行动了。还有另外一个事实，即当人们开始搜索或试图在网上获取信息时，有关个人的信息就随之被记录了，个人便成为大数据本身被计算和运营，个人的思想也被有意识地“启发”和导引着，个人被“大数据”运营着，成为任由信息摆布的奴隶。其实，在生产和生活中，我们已经沦为了信息的奴隶。例如，离开了电脑和电子邮件，我们无法工作了；不依靠导航系统，我们不会走路了；离开手机，会产生孤独感甚至恐惧感，好像自己被世界抛弃了似的。

（摘编自于殿利《阅读的三个时代·读屏时代与信息革命》）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太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战争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旗下，辛弃族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2018年2月12日光明网《古典诗调与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