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堵墙倒了

石泽丰

①一堵墙倒了，倒在昨夜的风雨中。是风推倒了墙，还是雨浸垮了墙，没人看到。半 夜，一声沉闷的响声传出，而后是一片寂静，但很少有人听见，听见墙倒时的叹息。这是 空了多年的空心村里，最后残存的一堵墙，倒了。

②这墙约两米多高，长不足四米，但有两百多年的历史。透过墙壁的斑驳面，看得出它是用泥巴夯实的，没有一块砖砌于其中。当年建它的户主早已弃它而去，安息于村子后面的山坡上，他的儿子、孙子也相继而去。墙就守着岁月，守着村庄，只是村庄的人后来都搬 走了，墙觉得自己守着守着，就守得没有意义了，与其守着荒芜成为一种哀伤，还不如自己 也与地面相贴，倒掉，把泥巴还原于脚下的土地。

③墙未倒之前，我看过，且经常来光顾，来怀旧。我看到墙头上长有野草，肯定是哪一 只飞鸟骑在它的头上，向它拉了一泡粪便，粪便中有几粒草籽，逢春了，草籽发了芽，长出 一簇青郁的野草来，长成一簇墙头草，风吹过来，墙头草的确两面倒。用脸亲抚着墙面，让 墙能感受自己的温度，所以墙坚持着站立，只为感恩，向草致敬。有时，人比墙要现实得多， 有的人得到了别人的恩情，却并不知道去报恩，有的还恩将仇报，墙在现实生活中做出了榜 样，可是，人目光短浅，看到响当当的银子，眼睛就发亮，就闪光。墙看了，默然。

④墙收藏了许多的故事。其实，厚厚的一堵墙，就是厚厚的一本书，当年的砖匠读过， 后来的砖匠领着自己的徒弟也前来学过，并发出由衷的赞叹：这墙砌得严丝合缝，多好啊！ 大家都知道这是极品之作，都知道是匠人用心做出来的，就是没有一个人去继承，去超越， 去发扬当初的工匠精神。现在砌墙，用砖砌，用钢筋水泥砌，一面墙用不到一两个小时就可 速成，自认为这是一种进步，一种效率的突显，墙自己知道。

⑤墙把工匠的笑话放在肚子里，它撑起了瓦楞，成为房舍，供人寝安，人才得以避风雨。 墙见过工匠在砌它时相互逗乐、打情骂俏，听过半夜夫妻窃窃私语，墙没有对外人说。它不 会去传言，不会去添油加醋，因为它把自己的位置摆得正正的，丝毫不歪，从当初砌成的那 一刻开始，哪怕是倒了，它也会闷在肚子里，连自己一道埋入大地。这就是一种修行，一种 德道，所以它的寿命高，高达两百多年。

⑥那堵墙倒了，是泥土还原于泥土。建造它的主人的子孙后代，没有哪一个前来用目光 抚慰过它，它孤零零地存在着，存在于这个空心村中，存在于这个即将成为荒野之地的一隅。 太阳走了，月亮来过，月亮走了，太阳又接着来，这就是更迭不尽的岁月，轮回流转，老了 人心，蚀了墙脚。墙只有倒了，也只得倒了，倒在大地的怀里，无论日月如何旋转，墙觉得再也没有什么不踏实的。

⑦这就是一堵墙，一堵倒了的泥坯墙。

（选自《新青年》，2017 年第 8 期）

材料一：

会宁皮影戏已列入甘肃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会宁皮影多以牛皮、羊皮、驴皮制作而成，一台皮影戏至少需要四至五人才能完成，唱腔多以当地的传统戏曲秦腔为主。大年三十晚九时许，新添堡乡河屲wā村村口的皮影戏老艺人牛俊魁家传来阵阵鼓乐声，村里组织的新年皮影戏演出在这里鸣锣开演。

河屲村是会宁县新添堡乡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晚上九点，乡亲们在家里欢聚一堂，唱着皮影戏过大年，让我们感受到了皮影戏的魅力。

走进牛俊魁家，一股浓厚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一场精彩的皮影戏正在他家的正房里上演，老艺人牛俊魁在白色幕布后舞弄着皮影角色，边舞边唱，另外三人时而拉二胡，时而吹唢呐，敲锣打鼓配合默契，村民们看得全神贯注，记者也被精彩的演出所吸引，跟着看了起来。在演出结束后记者走进幕后，体验了一把皮影戏的演出过程。

据介绍，牛俊魁是会宁皮影戏的传承人之一，他不仅可以熟练制作皮影道具，而且能够演唱多部传统戏曲。每逢新春佳节，他都要带领村里人白天搭台，晚上唱戏，每场皮影戏要演出两三个小时，以丰富乡亲们的节日文化生活。

新添堡乡河屲村村民邵启虎对记者说，本地文化活动比较单纯，到过年的时候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看一看皮影戏，耍一下社火，自娱自乐，大家都比较高兴。

（“会宁广电网”记者 甘孟玉 荆平）

材料二：

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上的活动屡见不鲜。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鄂温克族是跨越中国、俄罗斯居住的的跨界民族，也是中国“三少民族”之一。千百年来，作为善于迁徙的狩猎民族，他们将本民族的***、市长再忙也要出席，这些都提高了紫砂陶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不能传承下去，归根结底要看它能否与现代人的生产、生活需求结合起来。”贺云翱教授说，“除了宜兴紫砂壶，像苏州的刺绣，南京的云锦，这些非遗项目都兼具了一定的市场价值，迎合了现代人的需要，有很多人在学。相比之下，南通色织土布就与现代人的生活离得稍远些，对于这类非遗项目的保护，政府就更不能缺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是民族文化的基因，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也有专家认为，整个社会都应该为非遗的传承出一份力，在韩国、日本，每年都会有企业家出资赞助非遗项目，定期举办一些展览，让民众认识到非遗的重要性，这也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摘自《光明日报》：《非遗传承，难在哪儿？》有删改）

大师陈寅恪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他13岁游学欧美和日本，先卒业于哈佛大学，又研习于柏林大学及巴黎大学等。“求学时应该在乎知识而不该在乎文凭。”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他根据自己想学的课程，知道哪所学校可以学习，便前往学习钻研，学成后又到另一所学校，留学16年，竟然未取一张文凭，也无学位，但学问之深，一时无人可及。

1925年，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为专研高深学术之机关，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通才硕学”及各种学校的国学教师，对导师要求非常高。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为国学导师，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有点生气:“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陈遂被破格录用，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陈寅恪学贯中西，治学之广非常惊人，在宗教、史学、人类学、校勘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尤以对中国中古史的研究闻名世界。他的课不单是学生来听，清华的许多教授都来听，他的好友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和朱自清等也都来听，因此他被称为“教授的教授”。他讲课讲到入神处，往往闭目而谈如入禅境，直至下课铃响，也不介意。他倘有新的论文发表，必将单行本分给每个同学研读。他不欣赏问答式的笔试，倡导学生提问题、有创新，以期对史识有新理解、新发现。他至死都坚持用文言写作，但又关注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他认为中国学术要坚持民族传统，要对传统文化充满自信。

陈寅恪是通过什么途径达到如此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呢?从他早年的留学笔记中可窥见一斑。他的学生季羡林先生在整理他留学德国期间的学习笔记时，发现他的笔记竟有64本之多。这还不是全部，许多笔记包括文稿都在“文革”中因抄家而遗失了。这些笔记内容之复杂，难以形容，可分为二十一类，其中仅文字就涉及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梵文、印地文、希伯来文等。

陈寅恪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被他拒绝。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陈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以示讽刺。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决定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派人南下广州，邀请陈寅恪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早已失明的陈寅恪亲自口授了一封复信，其中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陈寅恪一生历经忧患，遭遇世变、家变和个人病变。他先是眼盲，晚年又膑足，在“文革”中备受摧残打击。但即使这样，他晚年还完成了90多万字的《柳如是别传》和《论再生缘》。在没有资料又不能涉猎其他领域的研究时，一个失明老人仅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写出这样的长篇巨制，真是让人惊叹。他用口述方式撰写《论再生缘》，对明末清初杭州女诗人陈端生所著的讲述元成宗时尚书之女孟丽君的悲剧故事进行评点考证;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为一个被士大夫所轻蔑，倚门卖笑的奇女子柳如是立传，赞美她在明末清初家国更迭时比五尺男儿更重家国大义的精神。书稿完成于1964年，当时陈寅恪已74岁。五年后，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毫无疑问，陈寅恪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令人高山仰止，不胜敬慕!他是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界的骄傲。

(选自《国学》，有删改)

以“师道尊严”挺立民族信仰

①“为学莫重于尊师。”尊师重道是中华文明的德性精华，历史上既有像孔子这样“弟子三千，圣贤七十二”的流芳圣贤，又有“程门立雪”、“子贡尊师”之类的千古佳话。“师道尊严”作为尊师重教理念在道德层面的集中表达，不仅是对以教师群体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尊重，也是对教育、文化、知识的尊崇，更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

②“师道尊严”一词出自《礼记·学记》，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教师的地位极其重要，他们应该是“道”的载体，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可能在学生心中深深扎根，教师承担着让每个孩子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任。“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教师不讲“师道”，后果不堪设想。正因如此，“师道”必须尊贵、庄严，教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他们有爱有敬、尊重人性、严谨为学，我们的民族信仰体系才能牢固树立起来。

③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民族涌现一批又一批好老师是民族的希望。徐特立坚持兴办平民教育，***视他为一生的先生；陶行知穷毕生精力钻研教育理论；民族危难时刻，朱自清、闻一多等诸多学者云集西南联大，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痴心教师”张心芸，“苗乡挑夫教师”周宏军，时代楷模黄大年。他们身上，闪耀着“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师德典范，闪耀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心，闪耀着“科教兴国，振兴中华”的强国之光。

④如今社会格外重视教育，教师更是被寄予沉甸甸的期待，“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未来，一个肩膀挑着民族的未来”。但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传统文化遭到了一定冲击，在一些地方形成了“反传统的传统”，“师道尊严”不再被重视，互联网带来的“知识爆炸”也让人们有了更多的知识获取渠道，教师职业的“去魅化”导致教师专业权威不断被解构，教师职业声望有所下降。

④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对民族信仰的树立至关重要，如何重振“师道尊严”就显得尤为突出和迫切。“严师”内涵丰富，不仅是指严厉的老师，更是有尊严的老师，是值得尊敬的老师，教师知善恶、明是非、能担当、有格局、有境界。

⑥与此同时，教育部门和学校也应充分尊重教师的教育自主权，减少和弱化行政力量的过度介入，做到制度上松绑，精神上“减压”，为他们的专业发展和精神成长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现实生活中，需将教师从过度的道德绑架上解脱下来，强化对他们的精神关怀，才能重树师道尊严，使教师真正成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从而在凝聚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中舞台更广阔、底蕴更深厚、定力更强大。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