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愿将一生献宏谋

少年于敏有一个执着的信念：在那个内乱外侮的国土上，尽管自己不能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驰骋沙场，但他相信，总会有诸葛亮、岳飞式的盖世英雄出现，能够荡寇平虏，重振河山。于敏怎么也想不到，半个世纪后，自己会成为这样的“盖世英雄”。

1945年高中毕业后，于敏考取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但他发现强调动手能力的工科，并不适合“心灵手不巧”的他。沉静好思的性格使他更倾心于理科，他喜欢并选修了理论物理，并最终弃工从理，转至理学院物理系。

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极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于敏的研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站在了国际前沿。

1962年，在原子核理论中创立了集体运动模型的丹麦诺贝尔物理学类得主A.玻尔亲自邀请他去哥本哈根，于敏婉谢。与同时期从事核武器研制的大多数同仁不同，于敏不曾出国留学或进修。于敏那时不曾迈出国门一步，他对此有些许遗憾。“如果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我当然会留学。”他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1960年12月，我国做出部署，由核武器研究院集中攻关，突破原子弹，同时，原子能研究所先行一步对氢弹做理论探索。

1961年1月12日，于敏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有些不解。他内向沉默，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不喜欢搞应用研究，自认为不适宜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而且，他当时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期。

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他忘不了少年时代的那个关于“盖世英雄”的信念。

“这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于敏说，“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式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于敏的身影在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消失于公众的视野。他的夫人孙玉芹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二十多年后才恍然，“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1960年到1965年年初，“轻核理论组”在于敏等人的带领下，对氢弹原理和结构做了初步探索，并解决了一系列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问题，写了六十多篇论文，但均作为秘密文件保存。

1965年9月底，于敏率领研究人员赶在国庆节前夕奔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假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

同年10月下旬，于敏为上海研究人员做了“氢弹原理设想”系列学术报告，提出了两级氢弹的原理和构形的设想，并在计算机上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

在上海的近百个日夜，于敏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初级到能量传输到氢弹次级的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

氢弹原理一突破，大家斗志昂扬，恨不得立马就造出氢弹。但是，氢弹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接下来的一年，于敏他们忙于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动。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但在试验现场的于敏，看着蘑菇云翻滚而上，仍不觉得圆满，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的称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选自《光明日报》2015年1月10日，有删节）

裱 画 徐

马 犇

裱画是一门传统手艺，淮城自古多文人墨客，裱画的地儿也就不缺乏了。说是裱画，其实字也裱。

本土出产的画，外地的画，还有那些需要修缮的旧藏，淮城的装裱市场比较兴盛。但后来，有些作坊后继无人，有些作坊不再经营这老手艺，还有些作坊改成了机裱。

不管别人怎样，淮城南门大街东边的一条巷子里，有个姓徐的裱画师，一直坚持手工装裱。

徐家的裱画史不短。他家祖上学裱画时，认识了淮城人边寿民，后也常给边氏裱画，与其交流，向其取经，渐渐地，他的祖上善裱、能画、工篆刻。这几样，裱画徐全盘承继了。

边寿民，工诗书画，与郑板桥、金农等人齐名，尤善画芦雁，人称“边芦雁”。他居于淮城天妃宫的芦苇畔，号苇间居士。裱画徐的祖上当时就给裱画铺起名为“念芦斋”，以纪念徐家与边氏的友谊。

常言道“三分书画七分裱”，不难看出，装裱之于书画作品的意义。裱画的程序复杂烦琐，讲究颇多，对裱画师傅的综合素养要求极高。徐家裱画有“三规”，不丢画；不作伪；按工艺收钱，不因作者高低调价。

有些不太识货的人，巧得名画抑或祖上有旧藏，是最易受骗的群体。有一回，南门靠西的一户人家，带着画作，慕名而来。裱画徐仔细看了画，不动声色，又看了看来人，议好价钱，即送走来人。

此画竟是徐渭的画，裱画徐亦善写意，尤以花卉见长。他能模仿个九分像，不懂行的人根本看不出差别。但裱画徐除了欣赏时间稍长一些，还是像裱普通的画作一样，平静地按工艺走。裱完后，他在卷轴旁不起眼的地方钤印，此印极小，表明是裱画徐裱的，以防日后起争议纠纷。在约定好的日子，画主交完钱取走了画。此事成了行业里的段子，用来形容裱画的人诚实。

裱画有原裱和揭裱之分。原裱是裱初次待裱的画；揭裱是重裱已经裱过的画，揭裱最难，很少有人敢接这个活儿。但揭裱也给部分技艺高超却无良的人有了作伪的机会。一张宣纸可揭出几层，裱画人如存贪念，就会将老旧的名画揭成几幅，这些作品的色彩较原作淡很多，裱画人就上手补救，然后再做旧。一幅变多幅，倒卖给黑市。

淮城藏家多，很多古画因年代久远，受潮被虫蛀在所难免，对于这些作品而言，每年的梅雨季节更是火上浇油。淮城几乎所有的揭裱都会送到念芦斋，光揭裱一项，经裱画徐手的，少说也有千幅，但他没弄坏过一幅画，也从未借机作伪。就是把顾恺之、展子虔的画送到念芦斋，画主也可安心回家，按日子去取。不会出意外。

可惜的是，裱画徐后继无人，孩子们都已迁居国外。晚年，裱画徐独自生活，雇了个人做饭，他仍坚持对外裱画。他不想在有生之年放下祖传的手艺。

本想平静地过完一生，哪知晚年并不平静。改革开放后，淮城有几个去南方下海的人，禁不起物质诱惑，垂涎于逐渐兴盛的书画市场，而且看中了倒卖赝品这行。他们第一时间想起家乡的裱画徐，他们知道徐老爹裱画、绘画的技艺都很高超。他们或者通过私密渠道搞来原作，请裱画徐借揭裱制假；或者直接报上画名，逼着裱画徐画。

裱画徐不从，这些人就动粗，见裱画徐想寻死，这些人就留下狠话：“不老实做，我们迟早去海外找你孩子的麻烦。”

与他们纠缠不起，裱画徐按照要求，完成了一批赝品。这些人拿着这批赝品再次南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多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骂裱画徐早年清高不做假，晚年糊涂，晚节不保。

不久，裱画徐生了场大病去世了。不久，这几个倒卖赝品的人被抓获。淮城人惊叹不已。

警察通过地方报纸透露了案情。原来，裱画徐临死前给公安局寄了封信，写明事情经过，并说他的仿作在画轴夹层里都盖了一长条印，“身不由己，赝品而已”，还附上了那几个人的肖像，是裱画徐凭印象用毛笔勾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