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

葛兆光

“天”仍然是判断与理解的基本依据。仿效“天”的构造，模拟“天”的运行，遵循“天”的规则，就可以获得思想与行为的合理性。在人们心目中，凡是仿效“天”的，就能够拥有“天”的神秘与权威，于是，这种“天”的意义，在祭祀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支配力量，在占卜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对应关系。不仅是一般民众，就连天子与贵族也相信合理依据和权力基础来自于“天”，秦汉时代皇宫的建筑要仿效天的结构，汉代的墓室顶部要绘上天的星象，祭祀的场所更要仿造一个与天体一致的结构。

“天”所显示的自然法则更加明确地被一些基本的数字概念所表述，而这些概念又被具体化为一些可以操作的技术，于是“天”与“人”之间就被联系起来。首先是“一”。在秦汉时代，它既是宇宙的中心、唯一的本原、至上的神祇，又是天下一统、君主权威、理性法则、知识基础和一切的终极依据。其次是“二”。“二”即阴阳，既可以指日月、天地，也可以指君臣、上下，以及从阴阳引申出来的冷暖、湿燥、尊卑、贵贱。再次是“五”。在《吕氏春秋》中，思想家曾为“五”并列出种种匹配的事物和现象。这说明人们普遍相信“五行”可以归纳和整理宇宙间的一切，使宇宙整齐有序。相反，如果五行、五色、五声、五味、五方、五脏、五祀等等发生紊乱，人们就要用技术将其调整过来，否则人就会生病，社会就会混乱，宇宙就会无序。比如朝代的变更，要顺序地吻合五德的排行；人们的服饰，要顺序地吻合五色的轮次。这种数字概念经历了漫长的整合和论证过程，在秦汉时代终于以系统的形式固定下来。

沟通天地人神的权力仍然被少数术士所掌握。大多数人相信，他们由于有某些特殊的禀赋与训练，拥有与神秘世界对话的能力，人们需要通过他们与天、与神灵、与祖先交流。  当时人们关心的中心问题有以下几类：一是生命。铜镜铭文这样的考古资料透露了秦汉时代人们的生活观念，看来当时的人们相信人是可以不死的，不过也相信人之永恒极其困难。如果说铜镜铭文、帛画、画像石中的神仙内容及秦汉方士的求仙寻药炼金活动，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期望和想象，那么很明显，他们也努力地探索过人体的奥秘与医疗技术，张家山汉简中的《脉书》、马王堆帛书中的《五十二病方》等，就反映了人们的焦虑和忧患。正是在这种期望和想象、焦虑和忧患中，人们逐渐形成了生死观念。二是幸福。在秦汉的一般思想世界中，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作为人生幸福的内容，渐渐退居次要地位，对幸福的期望往往被普遍的神仙信仰具体化和世俗化，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被生理上的自由和超越（永生）所取代，“富贵”与子孙“繁衍”成了更现实的追求，铜镜铭文中那么多的“富贵”和“宜子孙”的字样就是明证。三是国家。当诸侯国家日益消亡或削弱，各种文化区域日趋混融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时候，人们开始彼此认同。“天下”一词在当时是一个较纯粹的政治概念，当人们逐渐有了更广泛的地理知识之后，人们认识到自己所熟悉的地域只是天下的一部分，于是又常常使用“海内”一词。“海内”一词在当时成了中国人的文化疆域的代名词，凡是生活在海内的人，凡是有共同语言、习俗、观念与服饰的海内人，都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已经在人们心目中确立了。

（本文有删改）

目前，智慧城市建设正在我国不少城市迅速开展。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智慧城市建设。

从实践来看，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智慧城市建设中，在以下几方面还存在突出问题。是在网络安全方面。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2018年发布的第十三期《网络安全信息与动态周报》报道，该周境内被篡改网站数量为746个，境内感染网络病毒的主机数量约27.8万个。这些数字反映出网络安全方面的巨大隐患。不解决网络安全问题，贸然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智慧城市建设中，可能带来更大隐患。二是政策法规方面。仅有北京、上海、深圳等部分大城市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列入城市建设规划中，涉及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法规尚不健全，相关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依然存在争议。如果不能及时调整现有政策法规以适应并规范新技术的发展，技术应用可能出现无序状态。三是在数据共享应用方面。部分智慧城市公共数据的开放共享依然存在较大困难，数据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而且，政府和企业之间缺乏统一的合作规划和行动框架，与智慧城市治理的整体性、协同性要求还不相适应。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是让城市运转真正具有智慧，更好服务城市居民。

上述问题提醒我们，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循序渐进，加强规划和引导，健全城市治理安全等级和风险预估机制。设立城市治理安全等级，能够有效规范人工智能技术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应用范围，确保城市治理的有序性，帮助城市管理者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科学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健全城市治理风险预估机制，是为了预防人工智能“越界”风险，将人工智能可能对城市发展造成的危害和相关隐患遏制在萌芽状态。

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相关政策法规。智慧城市建设中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涉及的领域广泛而具体，应通过政策法规明确各方权责，保证智慧城市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推进。

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的发展方式。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政府不能唱独角戏。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激发人工智能企业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积极性，让企业开发出更多有利于智慧城市建设的人工智能技术；另一方面，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应发挥主导作用，科学合理地运用多种方式来引导企业发展。

（节选自《让人工智能更好为智慧城市建设服务》）

中国文学史由外国人首撰，观念先入为主，导致20世纪20年代前后国人自撰文学史时，多受制于舶来的观念与术语，难以描述和判定本国文学的特性与价值，当述及小说这一别具中国特色的文体时，问题尤为凸显。

若借重西方的小说观念，存“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那么只有削足适履，将白话写成的话本体与章回体、文言写成的传奇及少量符合“今小说”标准的子部（笔记）小说，以及原本肺列于子部、史部的部分作品如诸子寓言、史载传说兜揽进来，视作与西方对等的“novel”，而大量传统的古小说则被剔除在外。小说地位主次颠倒，评价也迥异于前。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称：“（古）小说则不过称道杂事，其本体与今日之新闻无异，是盖完全野史，与今日小说不同。”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也认为汉代小说“固非今日之所谓小说”“中国谓琐谈零闻之类曰小说，而立于此与真正小说即novel之中间者，盖美文之一体”。

若是坚守正统的做派，或视小说为小道，不屑论及，或仅以文言小说为正宗，鄙弃不见于四部之学的白话小说，又会招来非议。林传甲所著《中国文学史》就是个箭垛式的代表。林著宣称“仿日本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但论及元人文体时则指斥川氏不应将戏曲小说庐列于其文学史中，因为“杂剧院本传奇之作，不足比之古之虞初”，更不该提及汤显祖、金圣叹，这种做法“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郑振铎直批林著：“名目虽是《中国文学史》，内容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与林著几乎同时的黄人《中国文学史》被视作“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黄人以他中西融会、与时俱进的学术眼光，给予白话小说一定篇幅和恰当评价相关。毕竟，白话小说作为文学的重要文体这一观念经历了梁启超晚清小说界革命、胡适白话文运动等已渐入人心，风气如是，白话小说进入文学史势所必然。故步自封，自然已不合时宜。

文言小说尤其是子部小说太具中国特色，中国小说价值与意义的阐释，需立足于民族传统。中国文学史中的小说叙述状貌，正如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时所总结的：一、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二、外国人先作的中国文学史虽有，但所占比重很小；三、中国人后亦有作，但仍阐释不详。其实还有一点，即彼时撰写文学史者，或为教学需求，或为出版社邀请，也有“业匪专学”者，不免有失系统、杂论逸出。鲁迅既有志撰写首部中国小说史，自然有传之后世的意愿，故以学者的立场开放地、谨慎地对待西方小说理论与时人的考述，得出了诸多严谨精辟的论断。鲁迅特以“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为首章，体现了对小说传统的尊重。全书虽然亦将志怪、传奇、平话及章回作为叙述重心，但并未割舍《世说新语》《酉阳杂姐》等传统小说，而是冠以“志人”与“杂姐”之名，可谓煞费苦心。尽管《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后，当时的文学史仍多以胡适是瞻，但仍有许多采纳了鲁迅的观点，对中国小说的研究也逐渐从文学史的附庸论中独立出来，专著迭出，蔚然成学。

（摘编自白金杰《小说里的中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