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重义轻利,是不言私利,反对见利忘义,不想因利而害义的观点。从孔子“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中也可以看出,孔子不反对 “求富”“恶贫”的观点。孟子重“义”轻“利”,提倡“以义为先,不必曰利”的观点,也阐明了人们在待人接物中,只有先讲求了“义”,才可追求没有副作用的大利的道理。后来董仲舒讲的“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与朱熹讲的“必以仁义为先”也都是这个道理。因此,关于人的利欲问题,儒家诸子欲于其中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那就是重义轻利、以义为先。

其主旨就是主张在合乎“义”的前提下,去取得正当的、更长远、更大的“利”,从而在这个支点的基础上平衡社会的利益关系,从而发展出一套修身治国之道。由此可见,孟子的义利观着实开创了义与利理论的新篇章,为后世儒家诸子“义”的学说的生生不息奠定了基础。

中国儒家“义”的思想千年不衰,其中必然有值得我们当世借鉴的理论。虽然有人认为儒学只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过时的东西,如同“义”这种准则性的学说于当世已经没有价值,但是这些人忽略了儒学对我们民族性格、生存处世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没有人文精神的调治,社会的发展可能是畸形的。孟子大义为先的思想,激励着近代革命人士为民族大义前赴后继、舍生取义,让民族于危难中重义轻利,不论是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还是在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重“义”的思想已然成为中国人血液中的因子,融入到危难之时的志士心中。这些思想精华,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凝结和升华为“见义勇为、大义为先”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浩然正气。

然而,当今社会中一些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混乱,这些人金钱至上,弃精神道义于不顾, 发不义之财,得不义之利。此类以利为上的功利主义,是一种缺乏诚信、道义的危险信号。

对于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我们的“义利观”应该与时俱进,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应该欣赏、钦佩并推崇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行为。退一步讲,我们在生活中面对“义”与“利”的冲突时,我们应该合理地平衡这两者的关系,把“义”放在首位,以义统利。毕竟“好义”和 “欲利”是两种人性,其中虽有交集但并不是不可共存。于个人而言,正确地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做人、立身的大事,我们不可陷于个人的利欲之中,为人处事应见利思义,应在道德与利益的抉择中站到“义”的一方。

正如《礼记纂言序》讲“其截然而裁制也,谓之义”。对于此处之“义”,我认为,截然者,乃界限分明之意；裁制者,乃束缚之意。“义”于我们,更多的应是一种道德的准则与精神上追求的目标,有了“义”的准则约束,我们在“利”的道路上才不会迷失自我。朱子《大学章句序》中说“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或许也是在表达后世的人们对经典的理解越来越浅薄,知者已鲜矣。而《大学》的结语又重在义利之辨,颇具深意。或许我们着实需要铭记《大学》的结语,“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由是则使国人以义为先、见利思义；由是则得以国泰民安而天下平；由是才可以实现“明明德于天下”。我们当今需要传承与发展儒家文化“义”中以仁义为先、利益在后的精华思想,让 “义”成为我们的行为准则,用“义”这种价值观来引导社会稳步发展,这无疑对当世具有一定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摘编自杨喆《义者,宜也——对孟子义利观的思考》)

守株待兔

李水康

土查村离县城约有两百公里，两面傍山，中间有一条公路，有一条窄窄的河。几百户人家像星星一样散落在河两边的山坡上。由于地理位置太偏僻，外地人是很难到土查村的。数十年过去了，能够让土查村人兴奋点的事是：有一年一支钻井队进山来，到处打炮钻洞，有说是找石油，有说是寻宝。热闹一阵子离去后，给土查村人留下了很长时间的念想儿。

土查村的村委会坐落在进山不到十公里的一处河滩地。村委会是一个四合院的小青瓦房，四周长满了树，有楠木、香樟、麻柳，还有桃树、杏树、李树、核桃树等。在院门前，有一棵古树特别显眼，高约二丈，粗如水桶，枯死的树根比树干大好几倍。

土查村打算利用这棵古树打造“守株待兔”这张文化品牌。

村委会先是开小会，取得一致意见后，又召开村民大会。村主任在会上大发感慨：“我们这里有山有水，一年四季树绿花红，可是没有厚重的文化吸引外地人来，资源无法整合，开个小店卖东西都是赚自己人的钱。我们怎么办呢？就是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打名人牌，有争李白故里的，有打武松牌的，连西门庆这样的恶人也有人在争。前不久，我去了乔家大院，就是一个卖豆腐起家的商人盖起来的几十间房子，后来人去房空，当地把它打造成风景区后，围绕这座房子摆摊设点卖旅游产品，养活了很多人。我们村委会将把这座四合院打造为历史文物陈列馆，将村委会门前的这棵古树打造为《守株待兔》里的那棵树，这样我们村就有了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不愁没有人来旅游参观。”

村民表决同意后，村委会起草报告送到镇里，领导很快就签署意见同意，并报上级有关部门。得到的批示是：打造文化品牌，是地方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一种深刻表现，有关部门责无旁贷，要大力支持。

得到“尚方宝剑”后，土查村筹备召开了“首届国际思想家寓言家韩非子研讨会”。很多专家提交了论文。韩非子出生在韩国，韩国当时的都城即今天的河南新郑。这没有争议，但是就《守株待兔》这则寓言中那株树桩到底在哪里、今天还存不存在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有学者说：韩非子写得清清楚楚，□守株待兔□是战国时期发生在宋国的事，宋国在今天的河南商丘，和土查村不很沾边。

有专家反驳：当时只有宋国的兔子才撞死到树上吗？土查村村前的这株古树，就是一只猫、一条狗撞上去也会没命的。况且，韩非子写明宋国，是要有理有据地给国君讲道理。如果他写明是土查村发生的，国君既没有来过，也不知道这个地方，他讲的道理国君咋会相信呢？

有专家呼吁大家开阔视野，说目前世界上最老的树，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棵名叫“麦修彻拉”的刺球果松，树龄高达六千四百岁；另外还有一棵1868年毁于一场风灾的非洲西部加纳利岛的龙血树，活了八千多岁。韩非子写的这棵树算起来才三千岁左右，咋可能有不存在之说呢？简直是无稽之谈。

有专家就进一步启发大家：这几天我们大家都实地感受到了，土查村这里有山，有山就一定有野兔。村委会门前的树又长在一片农田里。三千多年前，冬天山上一片荒凉，农田里却长有庄稼，野兔于是跑下山来寻找吃的。正好有位农夫在田里劳作，野兔受惊，铤而走险，撞死在树上，农夫白捡了一只兔回家打牙祭。

三天的会议开得圆满成功，取得的成果是，土查村是“守株待兔”的发源地之一，几位外籍华人和国内的专家、领导还为发源地授了牌。

村委会门前的那棵古树被花台围了起来，花台上塑了个农夫，农夫手握锄把立在田中，向远方殷切地望着；一只兔在他身后正要撞到树上。花台旁立了一块碑，上面刻了□守株待兔□的古文及现代文，还刻了英译文。

媒体对会议进行了一番报道后，土查村确实热闹了一阵，但大多数都是取经的，村里并没有像当初所设想的那样游人如织。一些零星来的参观者看后，大呼上当，说这里的山没有气势，树矮矮的，院落打造成了似曾相识的堂皇展厅，一些粗糙的字画和文字资料让人看后就像枯死的树桩般了无生气。

村委会也为负债累累而喘不过气来，一班人直叹息文化无用。

（有删改）

文化的进化是非线性的，是可以断裂和迅速消亡的。历史上一些伟大文明的消亡就是明证。所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抵御单极化和文化整合效应，也是我们应当积极支持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以及文化整合效应，已经导致许多传统文化的消亡，导致许多文明形态的边缘化。以某些大国为代表的强势文化的统摄力和冲击力，引起了全球许多国家的高度警觉。这两年我们常常听到关于“文化安全”的讨论，就是一种防御策略和姿态。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才有了关于文化多样性的倡导。

文化多样性的理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是这么表述的：“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宣言》还说，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我国各民族在文化上呈现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主流社会和管理阶层所关注的。以前人们多从进化论的角度去评判其高下雅俗，并分别予以对待，这有其历史的理由。现在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看，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各有自身的特色和存在的价值，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它们是守法的、文明的，其文化权利都是平等的。目前我国对本土文化的尊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和保护，不仅有深厚的文化价值，还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树立文化多样性的观念，建立信仰之间的互相尊重，这是实现民族平等的必要条件。民族之间要互相尊重，提倡对民族文化作同情的理解和增强文化包容精神，提倡民族理性，防止伤害民族感情的行为，抑制民族主义的狂热与偏激，以利于民族平等和团结和睦。社会主义社会绝不是一个在思想文化上清一色的社会，而应是文化领域多元和谐的社会。一方面，社会在政治原则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维护国家法律法规的统一和尊严；另一方面，社会又能把主导性与多样性、先进性与广泛性结合起来，给各族人民的特色文化提供自由健康发展的宽松环境，使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尊重差异”，从广义文化的视角看，并不是遵循文化相对主义或倡导多元文化主义而固化、甚至扩大差异；“包容多样”，也不意味着容忍、放纵任何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因素。如果我们只看到表象差异的多样性和普遍性，就会陷入否定人类统一性的泥萍；如果我们只追求形式统一的同一化和普同化，就会落入否定人类多样性的陷阱。

（摘编自商文莉《从民族平等看文化相对观》）

人为什么要有道德？寻求利益与互利，是人们道德行为的最基本动因，是人类道德的客观基础。利益或互利虽然可以普遍解释人类一般道德行为和道德现象，却并不能解释人类道德现象和道德行为的全部。无论是在人类的道德生活史上，还是在我们现实的道德实践中，都可以发现大量的而非偶然或例外的非功利道德行为，它们并不是出自某种求利动机，甚至也不带有任何互利的目的。母亲哺育儿女的无私奉献和无条件的爱，人类对老弱病残的天然同情感，个体对某种价值理念或信念的绝对忠诚和无条件的道德奉献与道德牺牲，出自公益精神的无报酬社区服务，社会性义务劳动，都不是求利或互利的动机理论所能解释的道德现象。

为什么人类会做出这类无私无利的道德行为？“利益动机论”并不足以解释人类所有的道德行为和道德现象，人类的道德显然还有非功利或超功利的根源，这一根源在于人性。中外伦理学史上有过各种不同的人性理论，但归结起来无外乎性善、性恶、性无善无恶、性善恶混说四种类型。不管是哪一种类型或观点的人性理论，实际上都内含了人性与道德的相关性，所谓或“善”或“恶”、或“无善无恶”、或“有善有恶”道德言说。总体上，西方伦理学家对人性大都采取了比较消极的理解。与之相比，中国传统伦理学对人性的看法总体上较为积极，虽然也出现了先秦荀子及以后的韩非子等人的“性恶论”，道家的“性无善恶说”，韩愈、李翔的“性善恶混说”等等不同人性观，但以儒家主流为代表的传统伦理学基本上是持性善论的，这其中尤以孟子为最。传统儒家伦理的性善论出于对人的美德伦理的高度关切，设定人天性善良，通过既定严格的人伦秩序，以积极担负自身所承诺的人伦角色为基点，尽力实现其善良人性的道德潜能，把自我的身心提升到最高的境界。孟子云：“人皆有四端。”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四端”乃人性善之种子，若人尽心养性，既能秉持人伦物理，又能存心养气，砺精磨炼，终究可以养成“浩然之气”，成为顶天立地的仁义“大丈夫”。

在孟子等性善论者的道德推理逻辑中，人性本善的预设是绝对必要的，人若无善性之“端”，将难以解释人如何达至道德仁义和圣贤境界。设定人性本善的另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是、中国传统伦理、特别是孔孟儒家大都坚持一种彻底的自律型美德伦理，即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性存善端，心存道德，行之有德，成就道德。

（摘编自《人为什么要有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