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一个重视传统文化的朝代，每一个节日都被宋人发挥到极致。清明节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人们扫墓、颁新火、踏青、荡秋千、蹴鞠、斗鸡、放风筝，各种民俗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

宋朝的清明节的最大亮点应该是蹴鞠。《水浒传》中写高俅球技高超，因陪侍宋徽宗踢球，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诗圣杜甫《清明》诗中说“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诗人陆游《感旧末章盖思有以自广》诗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这说明从唐朝到宋朝清明节都有踢球娱乐的习俗。

蹴鞠在宋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上层踢球已经成为时尚，一幅《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皇帝和大臣踢球的情景。宋代社会上还有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宋代的足球有用球门的间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白打”两种方式，但书上讲的大多是白打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一套完整的踢技，使“球终日不坠”。由此看来，宋代的足球，已由射门比准向灵巧和控球技术方面发展。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精神，宋代的踢球艺人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水浒传》中写到宋徽宗也是“齐云社”的成员。这是专门的蹴鞠组织，专事负责蹴鞠比赛的组织和宣传推广。

宋代清明节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市民携带炊饼出游踏青。宋代民间，习惯把无馅的食品称为饼，用火烤的叫烧饼，蒸的叫蒸饼，面条叫汤饼，油炸的叫油饼；宋仁宗赵祯做皇帝之后，因为宋仁宗的名字叫赵祯，而蒸饼的“蒸”字和赵祯的“祯”字发音相似，那时说话写字都讲究避皇帝或长辈的名讳，所以，蒸饼就改称为“炊饼”。在当时的汴梁城里，炊饼是一种大众食品，大街小巷都有卖炊饼的。宋朝把有馅的食品叫做馒头。《水浒传》中武大郎每天早起，挑起做好的一担炊饼出门叫卖。武松离家出行前，曾经交待哥哥武大说：你少在外面，早点回家；原先做炊饼十扇笼，以后只要做五扇笼。扇笼就是蒸笼，可以断定，大郎炊饼是蒸出来，而非烤制的烧饼。宋代炊饼是今天的馒头，绝非烧饼，而馒头却是今天的包子或有馅的点心。

宋朝太学与国子监食堂例行加餐，春秋两季加炊饼，冬天供应太学馒头。宋人笔记言，炊饼深受汴梁城民众喜爱，成为主食。年年清明节，市民携带枣粥、鸭蛋和炊饼，出游踏青。黄庭坚在宽慰病中朋友的书简中说：“病者想渐苏醒能食矣。家园炊饼漫佳，不知堪否?”诗人杨万里题作《食蒸饼作》：“何家笼饼须十字，萧家炊饼须四破，老夫饥来不可那，只要鹘仑吞一个。”

读《水浒传》我们可探寻出宋朝清明节的习俗，除了传统的祭祀祖先外，更多的是纵情取乐，宋朝的节日已经走下了宗教的圣堂，成为老百姓外出娱乐的载体。通过《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宋朝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市井生活恬静和谐。宋朝清明节丰富多彩的民俗展示了宋朝的繁荣富足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对天下属性的认定决定了他们对天下的态度。道家及阴阳家认为，世界本然的状态是最好的状态，所以他们的天下体系是一种自然性的审美体系。儒家则认为，要想使人及其栖居的世界成为美好世界，必须诉诸圣王之治和人文教化。换言之，儒家的天下观不是人对世界本然样态的无条件接受，而是来自自然向人文的生成。《周易·贵卦》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种“天文”与“人文”的分野，也是先秦道家、阴阳家与儒家天下观的差异所在。《礼记·礼运》讲：“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正是讲儒家的天下建基于人道并对其进行人文（审美）再造的特性。

儒家述史模式下的圣王谱系体现的是人文再造的过程。在中国传统儒家的述史模式中，人对天下的人文再造，古圣先王具有率先垂范的意义。比如在《易传·系辞下》设定的上古圣王谱系中，伏羲氏是人文始祖，他象天法地，制作八卦，将无序的自然图式化。此后，神农氏按照八卦图式制作器具，他的贡献在于将伏羲氏对于天下的观念设计付诸实践，将自然世界改造成人工世界。以此为背景，“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这是以着装作为人兽区别的标志，以服饰差异对人类群体进行职业、等级划分。据此可以看到，从伏羲氏、神农氏到黄帝、尧、舜，体现出中国社会从自然到人工、再到文明的有序进程。如果我们认同儒家以文明为美的价值观，那么这一进程也必然是向美生成的过程。所谓儒家的天下体系，则必然是以人文之美彰显价值的体系。按照这一圣王谱系，黄帝、尧、舜之后的接续者是周公，他一方面通过制礼作乐使中国远古人文命脉制度化，另一方面则开启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礼乐传统。至此，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命题，则被具体化为以礼乐重塑一个美好世界的问题。

儒家崇尚“礼乐”之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人文实践。由于有预在的人文价值观和礼乐制度作为先导，儒家所讲的天下，不是它“原本是什么”，而是“应该是什么”；不是自然世界，而是人文世界。相关的人文实践，则首先是以中邦、四海、九夷、八蛮规划为天下勾勒轮廓，然后是圣王“治天下”“教天下”以及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种种努力。按照儒家的规划，这种努力主要分为四种，即礼、乐、刑、政。但是在礼乐刑政之间，礼和乐具有优先性。中国社会自西周始，就建立了体系化的礼乐教育制度，一种基于礼乐人文教化的天下格局也就自然形成。到战国时代的思孟学派，将礼乐内化，从心性的深度重建人与天下的关联。如《礼记·大学》：“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样，个体心性的诚敬，就成为士人最终通达天下责任的起点。孔子之后，儒家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这种被人道限定的礼乐补天道，从而赋予它更完备的形式。它在内在心性与外在天地之间拉开一个张力空间，使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一个上通下达的连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之内，它一方面化自然为人工，化禽兽为人类，化蛮夷为华夏，化野蛮为文明，体现了可贵的实践品格；另一方面，它强调“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就此而言，儒家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注入了有为精神和理想主义格调，使相关的人文和审美之思超越了认知，成为一种为人而在的价值。

（刘成纪《论中国美学的天下体系》原载《新华文摘》2018年第22期）

子猷的雪夜

①那该是六朝最著名的一个长夜吧。历史上多少个夜晚因为平淡无奇而永远消失在了时间的黑洞，而这一夜，却因为一个叫做王子猷的人，在后世文人心里扎下了根，以至于人们一提起魏晋风骨，便会想起并看到那个长夜的漫天风雪。

②王子猷名徽之，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此人既无绝世之才，也无丰功伟绩，在品德方面更是乏善可陈，似乎儒家所追求的“三不朽”与他一个都沾不上边。然而，他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如果说刘伶是个“以酒为名”的方外之人，那么王子猷就是个靠标新立异而爆得大名的“行为艺术家”了。

③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王子猷绝对是个怪人。比如，他偶然到别人的空宅里暂住一段时间，也要令家人种竹子。有人不解地问：“只是暂时住住，何必这么麻烦呢？”王子猷打着口哨歌吟了好久，才指着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后人“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雅好当与王子猷不无关系。又有一回，王子猷应召赴都城建康，所乘之船停泊在青溪码头，恰巧桓伊从岸上走过，王与其并不相识，船上一位客人道：“此人就是桓野王。”王子猷便命人对桓伊说：“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伊此时已是高官显宦，但他素知子猷之名，对如此唐突的邀请也不在意，当即下车上船，坐在胡床上，拿出笛子吹奏了一曲“梅花三弄”，笛声清越，高妙绝伦，吹奏完毕，桓伊立即上车走了。整个过程，宾主双方没有说过一句话。

④据《世说新语》记载，那个令后世文人神往不已的长夜，江南一带普降大雪，当时王子猷住在山阴（今浙江），夜半醒来，百无聊赖，于是开室，酌酒，环顾四周，一片皎然。因起彷徨，咏诵左思的《招隐诗》，他忽然想起了戴安道。戴安道就是当时著名的画家和隐士戴逵，当时戴隐居在浙东剡县，王子猷当即连夜乘小舟去拜访他。小舟在风雪中走了一夜，终于赶到戴逵的家门口时，他却忽然改变了主意，转身又按原路打道回府，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⑤王子猷的小舟在风雪中的剡溪走了一夜。这一夜，他愣是把自然得不能再自然的剡溪，走成了一处人文得不能再人文的名胜。这一深具文化意味的骇俗之举，令后世无数文人恍兮惚兮，唏嘘不已。而惯会“言约旨远”的《世说新语》却只用了六个字：“造门不前而返”。个中迂曲，则一任读者遐思玄想。

⑥时光荏苒，逝者如斯。三百多年后，子猷、安道早已作古，可作见证的惟有脉脉流淌的古剡溪。当意气风发、才华盖世的青年李白仗剑出蜀、云游四方之时，江左风流已成陈迹，大唐盛世对于士人人格的重新塑造业已完成。“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诗仙李白，正是本土文化天地精华所滋养出的“人中龙凤”，他本属于魏晋，属于老庄，却幸而“空降”大唐，前世的烙印一直镌刻在今生的额头上，所以他总是说：“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他是能够把自我凌跃于一切外在价值之上的人，更有一份空诸依傍的有恃无恐。他不是王子猷，但他一直又是王子猷，或者说，他是拼了命要证明自己不是王子猷的李太白！

⑦在李白的诗集中，“剡”字出现凡14次，“子猷”6次，“访戴”2次，“安道”1次，除去作为诗题的2次，共引用了“雪夜访戴”之典高达21次，这还不包括其它与剡溪有关的人名和意象。“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就是其中一例。

⑧在李白心目中，剡溪是他无限向往的隐遁之地，而子猷身上的那种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风流自赏的气度，也一直是他心慕手追的风神境界。剡溪，成了诗仙念念不忘的一个符号。这符号背后，既承载了诗人对自然山水发自内心的痴情，也寄寓着诗人对一种尘世间所能有的自由境界和人格理想的不懈求索。宗白华先生论晋人之美，有“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之谓。太白对子猷的企慕，对剡中的向往，不正是晋人风流的遥远而又铿锵的回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