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时代之新与诗歌之新的碰撞结合，凸显出一种极富生长力的观念和不可或缺的价值；那么，在文本内部的诸多层面，这种碰撞结合同样显示出丰富的可能性乃至必要性。

首先，它意味着诗歌写作的“经验之新”。我们今天面对着无比新鲜而丰盛的生活经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经验中有非常大的一部分，其实还并没有被我们的诗歌写作充分捕捉。当一样事物，始终没有在诗的意义上被“赋名”、没有在诗歌的意象谱系中获取合法席位，那么它就还没有真正进入我们时代的审美记忆。我们曾熟稔于歌颂麦子，但如何去写沙县小吃和麦当劳？当一种经验不曾以诗歌的形式得到提纯、并赋予全新的震惊，那么这种经验，恐怕就还难以称为充分地同我们的精神世界融为一体。因此，新时代的诗歌需要克服僵硬的观念和美学的惰性，不断寻找书写表现的新的对象、观看和介入世界的新的方式、消化当下经验的新的美学器官。美国诗人路易斯•辛普森说，“美国诗歌需要一个强大的胃可以消化橡皮、煤、铀和月亮。”对中国当下诗歌来说，这样的胃同样重要。

其次，在“经验之新”以外，我们也在期待着新时代诗歌的“视野之新”。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已习惯了某种个体色彩浓郁、关注日常生活的诗歌写作语境。这样的语境本身并没有问题，它为我们培育出了大量优秀的文本和正面的价值；但随着诗歌写作的不断发展，由此而生的某些副作用同样值得我们反思：例如对琐屑经验的过度纠缠、情感模式的同质化总体性视野的缺失、价值内核的空心化等等。诚然，当代社会带有总体想象破碎、经验碎片化、个体意识高度觉醒等特征，但这并不必然地构成诗歌自我关闭、视野萎缩的理由。我们期待着更开阔更深邃的诗歌视野和精神格局。

此外，诗歌作为一门技艺，同样有着对“表达之新”的要求。新诗百年，诗歌的修辞技术持续进步、理论资源愈发丰富、诗歌理念不断更选，至于今日，应当有继续乃至加速的发展。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威續显著、国民精神生活需求不断提升，诗歌的创作及传播在政策扶持、读者基础、社会认同等多个层面都处在积极环境之中，我们可以期待诗歌抵达新的技术高度、提供新的有效表达，进而提供对时代的全新想象方式、对身处新时代之中的自我的新的体认途径。与此相关，我们也会对此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年轻诗人抱有期待，也即“写作者之新”：他们接受过更系统的诗歌教育，对写作和生活拥有更当下性的观念，对我们所身处的全新时代有着更本能的认知和更深切的认同。真正伟大的诗人，注定要与自己的时代发生千丝万缕、复杂深刻的关联；而真正伟大的时代，也总是值得在诗歌之中，建立起自身更长久的形象。

（摘编自李壮《时代之新与诗歌之新》）

寂寞出学问

——《解放周末》对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

昨天是第35个教师节。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

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

下面是记者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专访。

记者：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教师的一般性劳动，还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因此，容易被遗忘。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敬意，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无论外面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记者：这种精神的确是宝贵的，但是，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这个疑问可能来自于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

记者：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必须静心求实。其实，“寂寞出学问”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经验和教诲。做学问，首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辑录、校勘、订正，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夏天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的。真正热爱学问的人，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内心也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记者：您倡导学者要甘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在这其中，媒体似乎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应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宣传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记者：有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意见，对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者在和媒体互动中，要守住学术界限。学者可以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要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