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先生

唐凤雄

先前，桑槐坪唐氏祠堂里有一私塾。私塾先生为村里一老学究，长须飘飘，一步三摇，才学渊博。祠堂高大深邃，每日里书声琅琅，给田园平添几分雅趣。

老学究年逾六甸，面容慈祥，执一铁尺教鞭，四书五经堆砌台前，自有几分威仪。而学生中桀骜不驯者有之，顽钝不化者有之，学究大伤脑筋，每言“人之初，性本善……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一脸惋叹状。冷不丁，恍见私塾门口有人驻足，搁书去看，空无一人。天井中几条小小鱼儿于清澈见底浅水里钻来钻去。老学究便踱回去，继续授课，未几，又有了那种感觉，复去察看，直到祠外，见空旷田园有一牧童在牧牛。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老学究动了愁思，叹息着入祠。

一日,天色阴晦。有人咣当一声将门撞开，身未见声先至：“夫子，土匪来了，土匪来了！”急呼阵阵。老学究定睛一看，竟是那未及弱冠的牧童。老学究慌了，倒是牧童不怕：“莫慌莫慌，土匪还在河对面哩，我再去缠一缠……”一溜烟就跑出祠堂。

土匪拥进桑槐坪，村人早就躲进山里了。土匪洗劫村子，没见值钱东西，骂骂咧咧，走了。

一日，私塾放学后，老学究一个人踱着步走出祠堂，见不远处草坡上那牧童咬着草根心不在焉地牧牛，他径直走上前去：“娃，你随我来，给你一样东西。”老学究柔声说。牧童忐忑地随老学究进了祠堂。老学究掩上门，掏出书。

“孺子可教也。往后，你就不用偷偷摸摸听课了。”

“先生！”牧童跪下了。

牧童唐力做了老学究的关门弟子。

一晃几年过去，学童又换了一轮，老学究须发皆白，一堆雪似的在祠堂蠕动。在族人会上，他道出告老的念头，族人请问谁可接任，老学究手指一旁肃立的唐力：“他可担当矣。”众人讶然。一试之下，果然不负众望。

唐力做梦也不曾想到，年纪轻轻就做了私塾先生，自感责任重大，不敢误人子弟，授业之余，勤学苦练。置身清风涤荡一净的祠堂，思及牧牛求学经历，恍然若梦。

就在这一年，年轻的私塾先生又遭遇了咄咄怪事。秋凉一日，唐力正教习《三字经》这篇启蒙圣文，耳闻祠外沓沓之声，不经意地透过木窗朝外一觑，顿时大惊失色：一队扛枪的队伍正沿着石板路朝这边来了。稍顷，他冷静下来，他想自己可以从后门逃过，可这些十岁以下的学童怎么办？乱糟槽一跑，还不叫乱枪打死？想到此，他极力压抑声音，对学童们说：“现在土匪来了，你们听先生的话，不要交头接耳，只管看书，不许走动。”学童们一听土匪来了，吓得呜呜直哭，但见唐力镇静，也陆续安静下来。

几个扛枪的已进了祠堂。唐力迎上去，见他们东张西望，就索性说：“长官行行好吧，这里只有学生，没值钱东西。”

“嗬，还是个私塾嘛。”扛枪的就想往里走。唐力瞪圆眼睛，大步上前拦阻：“贼有贼路，匪有匪道，你们不能欺负孩子！”

正在此时，祠外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吵什么！”落音处，又一伙扛枪的拥着一挎驳壳枪头领模样的大汉进来了。

唐力心一横，想先求求情，万一不行就豁出命去，他于是请求头领手下留情，那头领不待他说完，笑了：“先生你误会了，我们是工农红军。”

“你们就是红军？”唐力听说过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事，暗暗松了一口气。

“我们想借贵地开个会，行吗？”

“行的，当然行的。”唐力喜出望外。

这队红军对地方果无骚扰，就在祠里开会休息。大约开了半天会，就生火做饭。那红军长官好歹要唐力和他们吃一顿饭，说：“你是先生，知书达礼，我张猛子是粗人，就是吃了不识字的亏呀。”

这话唐力很受用。

临走时，红军走下祠堂台阶，又踅回来，重重地说：“我张猛子看你是个好先生，以后有机会，我张猛子保你上省城，做个官怎样？当然喽，我张猛子这条命那时还在才行哇……”说完，他大笑远去。

目送远去的红军队伍，唐力疑是梦幻，泪湿长衫。

十数年后，县里转来省城信函，正是那张猛子，邀唐力去省城发展。其时桑槐坪也是沧海桑田，祠堂里的私塾已被政府兴办的公立小学取代，唐力便是小学唯一的教师。唐力拿着张猛子的信很是为难：去吧，当时公立小学师资奇缺，他实在不忍心弃下那些学生不管；不去吧，不但拂了张猛子的美意，而且也错失了良机。

后来唐力依旧那件长衫，在祠堂里进出，把那些前尘旧事的惆怅，付于抑扬顿挫的吟诵之中了。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7期，有删改）

维权

孙春平

吴老太到三亚有好几年了。每年11月初南下，待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再回东北去，被人称作候鸟一族。吴老太患有肺气肿，以前每到冬天，就觉得气短，听人说海南冬天暖和，还没有雾霾，便坐火车跑来一试。这一试就上瘾了，那口气一下就吸到了肺窝最深处，甜甜的、润润的，连吐出去都觉不舍。

当然，当候鸟也需有本钱。要住房，还要坐飞机，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人家腰包厚实的，在海南买了房，飞到落脚处便有了巢，好比去年来过的老燕子。可吴老太没这种方便，穷候鸟必须精打细算。吴老太退休前在一个国营煤矿管矿灯管三十多年，后来据说是资源危困，退休金两千元不到。老伴过世得早，活着时是矿工，矿难后只见了骨灰盒，还有一笔抚恤金。那笔钱后来给儿子买了一室一厅的房子，不然，只怕儿子连媳妇都娶不上。

穷有穷的活法。吴老太买不起房，那就租，租也不敢去正规小区，太贵。她是去城中村。当地村民等着拆迁，早把房子盖得密密匝匝。但便宜啊，一月几百元钱就说下来了。飞机票贵，咱坐火车，睡不起卧铺咱坐硬座行不？刚来三亚时，吴老太还曾去住宅小区翻过垃圾箱，她想把租房的钱翻出来。但那活计只干了三天，房东不干了，说院子本来就小，不可再堆放纸壳易拉罐。吴老太想想也是，歇了手。

但处处节俭的吴老太对生活也不是完全不挑剔。比如谈租金时，她对房东说，这个屋能挡风遮雨就行，空调冰箱啥的我也不要，但没电视却万万不可。我岁数大了，觉轻，夜里睡不着就得看看电视。这一点你要是办不到，那就再少要点租金，我自己想办法。房东在地心转了两圈，总算点了头。

但是，新年后一天夜里，吴老太正在看韩剧，突然电视机啪的一声，黑了屏幕，她起身摸电视上的键子，挨个按，又按遥控器，都毫无反应，便确信电视机坏了，第二天一早，吴老太对驾电动三轮车要去码头上倒卖海鲜的房东说：“我屋里的电视坏了，你给看看吧。”房东指指已见白的天空说：“我去晚了就什么货也抓不到手了。晚上再说，行吧？”

入夜时分，房东回来了，手掐遥控器摆弄一阵，又打电话找来了电视修理师傅，师傅把电视卸下来，开腔破肚，说什么配件坏了换零件不比换电视省多少钱。房东说：“大姨看到了吧，我可不是不给你修。”吴老太气哼哼地反驳道：“电视是你家的，怎么是给我修？我只要求你放在我家的电视能有影有声。”

房东没敢再说什么，却也再没给吴老太什么承诺。

那一夜，吴老太越发无眠，在床上烙了半夜饼。听隔壁的动静，极安静，前几天女主人带孩子去了乐东县乡下，老妈病了，去侍候，只留了男主人一人在家。男人兴许真是忙乏了，回家后便睡。天快亮时，听房门响，估计房东又要出发了，便急着跟出去，说我不管你今天忙什么，晚饭前必须给我弄回一台电视来。房东赔笑说：“大姨饶了我好不好，一家人还等我挣俩钱过日子呢。”吴老太还想说什么，房东已驾起三轮车，风一般远去了。

那天，吴老太在街区上遛弯儿，捡回一根粗铁丝，又用石块在两头砸出两个圈。吴老太的打算是，今夜房东要是再耍赖，夜里就用这铁丝和房门锁头将他的三轮车扣在小院里的芭蕉树上，明早我看你再怎么跑。没想，当夜，房东似乎未卜先知，人回来了，小院里却根本没见三轮车的影子。吴老太好不容易又熬到黎明，隐约听到房东蹑手蹑脚，急忙起身。房东见状，撒丫子便跑，气得吴老太喊：“你是兔子呀？站住！”

房东还是跑，穿过幽暗的胡同，到了车水马龙的迎宾路上。回头看，吴老太竟远远追上来。房东怕吴老太使出人盯人的战术，哪还顾得看路灯，横穿街道直奔隐在对面树丛中的三轮车。没承想一辆红色摩托闪电一般冲过来，房东躲闪不及，扑通一声摔倒在路心。

那天，真是幸亏吴老太紧跟在身后。吴老太眼见房东遭了车祸，急冲到路上，站在路心对着来往的车辆拼了命地摇动双臂，拦住了疾驰的过往车辆，又呼停了一辆出租车。

房东醒来时已在医院病床上。正等在床前准备核实情况的交警对他说：“听医生说，你身体的问题不大，皮肉伤，只是头部着地，受了脑震荡，休养几天也就恢复过来了。我们已追查到企图逃逸者。要说责任，我看主要还是你，你怎么能横穿街道呢？今儿多亏了这位大姨，不然，你要是遭遇到二次伤害，那可就惨了。你要知道，当时的情况，那是极有可能的，我想想都替你后怕。”

房东忙对仍守在床前的吴老太说：“大姨，从今往后，只要你来三亚，都住我家，连吃带住，我分文不收。你是我的亲姨呀！”吴老太嘴一撇，回道：“少扯用不着的，住房交租，天经地义。我只盼你养好伤，回家后快点让我看上电视就行啦！”

（有删改）

用诗意理解世界，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

陈鹏举

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为什么总是离不开诗呢？那是因为诗和我们的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这个民族把诗意看作自己民族文化的本质。说到底，西方人是用科学的方式来理解世界，而我们中国人则是用诗意的方式理解世界，这是我们特有的思维方式。

如说，苏东坡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提到了一个典故：尧统治天下时，手下的法官皋陶要杀犯人，但尧反对了三次，主张不杀。主考官欧阳修特地问苏东坡这个典故的出处，苏东坡坦然回答：“何需出处！”他是根据策论的需要，自己编造出来的。还有个例子是《史记》。《史记》是司马迁写的史书，但鲁迅对它有这样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里鲁迅非常含蓄地指出，《史记》其实不是真实的史书，它是散文、是诗。譬如“鸿门宴”，写得如此精彩，所有的细节都栩栩如生，但鸿门宴在历史上有没有如此真切地出现过呢？其实司马迁只是非常合理地写了一段可能是真实的历史。这就是我们中国人，那么重要的一位史学家，也是用一种诗意的方式，在为我们民族留下那样一段可能存在的历史。

我们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就是诗意，或者说诗意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诗像梦一样一直缠绕着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我们民族的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能够读几首诗、背几首诗，因为诗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血脉里的东西。

纵观我们民族的文学史，应该说它也是一部诗的历史。大家可能很熟悉胡适先生关于文学史的观点，那就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他认为中国文学是这样发展的。但你要知道，当时胡适提倡白话文，他的意思是说文学是发展的、是进化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完全是有理由的。为此，他需要寻找一个根据、一个史实，所以提出了关于文学史的这个观点。然而事实上，他的这个观点把中国文学史中诗的重要地位给抹杀了。诗在我们中国文学里，实际上从来都是主导文学的，唐诗不谈，宋也是以诗为主。称苏东坡为诗人他很开心，叫他词人就未必，因为词是诗之余。元明也是如此。到了清代，晚清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诗人，在文字狱的背景下，这批文人实际上保存了汉文化的经典，清诗用了很多的文学典故，他们把诗写得非常含蓄、非常精彩。即便是小说《红楼梦》，它之所以精彩，也是因为它的诗意。整部《红楼梦》，写了许许多多的诗，但曹雪芹是根据小说中每个人的身份在写诗，因此小说中的这些诗并不能代表曹雪芹本人的最高水准。曹雪芹真正以自己的身份写的诗，流传下来的只有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这两句诗很明显有“诗鬼”李贺的味道，这也说明曹雪芹本人其实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个非常好的诗人。

文学批评的平常心

李美皆

①当文学创作可以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技术分析，文学批评可以进行火候时长的测量控制的时候，其实文学创作和批评已经被消解了。所以，面对技术当道的评论话语，我不能不发问：当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②文学首先是感性的、通往心灵的东西，一部作品出现了，它或多或少打动了你内心的某个点，你对它有感觉，你对它有话说，才能形成批评。没有这一基本前提，批评家的技术再精湛，都是不适用因而无效的。文学批评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并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讲：首先具备读者的审美水准，再来着眼复杂深奥的批评。如果没有前者却强行切入后者，那就好比还不会走就想跑。真不能想当然地断定批评家都具备了一个合格读者的水准，有的或许懂文学，但转头去写评论又是另一回事，好像一个死魂灵附体，所操持的话语体系令其离文学骤然远去。这样的批评和批评家是没有灵魂且毫无魅力的，甚至蹩脚或自欺欺人，很难与作品和作家形成声气相通或彼此激发的良性互动。文学创作是灵动的，文学批评也不该是一张死硬的驴皮。评论家自身懂得人心和人性、具备文学的审美和评判能力，是真正好的批评产生的前提。

③我不认为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有那么重要的作用。这两个行当，其实经常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批评远远当不了创作的家。有时甚至是鸡同鸭讲，那就不如不讲。有哪个作家是看着批评的风向标去写作的呢？那他可能不是一个好作家。中国文学的高峰，都不是由于批评的先遣而出现的。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甚至还不明确小说是个什么东西。由于审美趣味和能力的差异，批评家对于作家作品误判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当下批评主要的误判不是批判错了，而是表扬错了。有人担心批评家批判错了挫伤了作家积极性的严重后果，但我认为更需要担心的是表扬错了的严重后果。即便真是批判错了，也大可不必恐慌，想想看，既然再怎么拔高的赞美都不会使作家愤怒，就说明他们抗赞美的能力是很强的，心态是不错的，内心是坚强的，那么，略微有点假以辞色的批判，也不至于使他们瞬间脆弱下来以至于一蹶不振吧？拿出五分之一抗赞美的能力来抗批判，绰绰有余了。既然错误的赞美不会使作家愤怒，错误的批判理应不至于使他们不快。

④文学批评与创作一样，也在经历着大浪淘沙的考验，不必担心，是金子，终究会留下来的。关于如何批评以及如何引导批评，太多急于找出真理的探讨反而可能导致迷失“本心”，我的态度是：顺其自然，不必焦虑。

（选自《文艺报》，有删改）

一副对联

米兰

冬日里总是有些寂廖的。一场小雪过后，情形有些改变，“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文人的古意相跟着来了，再念及王子猷雪夜访戴之雅意，便起身拿了围巾和手套下楼，推上自行车出门——去漏月轩看看吧，又是六个月过去了，“翰墨因缘旧，烟云供养宜”^①，老先生以行楷笔法书写在自家门上的红对联褪尽颜色了吧？那字儿还能瞧出些眉目来吗？

外面的世界依旧熙熙攘攘。路两边灌木丛上残雪点点，像一朵一朵洁白的莲花。骑着自行车猛蹬几步，转往鹤伴二路。

与郭连贻相识十年，在他始终平静如水的表情里，跌宕人生消失无形，我每每感觉流离时光背后，他那不着一才的隐士之风发载而来的大气象。得其沾溉既久，我的性情业也随之多了些天高云淡，再不喜铿锵之音，更愿意聆听对面坐着的人，无言传递过来的那些话。亦由此，当丙申年春花开过、先生“走”了之后，面对铺天盖地的纪念文章，我保持着沉默。我以为面对极具个人色彩的一位乡贤而不作个性化的表达，是不太有趣的，信手而来的溢美之词对他也是不够尊重的。郭连贻生前抑或明白，他眼前这位“米兰女史”依稀仿佛与他的灵或有些微相通之处吧。别人看到的，他的笔默文章，就在那里，我也看，只是对此未曾作过只言片语，想起来也是惆怅。

郭连贻的村庄就在印台山脚下，周围植有大片果木，每年春天花开时节，踏春的人接踵而至，人声嘈嘈，全然不见他当年为生产队看守果园时的那份清静。郭连胎长子郭宪明犹记得小学时代，每天放学后跑进果园，扔掉书包，拿起父亲尤头上的书，《契诃夫小说选）或者《聊斋志异》，随便哪一本都是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屋前一架丝瓜，几只蝈蝈飞来瓜架上支支叫着；雨天里坐在门口听雨声，着黄黄的些瓜花落满一地，望着父亲穿着蓑衣，从朦胧雨中的小道上走来……”在郭宪明笔下，果园里的童年就是这么美好。只有一点，每天被父亲规定着写十张大仿，实在是额外的负担，端的不如在果园里跑来跑去，偷偷摘个果子吃好玩。每年春节前，庄邻乡亲拿着红纸来让父亲写春联的人络绎不绝，不到除夕不作买，令人烦不胜烦，写一手好字有什么用，自找麻烦。写一手好字有什么用？当郭宪明自己悟到答案的时候，老大徒悲，，悔之已晚。人生的季节哪能颠倒呢。

丙申年十月十五之夜，据说是六十八年来月亮最大最圆的一次。那天晚上，我在鹤伴二路明丽的清辉里散着步，想象郭家院子里那片青青翠竹飒飒有声，像青年郭连胎风樯阵马，下笔疾走。我觉得他一定还有想说的话没说，把它们留在什么地方了。郭连贻一生磨难并不是我能会意的，对于他的书法艺术，我一个外行更无资格做高低品评。老先生一点一刻横竖撇捺，在我眼里加此天真稚拙，所谓“儿童乃成人之父”，先生下笔复归本真，其中的缘由与秘密藏匿于岁月深处，无形滋渥，无由言表。想至此，仍是惆怅。

雪后初睛的景色很不错，印台山北麓雪光闪闪。薄雪覆盖的麦田扩展了视野，成群的麻雀在行道树上明喳觅食。我骑着自行车一路生风，呼与吸凝成的白雾团团向后飘去。用不了一刻钟，就能再次见识郭家那片竹林了，那可是北方院落少有的景致。以前每次去，老先生都会站在门口迎着，我们也不拿自己当外人，像回家一样踏进门去。这次我一个人悄悄地去，只是因为想念。我谁也不打扰。甚至他家后面那座文昌阁楼顶上古老的青瓦以及瓦缝间漂亮的松花，我也不打算再拍照，看看就走。

郭连贻家在碎楼村街最北端。六月份的时候我来过一次，看到两扇门上各粘了一张小小的白纸，盖住了对联末尾那个字，翰墨因缘、烟云供养，郭连贻的影子在淡红的对联里沉默不语。我对着门拍了一张照片，记录下那一刻我内心的悲伤。半年后再次过来，门上纸张已然残破，颜色已然褪尽。忽然想起雷恩·寇伯音乐特辑《心灵秘境》中的一首“暗夜”：当夕阳西沉，路易斯岛上的石头送走的不是光明，而是迎来满满一屋子的宁静……翰墨因缘旧，烟云供养宜。

可是郭连贻已经沉寂到了远方，只把一副对联留在门上，等着远远近近过来看他的人。

（选自2018年第4期《北方文学》，有删改）

（注）①翰墨因缘旧，烟云供养宜：清朝书法家伊秉绶所撰伊姓宗祠通用联，意为与笔墨结缘，受云烟之洗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