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审美中的“粉丝”与“知音”

周兴杰

①市场经济与大众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但改变了文艺的存在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欣赏习惯。“文学终结论”尚且余音未绝，又有学者提出了“粉丝能不能替代知音”的疑问，引发热议。

②“知音”一词源于钟子期与俞伯牙的故事。子期因为能听出琴音寓意，被伯牙引为“知音”。子期辞世，伯牙毁琴不操，以示痛悼。由此可知，“知音”的内涵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接受者能准确把握、解读出作品的主旨，从而经由作品，接受者与创作者在精神层面产生深度契合；二是以作品理解为基础，创作者与接受者形成相互依赖、相互需要乃至相互尊重的关系。在高雅艺术的欣赏中，接受者以能成“知音”为荣，创作者以能有“知音”为幸。18世纪美学学科形成之初，为解决“趣味无争辩”的难题，休谟也推崇批评家来提供“趣味和美的真正标准”。可见，“知音”的趣味早已渗透到经典艺术标准当中。因此，“知音”有意无意地被默认为高雅文艺的欣赏者。

③而“粉丝”这一名称则有些不伦不类，它是大众对“fans”一词自发的、戏仿式的音译。在最直接的意义上，“粉”或“粉丝”就是对某些事物的“爱好者”。如果仅在“爱好者”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话，那么说“我是莎士比亚的粉”也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社会成见和媒体引导，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粉丝”一度被贴上了狂热、非理性、病态等标签，当作对某些大众文化产品不加辨别的、缺乏抵抗力的消费者而受到非议。尽管现在人们能以一种理解的眼光来看待“粉丝”，但其被限定特指大众文化的欣赏者却是事实。需要指出的是，大众文化在使用中的确具备活跃的意义再生产功能，而且流行文艺也的确包含有别于高雅艺术的美学旨趣。因此，可以明确，“粉丝”的欣赏和“知音”的欣赏对比，它首先是一个趣味差异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品位高下的问题。

④知音精于深度耕犁文本，其文本辨识力自不待言。那粉丝有没有文本辨识力呢？通过深入粉丝的文化实践，研究者发现，粉丝对于特定文本是存在敏锐的辨识力的。20世纪80年代，有人用“全庸”之名仿作金庸小说，以图鱼目混珠。结果读者去芜存菁，终使各式“全庸”尽数淘汰。有趣的是，金庸晚年按“经典”标准大力修改当年作品，不想费力不讨好，竟遭众多“金迷”抵制。由此可知，粉丝像知音一样，都具有敏锐的文本辨识力，并忠于自己的文本感受。但粉丝文本辨识的有趣一面在于，他们会因为极度关注某些文本的细节，而选择性地忽略其他细节。这种“专攻一点、不计其余”的辨别方式，主观随意性不言自明，与知音式文艺批评的理性、客观旨趣相去甚远。

⑤粉丝欣赏要求突破高雅文艺欣赏所规定的“距离”，使欣赏化为广场式的狂欢。粉丝欣赏的参与性更突出的表现是，他们不会仅仅停留在对小说、影视作品、歌曲等原作本身的欣赏上，还会进一步消费许多衍生产品，如印有明星头像的T恤、玩偶等等。如此，粉丝将文化工业提供的资源带入其日常生活实践，并在使用中完成文本意义的重新组装。与此不同，“知音”则更尊重作家的创作意图或作品主题，他们更像采矿者，努力掘开文本的岩层，提炼出深藏其下的金子般的创作主旨。

⑥伴随积极的参与，粉丝的生产力也释放出来了：他们不会停留在文本的消费上，而是以文化工业产品为资源，创造出数量庞大的、五花八门的新文本，如网络同人小说、模仿秀及流行音乐粉丝们的翻唱和MTV翻拍等，这种新文本有时会达到与原作不相上下的地步。而“知音”呢，他们的生产力主要表现在分析精辟的批评文本上，此外很难看到其他类型的新文本。

⑦由此可见，“知音”和“粉丝”不能相互替代。但是，将“粉丝”与“知音”并置，能建构一种相互映照的批判视野，使我们可以借此反观二者。二者并非没有相通之处，那就是不管接受什么类型的作品，都得有以文本辨识为基础的热爱。如果有了这份热爱，知音与粉丝未必是不能沟通和相互接受的。基于此，笔者以为可以提倡“知音型粉丝”和“粉丝型知音”，来构建这种相互映照的批判视野。

陈忠实的文学梦

——看不见未来的文学自修

经毛西公社批准，从1962年9月开始，高考名落孙山的陈忠实在西安郊区毛西公社蒋村初级小学任民请教师。当了民请教师，工作算是安稳了，生活也有了着落，但是未来怎么办？就这样一辈子教下去，还是要有另外的打算？这个问题，其实在他刚一当上民请教师，就浮上了心头。

20岁，人生已经进入成年。陈忠实切实感到，这是一个令人心悸魄颤的年轮。告别学生时代，迈入广阔的社会，眼前突然展现一个茫无边际的世界。面对这个世界，人有时却是相当的迷惑，人生之路究竟应该向哪里走？怎么走？这是个问题，是大问题。

这个时候，在关于未来的思考中，陈忠实心底那个文学之梦又悄悄地浮上了心头。大学梦破灭了，文学梦还在。有梦就有希望，希望就在文学梦里。陈忠实决定自学，自学文学。上不了大学，那就自学大学课程。

大学梦破灭之后，陈忠实回到了乡村，回到了祖辈千百年来生活的故土，自学文学，并决定以文学作为终生追求，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文学也许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中国当时社会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那时的农村青年，要跳出农门，其难度真比登天还难。陈忠实明白，自己在农村，人生所有的路都堵死了，只剩下自我奋斗一条路了，只能靠自己。这无疑是一条悲壮之路。因为不知道何年何月才是出头之日。第二，文学毕竟具有精神慰藉功能，文学在当时也不失为苦闷情境下的一种精神安慰。当然，根本的原因是陈忠实自初二对文学发生的兴趣，于绝望中更加凸显出来，这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环境是艰苦的：在一个破屋子里，窗户纸被西北风吹得一个窟窿接一个窟窿；条件是简陋的：一张古老而破旧的小条桌，用草绳捆着四条腿。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是用废弃了的方形墨水瓶制成。但是，陈忠实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度过了痛苦彷徨期的陈忠实，开始了虽然有所计划但实在是遥遥无期的文学征程。一切都重新开始，他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程，自学四年，练习基本功，争取四年后发表第一篇作品。作品发表之日，就算他的“我的大学”毕业之时。

后来，陈忠实曾多次不无诙谐地说：成名无非是再换一根结实的绳子来捆桌子腿！

这是一个青年奋斗者的形象，也是一个文学殉道者的肇端。

他将白天的时间全部给了孩子们，而晚上的时间则属于他和他顶礼膜拜的文学。

他主要从两方面进行努力，一是读书，一是练习写作。那个时代乡村青年的读书，当然无可选择，没有图书馆，没有资料室，无人指定必读书目，也没人指点迷津，完全是遇到什么读什么，找到什么就读什么。这样，所接触的书，一是数量少，二是品种较为单一，多为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文学书及民间的一些藏书。这种阅读状况在中国乡村社会极为普遍。同时，这些时代流行书及民间藏书的文化品格，对陈忠实的文化人格无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是塑造作用。陈忠实在阅读中，感觉合乎自己口味的，就背下来。对特别感兴趣的篇章则进行分析，学习其结构和艺术表现手法。读了也写，不断地写。这种写作，基本是文学练习，较少写完整的作品，大量的是记生活笔记，长短不拘，或描一景，或状一物，或写一人，或叙一事，日日不断。

这个时候，陈忠实内心的信条只有一个，那就是“不问收获，但问耕耘”。每换一个新的生活记事本，他都要在开篇写上这句话，视之为座右铭。这个信条所含的埋头苦干实干的哲理令他信服，他也觉得适合他的心性。此言第一让人排除侥幸心理，第二抑制自卑心理，陈忠实觉得，这两种心理是他当时最大的敌人。

陈家本来就不富裕，“三年困难时期”及至以后，饱肚乃最大问题。陈忠实的“但问耕耘”，没有电灯照明，也没有钟表计时，晚上控制不住时间，第二天就累得难以起床。陈忠实想了一个办法，既能照明又能计时，他用一只小墨水瓶做成煤油灯照明，常常烧焦了头发熏黑了鼻孔，瓶中煤油燃尽，即上炕睡觉。算来此时大约为夜里12点钟，长此以往竟成一生的习惯。

春秋时节，气候宜人，好过一些，到了冬夏两季，就有点难以忍受。冬无取暖设备，笔尖先是冻成了冰碴。夏无制冷手段，酷热常让人头晕眼花。更为难耐的是，蚊虫肆虐，叮咬得人无处躲藏，用臭蒿熏死一批，烟散之后，从椽眼儿和窗孔又钻进来一批。夜里，乡间的农民一家人在场头迎风处铺一张苇席纳凉，他却躲在小屋里，穿一条短裤，汗流浃背地读着写着。母亲有时担心他沤死在屋子里，硬拉他到场边去乘凉，他却丢不下正在素描着的某一个肖像，得空儿又溜回小屋去继续“耕耘”。

陈忠实的自学和奋斗当时都是处于秘密状态。胸中虽然有宏图，但这时的陈忠实其实是自卑多于自信，一方面是内心创作热潮在涌动，一方面又全力避免更多的嘲讽。在这个看不见未来的文学自修中，他不怕受苦受难，但是担心被人讽刺和嘲笑。于是学习与写作便呈现一种“地下”状态，对任何人—包括他的父亲陈广禄，他都绝口不谈，偶被问及，总是极力回避，顾左右而言他。他的父亲对他的行为难免奇怪，常常忍不住，问他整夜整夜钻在屋子里“成啥精？”他说“谝闲传！”见如此作答，父亲虽然心存疑问，却也不再追问。

陈忠实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文学自学，是在一种相对单一的文化和精神环境中展开的。那时的文学观念只有一种，这就是“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没有人对此怀疑，至少没有人能公开对此提出怀疑，于是，这种观念就成了“真理”陈忠实的自学，知识和技巧的学习，可以很扎实，但文化视野无疑会受到局限。在20世纪50年代以至6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背景下，陈忠实的文化视野不可能是驳杂的，而只能是单一的。

自学也有其优长。自学由于是自己在黑暗中的艰苦摸索，较少受外界的干扰和魅惑，容易形成自己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和坚定的信念。

在写什么人的问题上，陈忠实学习和接受的，当然是“写人民大众，不写个人”这样的文学观念。这一点，也形成了陈忠实迄今一以贯之的文学立场和文学观念。客观地看这个问题，这一点，既束缚过陈忠实的创作，也成就了他的创作。陈忠实的笔下，特别是他的小说，从1974年的《高家兄弟》到1979年的《徐家园三老汉》，再到1988年至1992年的《白鹿原》，以至2001年的《日子》，所写的对象，都是人民大众，是农民，是中国社会底层的普通人。

而且，陈忠实的小说和散文中，一直信奉和坚持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不信鬼神，不言佛道，几乎就是坚守“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信条。他无论是写小说还是写散文，基本上是以真实世界和生活经验为基础，进行艺术描写或必要的虚构，从来不写自己没有见过的或者是不相信的事情。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写人、写事，他基本上都是直接面对，正面描写，较少侧面取巧或以虚写实。他的文学特点以至后来的文学风格正好应了他的名字：忠实。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历史，忠实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

（摘自《陈忠实传》邢小利著，有删改）

在义与利之外

①“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②曾经有过一个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当时或许有过大义灭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见的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和假义真情的迂君子。那个时代过去了。曾几何时，世风剧变，义的信誉一落千丈，真君子销声匿迹，伪君子真相毕露，迂君子豁然开窍，都一窝蜂奔利而去。

③据说观念更新，义利之辩有了新解，原来利并非小人的专利，倒是做人的天经地义。

④“时间就是金钱！”这是当今的一句时髦口号。企业家以之鞭策生产，本无可非议。但世人把它奉为指导人生的座右铭，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一种企业，使人际关系成了一个市场。

⑤我曾经嘲笑廉价的人情味，如今，连人情味也变得昂贵而罕见了。试问，不花钱你可能买到一个微笑，一句问候，一丁点儿恻隐之心？

⑥不过，无须怀旧。想靠形形色色的义的说教来匡正时弊，拯救世风人心，事实上无济于事。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态度。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人格。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以情。”

⑦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还是利欲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

⑧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行，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   ）你所信奉的教义，（   ）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为你仅在于你的真实“自我”。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是人在实现其本质力量时所获得的情感上的满足。创造不同于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责任，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差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名利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快乐。有真性情的人，与人相处惟求情感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更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所逐的时代，他待人接物有一种闲适之情。我不是指中国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指小农式的知足保守，而是指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淡泊的生活情怀。仍以写作为例，我想不通，一个人何必要著作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⑨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悲哀，更为逐利之辈所梦想不到。但是，摆脱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烦恼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气度些。

⑩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在义与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