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的世界只剩下一种人

陈祖芬

①他，或她，在楼梯台阶上倚墙或栏杆一坐，打开书本，台阶这尺多见方的空间，便是其私人属地、个体书室。于是，楼梯左右两侧，自上而下，有序无声，便有两行书室。若哪处空着两个台阶，就有人悄无声息地坐进去，好像坐进阶梯教室那么自然。

②上下楼梯的人，小心翼翼地，生怕侵犯了左右两行私家属地。那两行个体书室里的人，用心捧着的那一本本书，是他们各自的全世界。我从他们的世界路过，轻轻地走下楼，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③这就是京城著名的楼梯——从三联书店的一楼通往地下一层的楼梯。

④席地而坐是三联给予读者的特权，读者可以一天24小时不花钱享受“悦读”。我不由得想起“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里可谓“书架前，书堆间，书人不释卷”。

⑤一眼镜男，肤色与衣裤的颜色和他身前身后的一架架书的色系相近，感觉他在这地上一定坐了很久很久，坐到和书架们长得越来越像。有人在那两行书架间找书，走到他跟前，只能从他腿上跨过去，他已经穿越到他书中的世界里，并不知道有人从他的世界穿越过去。

⑥一书生搬了一厚摞书，在书架间找到一张塑料凳，立刻在此凳上安营扎寨。他坐下后，先长出一口气，然后双腿合拢，权当书桌，把那堆书码放在这“桌”上，再用眼镜布擦擦眼镜片。安家完毕，他靠在身后的书架上，双脚前又是高高的书架。他的“家”在书山的谷底，光线是绝不充足的，但他是绝对满足的。那架势，好像要一本一本细细读来，安居然后立业。

⑦一个小女孩，她光洁的长发，纯白的泡泡袖，伸在皮凉鞋外的脚指头都婴儿肥得可爱。她在“学术研究”的牌子下，吃力地来回抱起一摞又一摞的学术书籍。据说她的家长要买很多的书，可是腿脚不便没有很多的力气。她一定不懂学术，可是她一定与众不同。

⑧又两行书架间，一对少男少女都在读自己的书。少男，白T恤，黑框镜，牛仔长裤。少女，白帆布鞋，天蓝裙，松松地绾了条发辫搭在肩上。突然就想起“花前月下”4个字，那又如何比得上书前书下的书卷气和精神充实之美？

⑨有一种两层的用来取书的梯子，能坐在梯子上的是佼佼者了。一个小男孩，脖子上挂着家门的钥匙。左手握一瓶打开的矿泉水，右手捧着一本翻开的书。坐在“高凳”上，喝口水，看看书，这孩子是这个书店里“头等舱”的享受者了。

⑩书店一楼靠窗处和地下一层都有一行小方桌，桌上有一个小台灯，桌旁可以坐两个人。比起书架间的“书人雕像”，这两行桌旁坐的都是神仙了。我累极的时候偶见有一空座，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会有这样的好运呢？我真要当一把神仙了。想想吧，我拥有了一把椅子和一角桌子！

⑪饭馆、市场，到处都是嗡嗡的人声，但这里，似乎回到默片时代，那银幕上打着的文字是：他在读书，她在读书…….

⑫三联有一种带万向轮的购书篮，拉动的时候，才让人惊觉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声音”。那声音，一下把我拉回到好多年前，哈佛的一个雪夜。那时，我陪先生在燕京学社访问。他天天读书到凌晨3点，无论如何也读不过来燕京图书馆的藏书。有一晚我们在学社复印了一千页书，直到凌晨4点多，我们拖着带万向轮的购物车走进寒夜的雪地，嫩黄的路灯，把冬雪染成暖色调。我们踩在积雪上的声响，使这幅暖色调的画面有了音响，有了动感，有了快感。我真想谱一曲《雪夜波尔卡》，如果我会作曲的话。

⑬走出三联，偶回头，才发现沉沉夜幕里大玻璃窗内的书店这么明亮这么温暖，好像我在台下观看舞台上的灿烂，又似听到美声的歌唱：啊，我的太阳，灿烂的阳光。

⑭世界上最光明的灯，是书。

⑮忽然又想起渥太华的国会图书馆，在一层层19世纪的拱形顶下，有一个显得格外小的门。推开那扇小小的门——哦，天！这是什么地方？我好像走进了一幅辉煌的经典油画。那阔大灿烂的三层楼，好像歌剧院的三层包厢。一本本书像贵族似的坐在一层层一格格包厢里，俯视着一个个走进来的深怀仰慕之情的本国人、外国人。图书馆的不少工作人员在工作，却没有一丝声音。他们被定身在这幅油画里。

⑯电脑可以取代图书馆的库存，但是永远不能取代图书馆的雍容美丽。如果有一天没有了纸质书……不，我相信我不会见到这一天。

⑰走出国会图书馆，回头再看看那扇小小的门，想起那个“石门开”的童话。只要在山前叫一声“石门开”，山洞就大开了，里边堆满了耀眼的珍宝。

⑱此刻，我站在北京午夜的街头，望着三联书店的耀眼和美丽，想着，那里的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而那里的世界，只剩下一种人：读书人。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父母对孩子的态度符合孩子的要求。婴儿无论从身体还是心理上都需要母亲的无条件的爱和关怀。在六岁左右孩子就需要父亲的权威和指引。母亲的作用是给予孩子一种生活上的安全感,而父亲的任务是指导孩子正视他将来会遇到的种种困难。一个好母亲是不会阻止孩子成长和不会鼓励孩子求援的。母亲应该相信生活,不应该惶恐不安并把她的这种情绪传染给孩子。她应该希望孩子独立并最终脱离自己。父爱应该受一定的原则支配并提出一定的要求,应该是宽容的、耐心的,不应该是咄咄逼人和专横的。父爱应该使孩子对自身的力量和能力产生越来越大的自信心,最后能使孩子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能够脱离父亲的权威。

一个成熟的人最终能达到他既是自己的母亲,又是自己的父亲的高度。他发展了一个母亲的良知,又发展了一个父亲的良知。母亲的良知对他说:“你的任何罪孽,任何罪恶都不会使你失去我的爱和我对你的生命、你的幸福的祝福。”父亲的良知却说:“你做错了,你就不得不承担后果;最主要的是你必须改变自己,这样你才能得到我的爱。”成熟的人使自己同母亲和父亲的外部形象脱离,却在内心建立起这两个形象。同弗洛伊德的“超我”理论相反,人不是通过合并父亲和母亲,从而树立起这两个形象,而是把母亲的良知建筑在他自己爱的能力上,把父亲的良知建筑在自己的理智和判断力上。成熟的人既同母亲的良知,又同父亲的良知生活在一起,尽管两者看上去互为矛盾。如果一个人只发展父亲的良知,那他会变得严厉和没有人性;如果他只有母亲的良知,那他就有失去自我判断力的危险,就会阻碍自己和他人的发展。

人从同母亲的紧密关系发展到同父亲的紧密关系,最后达到综合,这就是人的灵魂健康和达到成熟的基础。

考试活动，尤其是大规模、普及化和历时长久的选拔性教育考试，也是文化整合的重要途径，对于民族文化、社会文化的整合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从地位、影响来看，科举考试作为国家“抡才大典”，在古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地位显赫，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是其发挥文化整合功能的动力。科举考试成为封建王朝选士授官的正途，受到统治者和广大士人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科举考试所选拔的各级官员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在从政、为文或教学活动中，能够有效推动儒学文化的传承与民族文化的整合。

就科举制自身特点而言，它具有文化整合的内在机制。作为大规模选拔性考试，科举考试是由国家统一组织、命题和录取，考试内容和语言文字具有高度的规范性与权威性，为大范围、多层面的文化整合奠定了重要基础。科举考试允许士人自由投考，具有极大的开放性，为文化整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科举与察举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读书人可“怀牒自进”，自行应举，不需地方官府荐举。除女性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之外，科举对象不受年龄、民族及教育程度的限制，只要身家清白，一般均可在户籍所在地区报考。由于科举考试将自由报考、公平竞争与弘扬儒学文化、推广学校教育联为一体，使得参与这项考试的阶层越广泛、考生越多，就越有利于教育机会的下移和社会文化的整合。受科举考试影响，唐宋以后，官学、私学和书院教育沿着科举选士的轨迹而发展演变，儒学文化逐渐普及到民众阶层。科举制度具有一定的公平合理性和文化适应性，易于推广并长期延续，从而有效发挥了文化整合的功能。

与世卿世禄制、察举制相比，科举制打破血缘关系、门第、财产和特权等先赋因素的限制，主要以个人才学作为取舍标准，注重后天学习的作用，更具有客观性和平等特征。在追求考试公平的过程中，自宋代开始，科举考试推行糊名、誊录、锁院、复试等防弊措施，维护了科举选士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这为科举制的长期延续奠定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适应特定时期少数民族或边疆地区人才培育和选拔的需要，隋唐以来中央王朝在这些地区兴办官学，开科取士。与设立官学、私学及吸收汉族封建文化相呼应，科举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余光中：中国文字的炼丹人

1928年重阳节那天，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余光中从12岁开始跟从父亲和舅舅学习古文。《谏太宗十思疏》《留侯论》《赤壁赋》《阿房宫赋》这些经典文章，他都特别喜欢。他觉得文字有一种力量，“我愿意跟着它走”，“我将来一定要当作家”。整个青年时代，余光中都在寻找着“精神上的家人”，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济慈、雪莱、王尔德等都是他的“家人”。1954年，他的“精神家人”又增添了一大批。余光中与钟鼎文、邓禹平等人共创了“蓝星”诗社。他们经常聚会，讨论诗歌，勤奋创作，不是一首一首地写，而是一辑一辑地写。

大学毕业没几年，余光中被派去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那时，台湾地区和美国的现代化程度差别很大。余光中虽然热爱西方诗歌，但一想到美国人瞧不上自己的家乡，心里就觉得委屈。加上那年家里也发生一些大事——母亲去世，自己同妻子结婚才两年，大女儿刚出生，还没看清孩子的脸，他就匆匆地出发了。每一个孤寂的长夜里，他都想回到家乡，回到“蓝星”诗社，和朋友们一起为中国的现代诗奋斗。

1964年，36岁的余光中回到台湾，他质问自己，怎么都已经36岁了？拜伦，在这一年纪结束生命；王勃、济慈，不到这年纪，便合上了诗集，竖起了石碑。那一年，余光中唯一的儿子出生仅3天就夭折了。丧子之痛加上诗人对于“我是谁”的质问，使他心力交瘁。好在美国的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使他获得救赎。

余光中非常喜欢美国西部的民歌、南部的蓝调以及新生事物摇滚乐。特别是摇滚乐，甚至影响了他一个时期的创作凤格。他在散文集中大量介绍了西方摇滚乐，并将西方音乐的节奏融入诗中，借此抒发心中的很多不平。连余光中自己也没想到，后来他的这些诗歌被杨弦拿去谱了曲，继而引发了台湾的第一波校园民谣风潮。“给我一把吉他和一肩风里飘飘的长发……”当时杨弦被余光中这些极富旋律感和节奏感的文字打动，将《江湖上》等诗改编成歌曲，如今最为海内外读者所熟知的《乡愁》也是其中之一。

971年至1972年间，余光中写下了《乡愁》后来《乡愁》在大陆被选入教科书，电视台也用，很多人都会背。

1988年，耳顺之年的余光中出版了第二卷诗集。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余光中说：“以前所想到的能入诗文的题材比较少，我写的最热烈的诗文是自述，就是写我是什么样的人。以前我讲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到了《白玉苦瓜》一诗，才算是——你知道你是谁，你放心。”现在，余光中已经脱离这三个情况了，写作的题材全凭缘分。

2009年，导演陈怀恩接拍余光中传记纪录片《逍遥游》。片中除了日常工作生活状态外，导演还安排余光中带着夫人到垦丁——余光中在台湾唯一写过游记的地方——故地重游。余光中一路为夫人解释景物，还在海边童心大发，打起了水漂，并传授诀窍——石头要扁，形状要圓，出手要快，脱手要平稳而飞旋——出水为鸟，入水为鱼。

台南小学教科书收录了《雨，落在高雄的港上》一诗，导演安排余光中去高雄三民小学听小学生读书。不料那天余光中的女儿遭遇了车祸。行程既定，余光中无法随夫人赶往医院，心情郁闷。怎料一听小学生读诗，余光中竟然又开心起来，还教他们该怎么念这首诗，拍摄完后还乐呵呵地给他们签名。最后陈怀恩就片子定名为《逍遥游》一事征询余光中的意见，他幽默地说：“我哪敢说同不同意？庄子同意就行了。”

说到幽默，余光中自有一番论调。他认为，所谓幽默，就是不正面迎敌，绕一个弯子去排解误会与痛苦。比如看牙医这样痛苦的事情，也能被他写成诗。在余光中的经验中，幽默其实要比愤怒有用。

当生命走到暮年，对于“我是谁”的问题，诗人早已不再质问，而是报以淡淡的微笑。如今，已经85岁的余光中依旧笔耕不辍。余光中目前正在翻译济慈的诗，此时的感觉定与年轻时的不同吧。

（选自《名人传记（上半月）》2014年第3期，有删改）

（注）余光中先生已于2017年12月14日在台湾高雄去世。哲人已逝，终于“睡整张大陆”，睡在了“最纵容最宽阔的床”上，“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不再有“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