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感考

褚孝泉

简单地说，“通感”就是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彼此打通互相交织。但是，并不是说凡是以一种感官的感觉内容来述说另一种感官所及的内涵便成通感。寻常所说的“这部小说是一部宏伟的历史画卷”等说法并不被归入通感现象，虽然其中也涉及到两种不同感官的功能。这一类说法只是我们熟知的比喻修辞法。通感是表达某一类感觉特征的饰语直接修饰另一类感觉的对象，如“闹香”、“寒翠”等。

有这样一类人，他们的五官功能互相混淆。比如说，有的人在听到某个语音时就能感觉到某种色彩，有的人在尝到某种鲜汤时会看到某种颜色。心理学家们对这类人作过脑血流图的观察，发现他们在听到语音或尝到味道时血液会大量流向那些与视觉有关的脑区，而在正常情况下这时血液是应该充盈于与语音或味觉有关的脑区。这样的特异病例就是心理学意义上的通感。很显然，这种心理学上的通感不会是我们讨论的文学语言上的通感现象的基础。因为心理学上的通感是一种病态，只有极少数患者因目前尚不清楚的原因而经受这种感觉之间的错乱。文学语言中的通感则不同。古今中外写出通感句的文学家不计其数，他们当然不可能都是心理学上“通感”症患者。而且，这些运用通感的诗文常常都是脍炙人口的丽辞妙句，古往今来欣赏这些瑰丽文句的读者未必都是些同病相怜的“通感”症患者。当代认知心理学中关于人脑功能的组元结构的理论，也否定了人的不同感官摄入的知觉有互相串通的可能。简而言之，文学语言中的通感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生理———心理现象。

那么通感是不是就只是一种语言修饰手法呢？或者说只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修饰词组呢？这样分析显然也有问题。因为通感的构成有其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并不是语言本身所规定的。比如以触觉来形容视觉的话，红色只可说是“暖”，蓝绿只能说是“冷”；以听觉来形容视觉的话，鲜亮的色彩只能说是“闹”，而素淡的色彩只能说是“静”。这样的结合罕见错失，并且历古今而不移，越中外而一致。据此可以说是有一定的感知心理的因素规定了通感的形成。还有，不同感觉之间的交通也不是同样的流畅。古典诗词中，视觉与听觉之间的交通最为经常。“红叶、萤火、杨花、芙蓉”等都可成“闹”，以形状的高下变化来形容声调的昂扬低回的“听声类形”的例子也遍及古今。其次，触觉、听觉、视觉之间也易打通。“笙歌”有“暖热”；“碧衣”带“寒”意等等都是有名的例子。听觉与嗅觉之间的交通也时有发生，如“闹香”等。味觉是人的五感之一，但在文学语言中罕有用味觉来形容其他感觉的性状。“甜嗓子”是一例，或竟可说是一个例外。较之视觉、听觉等之间的交通频频，口之五味与其他感官感觉之间似很难沟通，这决不是因为语言中关于味觉的词汇贫乏的缘故。语言本身的条件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感觉之间交通易捷，而有的感觉之间罕有共鸣。这些都表明，一定的认知心理的机制规定着通感的形成。

（选自《复旦学报》社科版1977年第4期，有删改）

西周社会崇尚道德，孔子赞之曰“郁郁乎文哉”。西周金文显示，西周社会所崇尚的道德的核心在于诚信。与此同时，西周还视刑德为一体，以刑辅德，标准既高且严，这对于形成“郁郁乎文哉”的社会是至关重要的。汲取西周以刑辅德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对于我们今天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摘编自冯时《西周以刑辅德思想的启示》）

1918年夏，章乃器从杭州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毕业后，进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当练习生。翌年，他便辞职来到北京。此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给年轻的章乃器以极深刻的影响。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了上海。章乃器欢欣万分，和人们一起走上街头欢呼北伐的胜利。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转入低潮。

1932年章乃器主持创立了国内第一家完全由国人创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

章乃器为中国征信所制定了一套严密科学的工作制度，使该所的调查工作效率极高，受到了社会的赞扬。章乃器不仅是一位成功的银行家，而且他还是一位有成就的经济理论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共产党的同情者、支持者。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武汉地下党的领导人杨贤江经常将款项汇到上海，通过章乃器存入浙江实业银行，保护党的活动经费。30年代初，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一些同志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处境危险，生活困难，章乃器的三弟共产党员章郁庵便通过章乃器把这些同志安排到章乃器创办的中国征信所挂名支薪，隐蔽待命。

1935年12月，章乃器与马相伯、沈钧儒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章乃器与沈钧儒、史良等前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愿，提出立即对日抗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保障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等要求。这时***在《八一宣言》中提出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救国主张后，章乃器同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四人发表署名文章，公开表示赞同。文章发表后，国内外反响很大。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被国民党当局无理逮捕，成为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七位爱国领袖被捕后20天，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于国内外形势，1937年7月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释放“七君子”。章乃器出狱后，斗志不减，将他在狱中撰写的《抗日必胜论》和《民众基本论》正式出版。

1938年3月，章乃器应安徽省主席李宗仁邀请，出任省财政厅长兼安徽省银行董事长。在任职期间，他了解到新四军军饷很困难，便以统一税收的名义，报请省政府每月补助新四军3万元。章乃器著述的《资本主义国际与中国》《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等，也使其成为经济界首屈一指的理论专家，尤其是《中国货币金融问题》，在海外都影响极大，是当时研究中国经济的最权威著作。他的许多理论甚至影响了日后的中国经济走势，比如坚持中国货币独立，提倡“废两改元”，都有划时代意义。也因为这理论实践两手硬的本钱，他还被上海两家大学聘为教授，主讲经济，甚至到了“听者塞窗”的地步。

抗战胜利后，章乃器积极从事民主运动。1946年2月，“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在校场口广场举行，到场群众万余。国民党当局派出特务暴徒殴打与会群众，受伤、失踪者达六十余人，制造了“校场口血案”。事发后，章乃器、郭沫若、阎宝航即向公众披露了血案真相，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

1952年他出任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他提出粮食的科学加工、储运等管理目标，确立了经济核算制。半个世纪的新中国粮政史上，只有50年代有利润盈余。

1958年，章乃器被先后撤销了所有的职务。从此，章乃器开始了漫长的家居生活。对于一个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来说，失去工作的权利是最大的痛苦，但是他没有沉沦于痛苦之中，他每日手不释卷。阅读了大量经典著作及各种专著，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笔记。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震撼了中国大地。一天，几个大汉气势汹汹地对章乃器说：“你在安徽曾与张劲夫有过来往，张劲夫是叛徒，你写一份证明材料。”章乃器冷冷地回答：“我不知道张劲夫是叛徒，无从写起。”来人威胁他：“你不写，罪上加罪。”章乃器一把扯过让他写材料的纸，撕成碎片，声色俱厉地说：“我不会歪曲历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彻底为章乃器平反，恢复了他的名誉和地位。

(摘编自翟作君、王蕙炎《章乃器——中共的诤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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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解放前，因战乱，很多文物流落到社会上，价格很低。章乃器用自己的薪水，以及从抗战时创立的上川公司抽回资金购买文物并收藏。到1954年，他已经积存了三个房间的文物，其中不乏精品。他将近两千件文物精品捐给了故宫博物院。——摘编自《历史人物——章乃器》

②官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章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