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国先秦历史问题的研究与讨论，远未达到可以脱离历史文本记录而单独构建的水平。夏时期的研究也是如此。虽然夏王朝未被考古学发掘的同时期文字材料所证实，但也并非仅是“单线进化论”的阐释预设。既有的历史文本在兹，夏文化的探索，无论证实还是弥补，无论证伪还是重构，都必然是在先秦史整体研究框架下进行的。

②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不应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夏文字的横空出世。一方面，甲骨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学科发现，是史料获取中的“小概率”事件。陶寺朱书陶文的发现，可以确信在文献史学编年体系内的夏时期，应当有文字存在，甚至有可能与殷墟甲骨文同属一种书写体系。但夏时期的文字载体未必契刻于龟骨，而如果书于竹帛的话，在北方保存环境下，可能早已湮灭于地下。即便未来有幸发现了早于殷墟的文字材料，若没有类似甲骨文的王世记录，同样无法证明。另一方面，期待发现王陵以证明夏王的存在，以目前考古认知推测也是强人所难。晚商以前，带墓道的大墓在中原地区高等级贵族墓中并未出现。晚商以前的王陵，规模可能不大，可能没有墓道等明确标示身份地位的特征。即使发现，也不易辨识，更不易与具体的王相对应。对于学者们寄予厚望的夏都探索，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如何从龙山晚期出现于中原腹心地带的数十座大小城邑中证明某处遗址是夏代的某处都邑，同样很有难度。可以说，不具备考古学训练的知识界，都习惯于以殷墟为样板和标准来要求或判断“夏墟”，这正是当前夏文化探索的论证逻辑悖论。

③其实，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考古学家，都认可夏文化探索无法脱离考古材料。这不仅蕴含着对考古发现的憧憬，也必然寄托着将既有考古发现的诠释转化为历史记载话语系统的愿望。史料的扩充带来了学科范式的转移，但实现学科范式转移后不同史料与话语系统间的融合需要艰难探索。夏文化探索，要实现文献研判的范式转移，目前必须依赖于对考古发现的解释。换言之，先秦史框架体系研究无论离开了考古内证，还是离开了出土文献的话语背景分析，仅局限于任何一方的讨论，都只会是片面判断。夏文化认知的突破，必然需要二者的衔接。

④本世纪以来，考古发现一日千里，在改变对夏时期社会发展程度的想象之外，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历史文本记载的再认知问题。历史文本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东周以来对夏时期的文献记载，必有所本，而不能简单将之视为是周人为了某种政治或理想的伪造。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国先秦史的框架性认识，无疑代表着对东方文明演进历程和国家、王朝形成过程的认识。在这个历史认知背景中，如何看待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晚期开始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正是夏文化研究的关键。中原中心的形成，离不开对社会最上层的国家性质、族群差异和核心制度与政治决策等问题的捕捉。

⑤作为史学问题存在的夏文化研究，目前主要依赖于考古学的分析，但未来还有更大的探索空间。诸如早期文字与权力、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人群的流动与婚姻、家族形态；早期国家区域中心与周边聚落的控制关系、地方行政机构等问题都是当前夏文化研究的薄弱环节。

（摘编自常怀颖《打开夏文化认知的新视界》，《光明日报》2019年3月4日）

严歌苓《芳华》：个人记忆与集体叙说的纠缠

《芳华》原名《你触摸了我》。电影主创方将其改名为《芳华》，出版方也顺势将小说改名。对于改名，电影主创方是这样解释的：“‘芳’是芬芳、气味，‘华’是缤纷的色彩，非常有青春和美好的气息，很符合记忆中的美的印象。”青春以独有的姿态绽放芳华，与“你触摸了我”相比，“芳华”这个名字更能触发一代人对青春时代的集体怀念与致敬。

但在严歌苓小说《芳华》中，作者对于个人记忆与集体叙说的错综交织始终保持着清醒和警惕，并未急于让“一个人"成为“一代人”，或者让“一代人”代替“一个人”。书中的何小曼成为战斗英雄后，叙述者“我”——小穗子看了关于何小曼的新闻报道，“只觉得哪里不对劲，不是那么回事，可是说不出所以然”。这个“不对劲”，正是源于个人记忆被集体叙说覆盖后的困惑感与无力感。对于个人记忆，严歌苓说：“我了解的他们，是多出许多层面的。”而集体叙说则是要在这许多层面中，找到高度凝练的那个惟一的层面，个体只得湮没其中陷入失语境地。

这种清醒和警惕决定了小说的写作方式。叙述者“我"既参与记忆之中，又随时准备跳出故事之外。在娓娓讲述后又笔锋一转，“我想我还是没有把这一家人写活，让我再试试”，一句话毫不留情地将读者拽出故事，与讲述者一同冷静旁观。这种安排颇有德国作家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的味道，演员在台上突然跳出剧情直接面向观众讲话，使观众不会沉浸于剧情之中与角色同呼吸共感受。一言以蔽之，讲述者或表演者是要让读者、观众去思考，而不是去体验。

事实上，严歌苓在处理其他题材时，一直是一个注重外部体验的作家。如写《陆犯焉识》，她亲自去青海农场实地采访。她以一种新闻记者式的严谨与敏锐，探寻秘密，发现人物，收集细节，然后重新编织成一个个故事。而在处理以《芳华》等为代表的文工团题材时，面对最为切近真实的生命体验，曾经的文工团员严歌苓恰如其分地保持了距离，个人记忆的原始形态得以保存。因其自身经历的独特性，隔着时间流逝与空间转换，隔着文化差异与身份认同，隔着个人经历与历史变迁，严歌苓实现了一次与自己的对话、审视乃至审判。对个人记忆的深入探索，不仅使严歌苓在处理同类题材时避免掉入“伤痕”“反思”的窠臼，也为她其他题材的小说提供了养分。

诚然，个人记忆一旦开始被回顾、被叙说、被阅读，就很难摆脱集体化的命运。虚构与现实、个人与集体，永远是两位一体的存在，不可能割裂，也不可能统一。在《芳华》中它们和谐共存，隔空对话，犹豫地试探地触探着过往曾经。

 (摘编自2017年12月15日《文艺报》，有删改)

赵三贴

刘剑飞

清末民初，谯城南门里有一赵家正骨堂，主堂大夫姓赵，名重山，擅接骨，尤擅配制膏药，人称“赵三贴”。

这赵三贴长得白白胖胖，又终日爱笑，活脱就是庙里的弥勒。可甭看其身胖体拙，手上功夫却是了得。碰到有人伤筋断骨找他来，他笑眯眯看着对方，伸出胖手这么一模，里面怎么回事，立马心知肚明。而后，谈笑间，趁人不备，忽而双手如电，分抓断骨两端，一推一送一按一揉，但闻咔咔几响，不待那人喊疼，断骨就已接上。随即，再往伤处敷一贴膏药，上两块夹板，就算完事。临走时，照例给伤者另拿两贴膏药，嘱咐好七天一换。回去了，不出二十一天，伤处自愈。

按赵三贴的话讲，他这三贴膏药是有讲究的：一曰正骨，二曰生肌，三曰闭合。不管你是骨裂骨折、伤胳膊断腿，只要贴完他这三贴药，准能行动如常。

起先，谯城人多有不信，说是伤筋动骨一百天，哪有那么快就能好了的？可见其所治伤者无不是三贴药即能活动，不禁啧啧称奇。于是，就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做“赵三贴”。

有一年，谯城震远镖局的杨镖头外出护镖，路遇悍匪，被打得四肢齐断、奄奄一息。抬回来，看了几个大夫，均是摇头叹息，说是伤势太重，即使能治，也要落个终身残废。后来找到赵三贴，接上断骨，贴了膏药，到了一个月头上，就能在院子里打拳练棒了。

杨镖头重伤痊愈，很是感激，花重金为赵家正骨堂做一牌匾，并请本地书法名家题写了“赵三贴”三个大字。

自此，赵三贴名声更盛。

这话就传到了赵三贴的耳朵里，赵三贴也不生气，依然乐呵呵地配药接骨，给人治伤。

一日上午，赵家正骨堂突然闹嚷嚷抬进一个伤者。赵三贴一看，见这人正是街面上的一个混混，名叫马三。再看马三的伤势，但见左脚低垂，小腿红肿，显然是左小腿骨断了。

正位，接骨，贴膏药。正当赵三贴准备上夹板时，马三唏溜着嘴，阴阳怪气地道：都说你赵三贴擅接骨、膏药神，马爷我这腿，你确保能接好吗？

张三贴淡然一笑，不紧不慢地道，一贴正骨、二贴生肌、三贴闭合，不出三七二十一天，定能让你走路。

呵，好大的口气！马三一撇嘴，咱今天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到时我这腿要是不好，可要砸你的招牌！

赵三贴就知道是遇上找碴的了，轻笑一声，不再多言。

二十一天后的下晌，十多个无赖抬着马三，骂骂咧咧地闯进赵家正骨堂。

一进门，马三就指着赵三贴大骂，你他娘的什么赵三贴？当初在马爷面前牛皮哄哄，说什么二十一天准能行走，现在你给我睁眼瞧瞧，老子的腿接好了吗？

赵三贴一愣，走上前细看马三的伤处，但见左腿依然红肿，一只脚无力地垂着，竟是没能接上！待伸手去摸断骨的部位，不禁心中一惊，豆大的汗珠顺额头流下。

弟兄们，给我砸！随着马三的一声喊，众无赖早已跑出堂外，摘掉写有“赵三贴”的那面牌匾，稀里哗啦，一通猛砸。

就有人劝赵三贴，让他报官；也有人说，早上明明看到马三都能上街走路了，而今腿骨重断，莫非有诈？

赵三贴也不讲话，脸上依然带着笑，抄起一把大扫帚，慢悠悠地清扫地上的碎匾。

再说孙接骨，听闻赵家招牌被砸，高兴得又是放鞭、又是换匾，发誓要研制一种骨伤新药，盖过赵三贴。

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

这一日，孙接骨亲带徒弟，去城西60里的龙山采药。

也是该着有事！在攀爬一处断崖时，孙接骨脚下一滑，从崖上摔下，竟硬生生把脊椎骨给摔折了。

尽管也是骨伤名家，但由于伤在脊椎，且骨折严重，抬回家里，其徒弟再三施救，也没能将他的断骨续上。

正当孙家人哭天抢地、一筹莫展时，赵三贴竟背着药箱，上门治伤来了。

经此一事，孙接骨是又惭愧又感激。伤愈后，亲在芍香楼订一桌酒席，答谢赵三贴。

席间，孙接骨满面愧疚，说起当年马三找碴闹事，砸赵家的招牌，皆是他花钱收买，幕后指使的。

喝了一口酒，赵三贴又道，其实，孙兄不知，我们行医之人，招牌不在店门，全在病人的心里。故此，你虽让人砸了我的招牌，但却无法砸去病人对我的信任。

一旁的孙接骨，早已听得又羞又愧……

（选自《短篇小说·原创版》)

材料一：

早在20世纪40年代，叶圣陶就提出了“读整本的书”的观点。2011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在“教学建议”中指出：“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当前，“部编本”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更是“把课外阅读纳入教材体制”，不断加强对读“整本的书”的引领力度。

整本书阅读得到了很多教师的重视，但是有的老师却缺乏语文的学科意识和一定的审视眼光，把语文看作是无所不包的学科，不作边界设定，什么材料都推荐，比如《博物》《清朝十二帝》《世界名画背后的故事》等，而语文的文学名著等读本偏偏被晾在了一边。显然，《博物》是科学学科该读的，《清朝十二帝》是历史学科该读的，《世界名画背后的故事》是美术学科该读的。

现在的学科分工已经很细，每个学科都应坚守自己的岗位，都应有本学科的整本书阅读。推荐阅读不是语文老师的“独担之任”，而是每个学科老师的“应尽之责”。只有各科老师都承担起来，作专而准的整本书荐读、导读，学生的阅读才会完整与丰富，文化素养也才会全面而丰厚。

（摘编自《整本书阅读指导需”三弃三重”》，《中国教育报》2018年6月4日）

材料二：

新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版）》将“整本书阅读与研讨”作为必修课8学分中的1学分固定下来，足见对整本书阅读的重视。

然而，怎样理解和践行整本书阅读，目前还处在一种比较盲目的状态。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

一是把整本书阅读混同于单篇课文的教学，占用大量的课内时间进行整本书的解读和探讨。须知语文教学的课时安排是有限的，不可能腾出很多时间进行整本书阅读，因此，整本书阅读应该课内外相结合，且主要是一种课外阅读。对于高中生而言，由于“整本书阅读与研讨”被列入学习任务群，因此可以多用一些课时来完成，但也不宜像单篇课文那样，进行细化的解读。

二是对学生课外的整本书阅读限制得太死，甚至对阅读的书目也做了严格的规定。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不可胜数，为什么不能阅读“指定书目”之外的作品呢？语文的涵盖面十分广泛，那些“非语文的读本”莫不与语文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广泛涉猎，不仅能增长知识，而且有助于语文水平的提高。很多作家都有过读“杂书”的经历。因此，语文教师不应狭隘地理解整本书阅读，固守语文学科的“一亩三分地”，而应在提倡阅读经典作品的同时，允许学生在课外读一些其他方面的健康有益的书籍。

（摘编自《整本书阅读不应过于“课程化”》，中国教育新闻网2018年12月3日）

材料三：

从阅读规律、教学规律出发，拿捏尺度，是整本书阅读的当务之急。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有许多难题待解。

如何开展整本书阅读？

走进教学现场，教师要处理好讲解和活动的关系。教师应该对作品的关键处、难解处提纲挈领地分析讲解，但要注意避免不顾学生实际的“自我陶醉”。把学生发言放在前面，耐心倾听学生的观点，不轻易给出自己的答案，用评价学生发言吸引学生注意。同样，不妨拓展教学资源，丰富活动样式，但应始终坚持以文本分析、文献阅读、问题探究和论文写作等静态活动为基础。需要强调的是，教师的讲解不仅在课上，课后的个性化指导也非常重要。

如何开展整本书阅读的评价？

首先，应把阅读习惯纳入评价。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引导学生有意识地复述阅读内容，二是边阅读，边批注，记录阅读的发现。前者有利于掌握知识，提高记忆力和表达能力；后者有利于激发灵感，培养发现问题的能力。其次，注重写作成果的评价。适当布置仿写、鉴赏论文等写作任务，并在选题、立意、结构、素材、语言等维度做好点评，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再次，鼓励学生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不妨引入纸笔测试的内容，让学生之间互相出题，互相检测，互相评阅。上述评价聚焦应试和素养的“交集”，把学生短期需求和终身阅读的关键能力统一起来，不失为“两难”之中的“两全”之策。

（摘编自《指导“整本书阅读”关键是拿捏尺度》，《光明日报》2018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