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巷10号

夏阳

幸福路作为一条商业步行街，每天人流密集，左边有一条非常不起眼的小岔路，叫平安街，顺着平安街进去百余米，一拐弯，眼前生出一条南北向小巷，便是杭州巷。

杭州巷狭窄细长，仅容得下两人并行，麻石板铺就的巷道，伴随着墙脚一线湿湿的青苔，一直延伸到尽头。巷子两边的建筑，古朴、荒凉，被圈在高高的院墙内。透过门缝，可隐约窥见一些雕梁画栋，当然还有断壁残垣。小巷里，渺无人烟，只有寂寞的风，顺着寂寞的巷道穿过，轻轻吹拂着墙头几株寂寞的茅草。步行在小巷里，抬眼望去，四周就像一幅油画，挂在墙上沉睡不醒。

我此行的目的地是杭州巷10号，那也是整个小巷唯一的住户。我去的时候，正值深秋，碧空如镜。上午的阳光嫩黄羞怯，在墙头瓦瓴上探头探脑，却无法照进小巷。行走在小巷里，头上是一片金灿灿的阳光，人却站在岁月的阴凉中。驻足10号门前，我感慨颇多，犹豫良久，那两扇厚重的木门还是被我轻轻地叩响了。

须臾，一个老太太站在门口。她的目光和善，完全没有都市人惯有的那种警惕。我结结巴巴地说自己是摄影发烧友，爱好用镜头来捕捉历史。老太太把我迎进院内。院子很大，里面种了不少花草。秋天的菊花开得正艳，五彩缤纷，白如雪，粉似霞，而黄的，则黄得热闹，亦黄得伤感。院内飞檐斗角，回廊石阶，曲径通幽。难以置信，在现代都市林立的高楼大厦脚下，竟然藏着这样的深居大院。

老太太说自己有八十高龄，有个留学海外的儿子，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明年也将花甲之年了……老太太说她姓李，从十八岁结婚那年起，已经在这院子里生活了六十多年。六十多年里，女儿夭折，儿子客死他乡，佣人被遣散，老伴过世，一个个亲人相继离去，昔日门庭喧闹的大宅子里，最后只剩下她一个孤老婆子了。老太太说这话时表情恬淡，似乎是在谈论别人家的事情，看不出有任何的悲伤。

我问：“这巷子为何叫杭州巷，和杭州有什么历史渊源吗？”

老太太说：“现在知道这巷子来历的人应该不多了。说来话长，早在清朝末年，有一批杭商集体迁移来此，他们开茶庄、丝绸店和当铺等。买卖做大了，赚钱了，在这里扎根，抱团买地置业，于是就有了这杭州巷。你可别小看这巷子，它可是当年这座城市的心窝窝呢。巷道之所以修得这么窄，就是为了减少闲杂人员的进入。无论多大的官来访，文官落轿，武官下马，就是皇帝来了，也得老老实实从巷子口步行进来。”说到这里，老太太得意地笑了。

我吃了一惊，没想到杭州巷在当年是如此的尊贵显赫。望着老太太一脸甜蜜而略带羞涩的回忆神情，我依稀看到了当年一个情窦初开的妙龄女子，被浩大的迎亲队伍捧进了这杭州巷。

在杭州巷10号，如置身于山野的一处宅院里，都市的喧嚣和车流的嘈杂似乎远去。空气里，有花的阵阵清香，在明朗的阳光下，微微发酵。和老太太坐在一块儿喝茶聊天，真是一种享受，仿佛在翻阅一本厚厚的历史书。

我拍了几张照片后，告别老太太，告别杭州巷10号，重新回到巷子里。我默默退出杭州巷时，一个磨刀师傅正挑着担子站在巷子口，高声叫喊着：“磨剪子嘞，戗菜刀！”他抑扬顿挫的叫喊声跌落在小巷里，溅起一巷子清脆的回音。磨刀师傅喊了数声，站了片刻，却没有走进小巷。

我回到单位。主任问我：“老太太同意拆迁了？”

我默默地望着主任难看的脸色。他的身后，悬挂着这座城市的规划蓝图，上面一条条粗大笔直的线路，纵横交错，气势凌厉。

我向主任建议道：“按照老太太目前的身体状况，是很难熬过这个冬天的。要不，我们等到明年开春再说，如何？”

主任沉默不语。

（有删改）

《西游记》，别样的经典

明朝人所称的四大奇书，除了稍晚出现的《金瓶梅词话》，其余《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三部，都是传统积累型小说，是作家在前代民间艺人和文人不断加工的基础上才写定的。这三部小说中，以《西游记》最不露集体创作的痕迹，小说作者以他自己的风格完全溶解了前人对唐僧取经故事所提供的艺术材料，使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烙上了独创的、属于他的个人风格的印记。

神佛妖魔故事在我国有悠久的创作传统和丰富的艺术经验积累，也有外来的，主要是印度佛教文学的故事的濡染。除了神祇和鬼魂是古代原始宗教的产物以外，神仙和妖怪是秦汉以来方士、道士然后是艺术家——民间艺人和文人的虚构；佛、菩萨、魔则是由印度佛经传入，然后汇入中国超人间故事的体系的。这种本土的和外来的超人间幻象的汇合，自六朝的志怪小说以来已渐次达到密洽无间；与此相应的是宗教上道教和佛教在对立中的互相渗透，互相容受，使道教神和佛教神在群众中从观念到风习形成一个模糊的整体。《西游记》的艺术虚构正是建立在传统艺术经验和这种社会的宗教性观念、风习的基础之上的，但它又以作者融会了传统艺术经验所形成的艺术独创性批判了社会的宗教性观念，或更正确地说，和社会的宗教性观念开了玩笑，对它进行了嘲弄。

在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中，神与魔是正与邪、是与非、顺与逆、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象征，前者应予肯定，后者应被否定。但《西游记》不与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认同，吴承恩对神与魔一视同仁，道教神玉皇大帝、道教祖师太上老君、西方佛祖释加牟尼，都是被揶揄、调侃、捉弄的对象，至于天将神仙、菩萨金刚和诸路神祇就更不在话下。不少妖魔倒是可亲可爱，有人情味，是引人寄以同情的对象，猴精孙悟空便是最突出的一个。他的魅力在于他的妖气而不在于他的改邪归正，在于他的个性放纵而不在于受理性约束，读者则同情于他受紧箍咒时的窝囊气而欣喜于他的有时妖性复发。西方路上好多魔头和小妖的天真、狡狯和滑稽也引人喜爱；不少妖魔和神佛通声气，有渊源，是一家子。神与魔泯除了界限，受到作者的平等待遇，于是，宗教的价值观就被抛弃，被超越，宗教的虚伪性也在很大程度被揭露了：因为说到底，天堂地狱，神佛妖魔这些超人间的幻象全是随着艺术家的意旨转的，是艺术虚构的产物。《西游记》创造了一个神魔世界，同时也就宣告了宗教的创造和作家本人所创造的同样都是一种意识的虚构。

《西游记》不仅奠定了神魔小说这一小说品类的基础，开拓了中国长篇小说的表现内容，而且是中国小说中极为少见的描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作品。中国长篇小说的主题，通常集中在战争、爱情、政治、家庭等等社会性的关系上，很少有、或者简直没有像西方小说中《鲁宾逊漂流记》那样一类以人和自然斗争为主题的作品。《西游记》却以丰富瑰奇的想象，描写了师徒四众在迢遥的西行途上和穷山恶水冒险斗争的历程，并以降妖伏魔赞美了取经人排除艰难的战斗精神，它是人战胜自然的凯歌。

（节选自《西游记〈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