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固的《史记》

徐剑

大先生病入膏肓，时日无多了。那天，他精神出奇的好，突然撑起羸弱之躯，从病榻上坐起身来，对许广平道：“研墨，我要写信。”

许广平且喜且忧，说：“先生，还是我来代笔吧。”

“此信岂可代笔，”大先生摇了摇头，“这是写给静农兄的。”

何等要事，竟烦大先生病中亲笔？许广平连忙扶先生下床，至书案前，连忙研墨，铺好信笺，惟见大先生落座后挥毫，留下数行力透纸背的鲁体：“南阳画像，倘能得一全份，极望……”

许广平看后，心中泛起一阵酸楚。此距大先生去世，仅两个月。

鲁迅何以对南阳汉画情有独钟？我暗自忖度，大先生执拗于斯，决不仅仅是为中国版画谋寻出路，而是重返民族精神源头，寻找一种化繁为简、大拙至美的哲学之境，一股奇崛粗犷、野性灵动的上古气象，一扫文坛萎顿、低迷之风。

大风起兮，汉魂何在？我们迷失于何处？

其实，对于汉画的概念与形式，我并不陌生，且被浸淫多年。我创作室有一画师，弃传统勾线之法，挥笔泼墨于宣纸之上，如云，如雾，如潮，如泉，漫漶而不失控，墨浓却有层次，似汉非汉，似唐非唐。我常入其画室，观后，总觉得缺点什么。但并不妨碍彼在书画市场上大行其道，其亦以中国新汉画开山之人自许，大师性格显露，脾气见长。

也是这样八十年代的仲夏，吴冠中背着画箧，心事重重，走下洛阳龙门卢舍那大佛殿，竟无一点留恋。蓦然回首，身后大佛仍是那张并不生动的脸，佛眸半睁，千年一笑，却笑不出一丝一靥的灿烂与大唐气象。吴冠中很失望。身临伊水，遥望秦地，彼不禁想起儿时背过的《秦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年近六旬的吴冠中正在寻求艺术之旅的盛年变法，可是他寻找了半个多世纪，艺术女神在何处？

“先生不妨去南阳看看。”龙门石窟博物馆馆长温玉成见吴冠中神情沮丧，建言道。

“卧龙岗？去看诸葛孔明隆中对？”生性孤高的吴冠中多少有点不屑。

“南阳有一个中国最早的汉画馆，建于三十年代。堪称汉王朝艺术集大成者，二千多尊石像，非常值得一看。”

“哦，”吴冠中沉吟着，“在北京有所风闻，有的拓片亦见过，那就走一趟吧。”

吴冠中背上画箧，登上了洛阳开往南阳的长途班车。

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大师走进南阳盆地，走进汉画馆，亦步入自己的涅槃之旅。

“这才是我想要的东西。”吴冠中流连忘返，击节感叹。南阳汉画馆果然平地吹来一股凌厉的汉风，其艺术魂魄太博大了：既有力拔山河气盖世兮的力量之美、野性之美，更有一种删繁就简、大巧若拙的线条之美，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人物世相百态，飞鸟禽兽，栩栩如生。

吴冠中支起画架，就着汉画馆里并不透亮的灯光，如痴如醉地临摹起来。

乙未年仲夏，前度徐郎今又来。不得不承认，面对汉画像石垒成的大门时，二十年间，从同事积累得来的汉画知识储备，都在那一刻，被彻底颠覆了。大风起兮，一股艺术汉风扑面而来：左门柱上之青龙，右门柱上的白虎，上阙衔着辅首门环的朱雀，仿佛于瞬间御风而起，直上云间，仰天长啸，或藏雷纳电，或云谲波诡，或惊天动地。

我可以想见鲁迅第一次翻阅南阳汉画拓片时的惊讶神情，我也毫不怀疑吴冠中第一次面对石像涌动于心的巨澜。汉代南阳的帝王将相、汉儒先贤、达官显贵、缵缨之族，用永不风化腐烂的青石，留住了生前骄奢淫逸、繁华一梦、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不朽与记忆。

而制作者却是一群默默无闻的民间大工匠，一钎一锤一钻一刻，与太史公一点一划一字一句，异曲同工，风流趋同，而且更有世俗味，烟火气。石像上的故事、人物，仿佛就是凝固的《史记》，不著一字，却尽占风骚。

西门豹除巫治邺、二桃杀三士、梁女传、鸿门宴等耳熟能详的典故和人物，端详之际，依旧有温度，呼之欲出。然而，南阳汉画馆最打动我的，还是那些有人间烟火气的石雕像，捕鱼、狩猎、田猎、弋射，舞百乐戏、斗鸡、讲学、丧葬出行，以及跳丸吐火、长袖舞、倒立、乐舞、踏鼓舞等，简直就是一部大汉王朝的民俗百科全书，在领略汉代简约粗犷艺术之美时，其服式民俗风情皆巨献于前。

许多年后，吴冠中仍念念不忘南阳之行：“汉画馆的欢乐让我忘记了龙门的怅惘。”他对这股汉风对自己艺术之旅的洗尘、洗心，感慨万千。吴冠中伫立于东西方艺术的巅峰上，最终蜕变化蝶，南阳汉画馆的轨迹清晰可观。我的同事，自恋为新汉画大家，却反其道行之，终不得开悟。而大先生一生吸吮的是南阳汉画的奇崛与力量，临终之时，摆放在他枕边的竟是那位勇士斗牛伏虎的拓片，他就是这样一位敢于直面惨淡人生和敢于正视淋漓鲜血的猛士。

大风起兮云飞扬。我仿佛看到大先生踽踽独行在莽原上，俯瞰乾坤，睥睨凡尘，大声喊道：“谁配做我的敌人？！”

（选自《2016年中国精短美文精选》，有删改）

湖殇(有删改)

熊久红

①当一双脚站在干涸的湖底的时候，其实，那种心痛的感觉，就像是自己踩在了自己的骨头上。

②我说的是，在西部腹地，看着被戈壁荒漠一寸寸吞噬掉的艾比湖；我说的是，面对一片白色的盐碱，以及狂风掠过时卷起的漫漫沙尘。

③对湖而言，它首先带给我们的，应该是那粼粼的波光，是鸥鸟的翔鸣，是蓝天白云的倒映，是渔歌唱晚的恬静，这些特征是湖带给我们的生活体验，也是湖应有的生命品质。而我脚下的艾比湖，正在丧失这些青春，就像一个散失了光鲜的干瘪水果，躺成一汪奄奄一息的物证，那些越来越多从湖底裸露出来的丑陋的盐碱污泥，总是让我联想到一具行将风干的木乃伊，一个湖的木乃伊。

④青年时期的艾比湖有着1200平方公里的水面；有着几万乃至十几万只野鸭水鸟嬉戏的场面；有着浩浩荡荡芦苇环卫的辽阔水域；有着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的宁静致远。这些深深的怀念，使得我对眼前的景象，有着撕心裂肺的悲怆。

⑤在蛮荒的疆域里安插一个湖，应该是上帝对自己分配不公的一个补偿，她带给我们的是对绝望灵魂的抚慰，是对生存状态的重估，是能枕着入眠的一个梦境，而这个梦，曾经真真实实地存在过，在记忆的回望里，碧波荡漾。

⑥那是八十年代中期，一直对巴金的《海上日出》心存缱绻，期待感受红日出海的璀璨景象。新疆离海太远，使只好以湖的的水域，模仿海的苍茫了。从首府放暑假回来，邀几位同学，骑车六十里，去艾比湖看日出，以弥补对海的贫瘠和渴望。

⑦由于道路的崎岖到湖边时，太阳早已三尺竿头了。虽没赶上看日出，却被眼前一望无际、绵延至深的芦苇荡所震撼，清风拂过，波涛汹涌。一如百万雄兵拥围着这一城的浩淼，湖的浅滩上，密密麻麻布满了野鸭、灰鸭、斑头雁，随便朝水中甩一片卵石，都会惊飞几十只水鸟，空中盘旋两圈，又栖落水中。湖面很宽，即使极目远眺，也看不见对岸的轮廓。靠近水边是一排沙滩，赤脚从上面走过，可以感受到温热潮润的细沙与脚趾间密切接触的惬意。几行浅浅的脚印，一派浪漫的行程。

⑧二十多年的时间，都无法淡化湖在往事里的色彩，这幅精美的画面早已长在岁月深处，每一次温故，都在重新涂染一遍色彩，所以，停靠在回忆中的湖，其实，一直都很鲜艳，多少次在梦里，潮涨潮落，清波涟涟。

⑨但眼前的残败，总让人恍然隔世，觉得这个每年被大风从湖底卷起无数沙尘和盐尘的，这个每年以几平方公里的速度一点点消失的，这个在干涸湖底随处可见禽鸟尸骨和枯苇干枝的，不是记忆里的那个湖啊！它与往日被我们时常念想的碧水清波毫无瓜葛。

⑩多么希望艾比湖的枯萎是一次误诊！

⑪但更多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串的数字。近50年，我国失去的湖泊有243个，其中，新疆的数量最多，达62个。罗布泊消失于1972年；台特玛湖消失于1974年；玛纳斯湖消失于1974年；艾丁湖消失于1987年。这听上去多少有些像宣读阵亡名单，但它们确实是从我们眼中一个一个消失的。

⑫那些缭绕碧波的绿茵，那些水中游戏的鱼鸟，那些湖面泛舟的渔人，那些环湖晚炊的村庄，都随着湖的消失而泯灭了。

⑬通过同伴的结局，艾比湖一定看到了自己悲情的归宿，所以，湖才有了泪的咸涩。如果能发出呐喊，我想，湖是一定要向上天控诉的，控诉那贪婪者、破坏者、无知者、傲慢者，控诉他们以自己的短视，替子孙们挖掘着墓穴。

⑭时常看到一些赞美艾比湖的文章，对它仅剩的三分之一的水域，进行热情歌颂，听上去就像是对着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赞美她美丽的服饰和迷人的发髻，不知道在鱼缸里长大的鱼，会不会朗诵有关海的诗句。

⑮我在为一个湖悲哀的时侯，突然想起了那些鸟，那些以湖为生的水禽，它们的翅膀，如何才能越过灾难，飞抵梦想的天堂。

“知识就是力量。”培根如是说。

的确，知识是重要的；但是，人类如果仅仅拥有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思想。知识，经验，都必须转化为思想。即如培根，他的代表性著作《新工具论》所给予我们的，就不是单纯的知识，而是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新方法，新工具；我们凭借这工具，可以更便捷地打开思想之门。其实，方法论本身又何尝不是思想！思想产生于知识是一个事实，可是，知识是决不可能囊括思想和代替思想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人申论学者的无知。用赫尔岑的说法，那些不带思想的学者，其实处于反刍动物的第二胃的地位，他们咀嚼着被反复咀嚼过的食物，惟是爱好咀嚼而已。

思想何为？思想是以人类的生命热情，生活体验所消融了的知识。它是被激活了的，炽烈的，深邃的，流动的，也许博大，也许精微，却都同样含有毁灭性物质；但是，它在走向生成，因而不致僵化，凝固和死寂。没有已故的思想。已故的思想只是知识。真正的思想，活在知识与自我的关系之中，是彼此的互动与重塑。对于自我而言，思想是吸纳的，又是敞开的，无论面对社会权力还是知识权力，则都是独立的。可以肯定，思想与标本之类无缘，是对范式的超越。它处在现实的维度上，即使用古远的材料构成，仍然显示着当下的指向。但是，它又不为现实所羁，它将焚毁既定的因而是“合理”的桎梏；在它的光焰中，有着未来世界的生动影像。洞穴里的哲学家常常瞥见这种影像。在古希腊，哲学家被称作“爱智者”，其实，智慧仍然是不能混同于思想的。智慧是磷火，不是石火和薪火，无须摩擦，撞击，自然也无须点燃。形而上学家的智慧，大抵用于建造空中楼阁，而思想是大地的。

任何时代都需要思想，生气勃勃的思想，何况是方死方生的大时代！

当我们把一些富于思想或同思想有关的文字，从报刊和书籍中采集起来，编成眼下这样一种名为《读书之旅》的东西，本意就不是为了知识的重现，炫耀珍奇，培养趣味，而是专一期待着读者，从阅读——一种热烈的接触——中间，让思想得以持续地燃烧！

卡代尔神父在讲说颜色的光学时说：“绘画中的黑色往往是火所致，火总是在接受它强烈印象的物体中留下某种腐蚀性和发烫的东西。”于是我们看到，一些人老是在灰烬和烟雾中辨认火，把这些看作是火的本质部分。他们念念不忘火的毁灭性倾向，惟独忽略生机。有谁会从绿色想到火的呢？有谁会从健康的肌体想到火的呢？虽然关于刀耕火种的传说，以及以火治疗的故事尚未失传，但也算不得真确的知识；在乡居的日子里，我却是无数次亲见了烧荒的大火的。那是何等气派的火焰，美丽的火焰呵！由是我被告知，火是与小百姓的生存有关的，放火当然也就不是秦始皇、希特勒一类名人的专利——把火把举起来！

（选自林贤治《旷代的忧伤》）

诗产生于西周的礼乐政治活动而非原始宗教仪式，是政坛言说的产物，与歌并不同源。但却有着歌的一些元素。不过，它们的联系不在文字形式而在音乐。在西周，诗的言说主体的身份为朝廷官员，言说对象为君臣，言说内容自然也不能脱离政治，故“诗”一开始就承担着政治言说的特殊功能。《国语·周语上》载厉王时的邵公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可见诗在西周时期的功能是补察时政。周代的礼乐政治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礼乐教化向臣民灌输礼乐伦理道德观念，所以周代设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这一工作。《礼记·孔子闲居》载孔子说：“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可见，在周代，战国以前的人将诗看作是礼乐的一部分。诗所承载的是礼乐道德的价值取向。

歌则不同。早期的歌的本质是音乐，适合抒情而不适合言事。歌是一种大众表达情感意愿的形式，而非专门用来表达和传播礼乐伦理道德，不可能用来教化百姓。因而，原有的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显然已不能满足教化需要。于是，有了“诗”这一专门用于朝廷政治文体的产生，和“歌”向“诗”的转变。

这一转变，在“歌”之外确立了一种新的韵文形态，即诗的形态。这一形态与歌不同：一是它的本质不再是音乐而是“文学”。二是诗一产生就被赋予了政坛君臣关系政治言说的性质。这一性质。除决定“诗”最初的作者主要应是朝廷的官员外，还确立了“诗”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因而,诗的言说主体的身份是朝廷官员而非普通百姓，言说的内容为政治而非个体的情感。三是诗多非即时即事的言说，多先为文字创作。且由于政治言说形式具有一定的规定性，故诗句式齐整，口语成分和杂言较少，如《大雅》、《小雅》。

由于原始宗教祭祀少不了乐，音乐在原始宗教中具有神圣性，又能起着愉悦作用，所以，适应着礼乐政治而产生的“诗”，很自然地继承了宗教礼乐仪式之歌“音乐+语言”这一形式。将诗与音乐结合，有助于提高诗的地位。另外，当时的书写工具不发达，借助音乐可以使诗便于传播，更广泛地发挥教化作用。诗与音乐融为一体，更有利于承担礼乐政治的职能。

不过，即使是诗使用文字与音乐结合这一形式，诗也与歌不一样。歌的语言和音乐的融合是原生态的存在。歌产生时，音乐与语言是相伴相随的，没有音乐不能谓之歌。诗则是先有文字，后来配乐用于仪式的演唱。由于诗纳入了周代“乐”的系统，音乐和诗的对接才被固定下来，但配诗之乐是后来附加的。

(选自赵辉《歌与诗的起源及原始功能异同》，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