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SPR—Cas9被称为本世纪最大的生物技术发现之一。这一基因编辑工具革新了实验室的生物技术，有助于疾病研究和加速药物研发进程。该技术还显著影响了基于微生物的工业生产和粮食作物开发。但是真正让它一举成名的却是将其应用于人类基因组的编辑。2016年，来自四川大学的中国科学家首次利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针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开展了人体临床试验，标志着CRISPR—Cas9技术从此开启了人类基因编辑的新纪元。

CRISPR这一叫法是90年代由西班牙科学家Francis Mojica首次提出的，他通过深入研究首先发现，细菌和古生菌DNA中一连串作为原始免疫系统基础的重复序列，能够帮助细菌“记录”病毒入侵者的DNA；Cas9是一种蛋白质，可以识别在CRISPR中存储的特殊序列，并通过序列匹配剪切所有的DNA。

虽然CRISPR—Cas9在90年代就被发现，但直到2012年，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科学家詹妮弗·杜德纳和艾曼妞·卡朋特才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这篇文章介绍了当CRISPR—Cas9这一体系从细菌中取出，再引入那些组成更复杂动植物的真核细胞时发生了什么。“在真核生物中，当你剪切DNA时，你会激活一种修复机制，从而开启了重写DNA的可能”。

(摘编自《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是如何改变世界的?》，新浪医药2018年3月5日)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酸奶公司Danisco就开创了CRISPR的早期应用，当时科学家们使用早期版本的CRISPR来对抗牛奶和酸奶中的主要细菌，该细菌总是被病毒感染。那时候，CRISPR技术仍不成熟。

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急需使用CRISPR保护粮食和农产品免受新细菌的侵害。基因编辑可以使种植更加高效，可以缓解马铃薯和西红柿等主要作物的全球短缺状况，也可以创造出不受干旱和其他环境影响的作物。基因编辑会影响我们吃的食物，因为食物基因被编辑以后，食物有可能携带更多的营养物质或可以在杂货架上保存更长时间。

另外，运用CRISPR技术还可以生产更精瘦的家畜。2017年10月，北京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使用CRISPR对猪肉进行遗传工程改造，使猪体脂肪减少了24％。研究人员将小鼠基因插入猪细胞中，这样猪可以更好地调节体温。

(摘编自《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争议和未来》，搜狐科技2018年2月23日)

不久前，霍金在其遗作《对大问题的简明回答》中提到，未来将出现被改动基因的“超级人类”，他们对疾病的抵抗力会增强，甚至将提高智力和寿命。而霍金恐怕也没想到，他所想的未来竟然在其离世后不到一年就来了，11月26日，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健康诞生。对于这项基因编辑技术的成功，人们的反应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美好。

霍金在其遗作中说过，如果一部分人变成了“超人”，作为普通人将只有两条出路，一是随着基因改造技术的普及，“普通人类”将会逐渐消失，都变成经过基因改造的“超人”；二是技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无法通过基因改造进行提升的普通人类将变得“可有可无”，普通人类将会被“奴役”或是面临清洗。

关于改变基因来避免某种疾病的做法，是否能够取得效果存在很大的争议，一旦基因编辑不完全，那么非但无法预防疾病，反而会带来很多副作用。像此次对CCR5基因进行编辑以预防艾滋病的做法，宾夕法尼亚大学基因编辑专家穆斯努鲁提出“没有正常的CCR5基因的人会面临感染其他病毒的高风险，比如西尼罗河病毒，死于流感的风险也会增加”。

而在其实际效果之外，还存在十分严重的伦理道德问题，有学者认为以任意手段暂时或永久增加人体机能是十分“可怕”的，不光有学者对其担忧，前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也做过相应调查，结果显示，近七成受访民众也对基因编辑技术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摘编自《抵制基因编辑技术，人类到底在恐惧什么?》，《智能相对论》2018年11月28日)

长期以来，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人不信宗教，因而没有真正的信仰。这种观点是武断的，其实，中国的民间信仰实质上就是中国宗教。

中国虽然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度，但民众却不缺少宗教信仰；虽然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明确的宗教归属，但却似乎比任何民族更笃信神灵。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中国的先民自古就信奉和祭祀天地神灵。可以说，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建造了如此之多的神庙供人们进行宗教祭祀活动，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从事着如些复杂多样的宗教祭祀活动。

在祭祀的对象上，中国人按照与自身关系的远近把整个统一的神灵世界划分为“天”与“祖”两个系列，于是，祀天祭祖二神崇拜就构成了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基本形态。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在这种独特的宗教信仰的基本形态中，其中祭祖、崇祖既是基础和本质的东西，又是主要的载体，而祀天、敬天则是演化和派生出来的一种观念，它历来都附着于祭祖和崇祖的活动和礼仪之中。正如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所说的：“祖先崇拜事实上才是中国的真正的宗教。”

在祭祀的主体上，按照国家的行政隶属关系可划分为不同的层级。先秦时期，祭祀活动从上至下由天子、诸侯、大夫、士和庶人分别掌管。秦之后，其祭祀的政府主体就由天子以及各级官吏担任。在民间，其基本的祭祀主体是广大的农民群众，他们所从事的私人祭祖或祀神活动完全遵循传统习俗自发而为，但宗祠或地区性的大型集体祭祀活动则由家族首领和地方会首出面组织和主持。至于国家的祭祀天地的活动，是为天子的特权，秦汉之际，天子主要通过封禅和郊祭来祭祀天帝，秦汉之后，祭天和祭地同时进行，其仪式更为隆重和繁琐。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南郊还专门建造了天坛供祭天之用。

各种祭祀活动是信仰的载体，是一定宗教信仰的外在物化形式。透过它我们看到这种扎根于民众生活、内存于民众精神世界的信仰是如此之深厚，无论是外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自创的道教，都不曾动摇过它的地位。“文化大革命”也未能真正摧毁它。改革开放之后，民间信仰迅速复兴。这再次证明了一个客观规律，信仰是人的精神生命，一个民族的信仰就是其内在的“活的灵魂”，它如同遗传基因一样通过这个民族的世代相传而得以延续，而不因个体的消亡而消亡。因此，对于信仰特别是一个民族的信仰来说，我们是无法用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来将其从人们的精神中加以消灭的，外在的强力只能消灭人的肉体，而无法消灭人的信仰，信仰的存在和改变是一个遵循其内在固有的逻辑而缓慢演化的过程。

（节选自《中国乡村发现》,作者左亚文，有删改）

灯如红豆

侯志明

①纪昀有言：“灯如红豆最相思。”

②夏日炎炎的夜晚，我经常会在夜深人静后走向阳台，看城市迷人的夜光。那夜光是由无数盏灯组成的。望着望着，有时会掉下眼泪来。

③是的，不止一次。因为我总会想到童年、少年时陪伴我的那盏小煤油灯。

④我们家姐妹五人，在那个困难年代出生的人，都品尝过生活的艰难。别的不说，就是一家人偶尔做件新衣和平时的缝缝补补，对母亲来讲就是一项繁重的劳作。春节前的母亲是最忙碌的。一进腊月就要夜夜坐在小油灯前，赶做新衣或者浆洗旧衣。白天辛苦一天，晚上还要干活到下半夜。

⑤有一天，我睡醒一觉，发现母亲还在灯前纳鞋底做新鞋，腿上盖着被子，身上披着棉衣。一手拿着鞋底，一手交替拿锥子和针线。先用锥子扎，再用针穿线，再在膝盖上使劲地勒紧。我看着看着，忽然看见她浑身一抖，把手里的东西一扔，然后用左手紧紧地攥住右手的食指，斜倚在了窗台上。过了五六分钟吧，她又坐了起来，拿起没做完的活儿。我想过去搂住她看看扎伤的手，想劝她去睡觉，但我一张口，说出的却是“妈，我要尿尿”。妈没有抬头，只是说“灯亮着呢，去吧”。尿完尿，我回转身，站在那儿，盯着母亲，希望她看我一眼，等来的却是“冷，快去睡，感冒了过不好年”。她仍没有抬头。“那你怎么还不睡？”“快完了，一会儿睡。”在母亲的心里，赶制孩子过年的新衣新鞋，这些活儿不但是定了量的，而且也是限了时的。

⑥年年如此。

⑦后来，我们家又有了另一盏油灯。那是一盏玻璃底座，玻璃肚子，带了玻璃灯罩的油灯。它不但比我家原有的那盏灯好看，而且也明亮。更主要的是它有个调整亮度的开关。这是父亲做了生产队会计，村里给买的。自从有了这盏灯，我们总希望父亲天天计工分，天天整理账，天天点亮这盏灯。那样不但整个家里会明亮很多，而且我们可以蹭亮光看书写作业。

⑧有一年的年底，父亲又点亮那盏灯，开始给人们算账，我又蹭光写起作业，写完我就去睡了。但我睡醒一觉，发现父亲仍然在翻本子打算盘。“爹，咋了？”“没咋。”他没有看我。“没咋，那咋不睡？”我又问。这时他转过脸，看着我说：“有两毛钱，对不上账。”“多了还是少了？”我接着问。“多了。”他说。“多了，那好呀！”我说。他又转过头并拧小灯火，走过来坐在炕沿边摸着我的脸：“不知道给谁少算了。两毛，一个壮劳力两天才能挣到。”

⑨1982年，我上了高中。虽然那时学校有了电灯，但晚上是要定时关灯的。为了在教室关灯后能多学习一会儿，很多同学都备了一盏小油灯。我也不例外。上了三年高中，如果说有几件东西是不能离开的，那么，这盏小油灯就是其中之一。多少次，当冬天的寒冷冻得我手不能拿笔想放弃的时候，是这盏小小的灯给了我些许的温暖。当笔中的墨水冻得不能写字时，是这盏灯帮我融化。假如不曾有小油灯的陪伴照耀，我想在我们那个连老师都配不齐的学校，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考上大学的。尤其难忘的是，有一个冬天的早晨，我带了灯去教室背书，可是只过了一会儿就油尽灯灭。正在我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个与我坐得不远的女同学将她的灯推到了我的面前，自己站起来走出了教室。这一举动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因为在那个年代，男女同学是连话都不说的。何况这个女同学是我们男生认为最丑且经常被嘲讽的，而且她也应该是意识到了的。从那天起，我似乎懂得了更多的东西。

⑩四十年来，陪伴我长大的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油灯，都已难得见到了。但它们却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变迁，照耀我前行的路，给我以启迪。

⑪其实，“灯如红豆最相思”的上句是“书似青山常乱叠”。把灯和书联系起来的纪昀，忽然升华了我对灯相思的境界和品位。也许这是我思念灯的又一缘由或写完这篇短文后的意外收获吧。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9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