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的足迹

张冠生

1997年的春天，费孝通先生在专题调查太湖水资源的污染、治理和开发问题的行程中，访问了江苏宜兴。他走进紫砂村村民顾秀娟家，坐在工作台一侧，饶有兴趣地观看紫砂壶的手工成型过程，眼光随着壶的旋转，流露出了由衷的羨慕。现场非常地安静，费先生压低了声音问道：“你收不收徒弟啊？”顾秀娟答道：“收过好几个年轻徒弟，现在他们都可以自己去干了。”费先生又问：“你收不收老徒弟？我想学。这工作多好啊！”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费先生说的是真心话，他这一生都把自己当作一个学生。临走时，主人请费先生在刚刚制出的壶上留字纪念。费先生一笔一画地写道：“陶然忘机。”

1998年冬，在深圳迎宾宾馆，费先生拿出了新出版的《行行重行行》（续集），送给前去看望他的深圳市长。市长翻阅片刻，问道：“费老，您书里的这些例子和数据都是从哪儿来的？”费先生说：“都是我走到实地一点一点问出来的。我的老师遍天下啊。”在费先生外出做实地调查的一次次座谈会上，许多地方领导和基层干部都听他说过类似的话，“我现在老了，没有学校肯收我这个学生了。我只好出门找老师，找农民，找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很多新事情，我不知道，他们知道，我只有向他们请教”正是这样一种精神，费先生才获得了今天这样的成就。

费先生的请教，让农民觉得亲近可敬，也曾使那些平时不够深入基层生活的干部陷于尴尬之地，与他比起来，他们所做的实在是太少太少。一次，一位县级官员对费先生讲起当地用地窖储藏、实现水果保鲜的事。费先生问：这办法是谁最先想到的？是怎么想到的？这个事是谁最先做起来的？是怎么做起来的？要投入多少钱？钱是自家的还是借的？借钱都什么渠道？私下借钱要不要保人？保人要有什么资格？……这一连串问题，这官员一个也答不上来，只好表示“我们一定会了解清楚”。而事实上（也许他还没来得及布置下去），费先生就在当天下午已经为此走进了农户。

提出类似的问题，费先生是在求教，以增进自己的知识；而另一方面，也是在点拨，以促进基层干部的务实精神。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求知之举本身，就有“诲人”之益。在外出做实地调查旅途中，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在纵笔挥洒的字里行间，在私下闲谈时，费先生时常会有富于诗意的妙语或痛定思痛的心绪，这些话语带着深切的生命感受，味道十足，若能有所会意，自不乏接引之缘。

1986年，费先生当年的学术奠基之作《江村经济》的汉译本终于得以问世。他面对隔着近半个世纪时光的英文版本和中文版本，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愧赧对旧作，无心论短长。路遥知马力，坎坷出文章。毁誉在人口，浮沉意自扬。涓滴乡土水，汇归大海洋。岁月春水逝，老来羡夕阳。阖卷寻旧梦，江村蚕事忙。”这又是怎样一种豁达爽朗的心境啊！

在太湖调查活动的最后一站，费先生对家乡的官员说：“我想为家乡再做点事情，做一篇‘小’文章。中间的一竖是长江，左右两点是太湖和洪泽湖。‘小’文章是要以水兴苏（江苏）。我已经把太湖跑了一圈，有了一个点。打算再去洪泽湖，不能让‘小’字少一点，少一点就成‘卜’了，就前途未卜了。我这些年一直在做‘小’文章。小商品，小城镇，都是‘小’。现在做水的文章，还是个‘小’字。老小老小，老了又变小了。这次围着太湖转了一圈，就是当小学生，一路请教，知道了很多新知识。”结束环太湖考察活动后，在回北京的火车上，费先生说：“我在想‘太湖精神’，想了八个字：汇纳百川，润泽万民。我想多懂一点水。汇纳百川，滋润人家，并不一定要人家感激你。让别人都懂得你，哪里可能啊？太湖就是这样。过去水多好啊，润泽万民，没有去想让人感激。有时候，不光没有感激，还要污染它。可是太湖并没有因为被污染而停止润泽万民。”这段话，正是费先生一生的写照，一路都在走，一路都在学，更是一路把自己所见所学都又化作更大的成果回报了培养他教育他的广大人民和那一片片寄托了他无限热望的土地。

在费先生考察太湖的途中，他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小笔记本。那上面写有他准备做的文章的题目，分为两类，一类是“做人之道，有人缘、涵养功夫、性格素质、抑制冲动、规矩与出格、为别人着想、调适自己的感情、感受别人的感受……”；另一类是“新城加旧城、运河新貌、生态循环、效应交织、垃圾处理、农民要有书读、现代化的负效应……”。新的正文、新的旁白正在费先生大脑中酝酿着。他仍继续着田野调查，仍在认真地“补课”。

（《文汇报》2002年1月23日，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费孝通（1910.11.2—2005.4.24）原本不是搞社会学的，他本来想学医，到了北大之后才开始学社会学，这是他学术生命的开端。费孝通在学术上，主张“百家争鸣，坚决反对惟书、惟上、脱离实际的风气”。

②费孝通曾说：“21世纪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各种不同文化的人，即怀着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怎样能在这个经济上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和平共处。”费先生提出自己的主张和理想，那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首先得通过理智的探索，去认识不同的由来”，只有明白了各有各的理，才能求同存异，而多元一体才能成为一个和平格局。

③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以生态文明引领国家公园建设

温源

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我国顺应国际自然文化遗产保护潮流、承担自然生态保护历史责任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自然文化遗产规范管理、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需要。

推进国家公园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首先要做的是完善保护机制。国家公园的最初称谓是“国家自然保护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公园从诞生之日起就是用来“被保护”的。然而,自然保护与人类追求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与冲突。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需要舒适,商人渴望利用公园、开发自然获得收益,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对自然造成破坏。但是,天然性、原始性、珍稀性是森林公园最为宝贵的财富,容不得后天的破坏与践踏。

国内的一些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力度不够,导致资源品位和质量下降;更有一些风景名胜区人工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的现象日趋严重,与自然保护的初衷背道而驰。必须认识到,国家公园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公园,当开发利用可能会损害保护功能的发挥时,要从属于保护。野生动植物的价值不在于其皮毛和牙齿等,它们活着,在这个地球上存在,本身就是一件最具价值的事。人类能做的,除了保护还是保护。

其次,推进国家公园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凸显公益性的理念。一般来说,国家公园的基础设施建设由国家投资,部分设施的运营可以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由企业来运作。但相关部门也必须以保护资源的完整性为原则对其进行严格监管。同时,国家公园公益性的体现也离不开相关法律的“保驾护航”。没有相关政策对商业行为的约束,没有具体法律来规范游客行为,国家公园的保护与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

国家公园中承载着大量人文信息,反映着区域生态文明的发展过程。因此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要建立正确的人地关系准则,寻找一种兼顾保护自然与开发当地社区的建设模式。一方面,要将国家公园内的自然保护区、游憩展示区和传统利用区进行严格区分;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合理的方式让区域内的原有居民在不破坏周边环境的前提下获得相应收益,实现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双赢。事实上,只有首先在当地人中形成保护环境的自觉意识和行为习惯,才能更好地影响外来游客,带动更多人树立起环境保护意识。

国家公园不仅仅是一个名称,它代表着国家形象,是公众国家意识和民族自豪感的重要载体。从建设国家公园到建立国家公园体制,需要我们在广泛借鉴国外经验、尊重本国现实的基础上试点先行,不断探索经营发展的模式、相关立法和标准等,最终建立一套对自然区域进行可持续保护与发展的管理体制。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