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了解你自己

（1）朋友夫妇有钱以后，就想在乡下租货田地，种植无公害的瓜果菜蔬，饲养绿色的鸡鸭鹅鱼，我因常说自己爱好自然向往田园，就被叫上一起去乡下见见世面。初夏，樱桃上市的季节，我们一起去了京郊出名的樱桃之乡沙谷堆。

（2）真是好地方，大片大片的樱桃园，被花椒树和玫瑰丛隔开，花椒树和玫瑰都有密集的刺，是天然的篱笆，我们走在篱笆外，望着树上姹紫嫣红的樱桃和盛放的玫瑰花，流着激动的口水和泪，走进去发现园主人没在屋里，只看见葡萄架下的破石桌子上放着一个搪瓷茶缸，里面滗得干干的，露出底下薄薄一层茶叶，一摞嘎嘎新的草帽撂在石凳上，约好的时间没人影，大家都抱怨道：“不靠谱！”

（3）朋友的媳妇是写字楼姑娘，问我草丛里那黄色的小花是什么，我说蒲公英，她尖叫一声“可以凉拌!”就一头伏下去，一面又叫丈夫把后备箱腾空。

（4）那天是一个澄净的阴天，头晚下过雨，天明却仍愀然不乐，一时晴不起来，云低低地浮在头上，却能望到很远很远，无边无际的清浅的灰蓝。

（5）我呆在一处缓缓的坡地，四下非常寂静，风穿过篱笆发出的哨音，蛐蛐的鸣叫，乃至一只马蜂振翅，都清楚极了。在樱桃树下，我们张着嘴仰着头痴痴笑着，被巨大的幸福感牢牢地坠定了腿脚，稍不留神就会瘫坐在地上。

（6）就这一会儿功夫，媳妇的裙兜已经运输了两趟蒲公英，又打老荠菜和马齿苋的主意。正忙活呢，忽听园门口传来一声劈哑的叫喊：“都不能摘——都扔下——”

（7）原来是园主人回来了，一边疾走过来一边气急败坏地嚷。我与朋友交换了眼色，他低声说：“野菜都要算钱，这生意没法谈了。”“等着挨宰吧。”我冷冷道，说话儿园主人就到跟前了，喘着气：“全都不能摘！早起园子刚打完农药，野菜都沾上了，可不能吃啊，姑娘您去洗个手吧。”

（8）园主人姓骆驼的骆，骆师傅，他说虽然种樱桃他家技术强，但他老了弄不动，意租出去，他做指导，包教工人操作，一边说一边打开怀里的黑塑料袋，把三瓶矿泉水一一摆上。“我这儿茶碗儿怕你们嫌不干净，我刚跑去供销站买的水。”又举起那一摞新草帽，“园子里晒，嘿，刚买来天就阴了！”说完仰头去喝茶缸里的水，哪还有几滴水，我听见里面发出海枯石烂的声音。

（9）结果他这园子里不仅有樱桃，还有很多花卉，最意外的，竟然有两株南天竹。南天竹在南方跟野生的一样，但在北方还是稀奇的。我非常贪图它携带着的家乡气，他得意道：“我在中山公园的朋友送的，他们培育出来很多，从中山公园给我拿来。”

（10）我非常想要这两棵南天竹，“骆师傅，卖我吧？”“那哪行啊，那不行，”“那我朋友送的，中山公园拿来的。”“我给钱，您说多少钱吧？”“那不是钱的事儿。”

（11）我从未在花卉市场看见南天竹，因为可观赏的只有枝叶、又无法在北京露天过冬，所以买卖起来太不上算，但我疯狂了，我决定不惜重金，“六十！我给您六十！”“真不是钱的事儿。”“七十！”“真不是——”“八十！我给您八十！八十！我豁出去了！”“唉你非要就拿去。”

（12）我掏出一百，他东拼西凑才找回二十，虽然就是两盆南方的野草，但我乐死了，那是一掷千金的快乐啊，我猜骆师傅也被我这样的大手笔刺激了。之后朋友夫妇与骆师傅谈生意，我自去园中游逛。

（13）这骆师傅真是很有审美眼光，一个农家果园收拾得像园林。砾石路边上种着樱桃树的幼苗，草地上有大片紫洇洇的二月兰，跟邻居的界篱上怒放着粉红色单瓣野蔷薇，走了一会儿太阳出来了，野薔薇好像被晒出了精油，空气马上就甜了。我凑上去，停在篱笆凹进去的一个角落，削尖脑袋往里挤，把身体嵌到野薔薇花的窝里，闭上眼睛，白白地享受着一场香薰，我感觉自己消失了。

（14）离我几十步的地方传来两个人的声音，一个是骆师傅，另一个不知是谁，仿佛是站在花篱那一边，“谈成了吗?”“没，压价压得太狠了，没那样儿的”“贼着呢，城里人。——叫他们摘樱桃了吗?”“那不能开这个口子，还不够他们摘的呢。俩女的想摘，那眼睛瞪得。”“贪着呢，”“老的那女的，非买我那两棵竹子，那吹的，我以为她能出多少钱呢，就给了八十！”“抠儿着呢。”

（15）老的那女的站在花窝里，身子缓缓矮下去，因为我感觉天灵盖似乎稍微高过花篱，这时候实在是万万不忍被骆师傅发现，骆师傅和邻居又聊了些不相干的话，以一个古典屈滕礼的形态，我在花窝里僵持着。

（16）贼着呢。贪着呢，抠儿着呢。

（17）北方初夏空气里有奇趣。太阳晒到的地方火烫，背阴处又凉浸浸的，风一吹，袭来无数阵儿不同温度的空气，扭股糖似地到缠在一起，扑在我脸上，热一阵冷一阵，冷一阵热一阵的。

（选自故园风雨前《幸得诸君慰平生）删改）

童谣岁月长

唐 毅

回老家逢着儿时伙伴，讲起孩提时代的“玩”，回忆再三，一些似已淡忘的旧事，又渐渐明晰起来。小伙伴之间，做游戏、讲故事，是必不可少的，在一起“唱”童谣的时候也多，也很有趣。至今还记得一些，如《打电话》：“喂喂喂，打电话，问你的幺妹嫁不嫁。嫁给我，我不要，嫁给别人我要告。”已经忘了是怎么学会的，当时也不知道“嫁”的含义。但很好听，童声清亮，抑扬顿挫，韵味十足。

在我的老家，童谣并不是“唱”，而是念，但又近乎于唱，很特别。通常情况下，小孩子唱的童谣是由成年人教的，谁教呢？妈妈是最好的老师，其次是外婆。小孩子对长辈的依恋，大概也是从童谣开始的。譬如有一首：“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桥在哪里呢？不知道。小孩子唱着，想象里也一定有一座古老的桥吧。

我的外婆在我出世前就不在人世了，自然不能教我唱童谣。但别的孩子有外婆，我可以跟着学，或者别的孩子学会之后，听他们唱一遍，我也就会唱了，如“老天爷，快下雨，保佑娃娃吃白米”。或者，有时回家，拉着爸爸妈妈的手，拉过来又推过去，做“拉锯”的游戏，“拉锯，还锯，外婆门前耍把戏；请孙孙，去看戏，没有好吃的，青菜萝卜也可以”。每每说到这里，我就特别想念从未见过面的外婆。

童谣是童年的蓝天和白云，是孩提时代快乐的歌。有时，想起儿时玩过的游戏，讲过的话，仍禁不住笑。毕竟真实地拥有过，谁不是从天真无邪的童谣里走过来的呢？回忆真有意思，可以把那些美好的童真在心里重演一遍，暂时拉近距离。有一首北京儿歌，是这样的：“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吗啊？——点灯说话儿，吹灯做伴儿。”这同故乡的那首《打电话》似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大概也不是小孩子自己的作品，是大人教的。

周作人则坚信童谣是小孩子自己创作的，并且批评大人常常看不起小孩子、认为儿童的言行幼稚可笑的观点。小孩子的创造力也是很惊人的。不可否认，有的童谣肯定是小孩子自己想出来的，或经成人润饰，但其“著作权”是不容一笔抹杀的。

在清代，有人编过一本书叫《天籁集》，所载内容都是出自儿童之口。许是取其诵声有如天籁，是世间最最质朴的语言。后人有跋语曰：“万木响刁调，扁舟一叶飘。两间自天籁，千古乃童谣……”

现在读到一些韵味隽永的儿歌，为了不致忘记，就要用笔记下。也真有些无奈，童谣的流传，原本是用口的，童年时候，哪里需要用笔呢？长大了，在这方面真不中用。中国的民间文学，多是以口授的形式流传的。童谣也属于民歌的一种。可现在一些严肃的新诗，常常不如童谣有意思。比如《过横塘》：“月光光，照河塘。骑竹马，过横塘。横塘水深不得过，娘子牵船来接郎。问郎长，问郎短，问郎此去何时返？”像唐诗，像宋词，像元曲，更像一首好的白话诗。

成年的岁月里，童谣总是让人思考，却再也记不清楚，也念不出曾经的“味道”。我的童谣，似乎还停留在故乡的草丛间。

不过，故乡是永远也忘不了的。但那童谣的岁月，仿佛之间，是真的渐渐远去了。

(有删改)

《文心雕龙》“体大虑周”，对其理论体系的整体把握，学术界存有种种歧见。尤以对这一体系性质的不同看法最引人注目，也更为重要。占主流地位的看法，把《文心雕龙》认作是一个文学理论体系；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文心雕龙》实际是一个文章学的体系。而在持“文学理论体系”的一类看法中，对于刘勰如何建构自己的体系，又有各式各样的见识。

主张《文心雕龙》是文学理论体系的，认为其下篇即其“剖情析采”部分，侧重于创作、批评理论，至今具有现实价值。相比之下，其上篇“论文叙笔”部分，包纳其中的多数文体已经废弃、过时。因此，服从于建设新文艺的需要，重点挖掘它的“理论”部分是顺理成章的。

而主张《文心雕龙》是文章学体系的一类看法，抓牢其《序志》中“上篇以上，纲领明矣……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一句，把目光集中在上篇的“论文叙笔”上，认为这才是刘勰想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对下篇的“剖情析采”部分，则当作关于各类文章的具体做法淡然处之。

对于上述《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不同理解和评价，是否出于研究者需求方向的不同，致使他们的目光有所侧重，偏向功利主义？而研究角度和研究兴趣的不同，难道应当影响和左右我们对《文心雕龙》体系性质的认识？“媳说媳有理，婆说婆有理”之所以被认作是学术探讨中正常的，有时甚至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仅仅是指我们对真理和本质的发现和确认，总会有一个不断明辨的过程。而作为研究的最终目的，正是为了从争辩中逐渐地接近客观的公理。这里很用得上王元化先生常说的两句话：“根柢无易其固，裁断必出于己。”我们研究《文心雕龙》，岂可先变乱其本旨，不将其本身的“根柢”讨论清楚？而一味持说，记诵而已，抄胥而已，鲜见“出于己”之“裁断”，又何关研究，何关学问？

(节选自石家宜《〈文心雕龙〉理论体系探微》，有删改)

美丽《诗经》

《诗经》是一个谜，它有太多的秘密没有揭开。可是，它实在太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

《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我可以稍微武断一点地说，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对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见解而互不相让。即便有些问题看来已被“公认”，但那也正是全体的无能为力。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颇扑朔迷离。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和何休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却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这种说法，《左传》中也无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驳斥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缺乏证据，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更重要的是，否定这个说法，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采诗”说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有《国语》“召公谏厉王”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为公卿列士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看，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的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集中起来的诗，要把它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它的作者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抗战前，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年朱先生又出版《诗三百篇探故》，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

上述种种学术疑问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和背景。

据《世说新语》载，东晋谢安曾问子弟《诗经》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谢玄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确实很美，但如果谢太傅问我，我一定回答《陈风·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忄刘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月亮出来明晃晃啊，那个美人真漂亮啊。步履款款身苗条啊，我的心儿扑扑跳啊。)

我曾用“天堂的三个元素”来评述这首诗。美是一种没有峭壁的高度，她不压迫我们，但仍让我们仰望；她不刺戮我们，但我们仍然受伤。她如此接近我们，却又如此远离我们；如此垂顾我们，却又如此弃绝我们。这个美丽的女子，是月夜的一部分，或者说，月夜是她的一部分，她与月已经构成了圆满，我们已无缘参与其间，但她如皎月泻辉般辐射出来的美，还是灼伤了我们的心。对这澄澈圆融的境界，我们能介入其中的，不，能奉献与之的，也只是这颗怦然而动的心……明月、美人和我们的心，是这首诗的三个主要意象。要知道，自然、美人和我们：天堂只要这三个元素就够了。

《诗经》305首，美丽的诗篇触目皆是，我只是举了一例。《诗经》毕竟是“诗”，我们要把它当“诗”来读。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被学者们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