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导致经学在二十世纪衰落的原因，是1912年以后经学这门学科的消亡。学科的消亡使经学失去了载体，经学被分割为文史哲三个学科，成为所谓“人文学科”的一部分。尽管可以从文史哲角度研究经学，但主要是一种外在的研究，经学的自主性丧失了。

晚清的失败带来一种客观效应，似乎中国传统经学不足以济时之难。这是后来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否定经学乃至文化传统的理由。道咸以后，清朝社会政治系统已开始崩解，以皇权及八旗、绿营兵为主体的政治架构已不足以因应困局。虽由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理学士大夫组成的湘淮军系统暂时稳住了局面，但在内对付太平军、捻军等似乎尚可，在外应对西洋文明却远远不够。譬如在与西洋交涉中，曾国藩所一贯主张的“以诚待人”其实并未真正得到遵守。许多中西交涉最终只能以战争形式解决，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因此，经学研究必须要发生新变，这不只是经学的自我要求，同时也是为清代以来的历史补课。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如孙诒让、廖平、康有为、章太炎（后期）、唐文治、梁漱溟等已开始从事这些工作，尽管他们的许多工作在经学内部极有争议，但在主张有体有用、回归传统学术体系的意义上却是相通的。借用时下学科分类体系，经学不仅涵盖入文学科，也包括社会科学，两者相合，才是作为内圣外王形态的经学，才是未来新经学的应然形态。

经学应该取精用宏，广泛吸收人类文化遗产，抉发经典自身意蕴，形成能为与目前人类文明对话奠定基础的新的经典诠释。在这方面，无论晚周、汉唐、宋明还是清代，都产生了具有自己风格的重要经学著作，但能够代表中西会通时代的经学注疏，却凤毛麟角。中国经学学者应自觉进行自身义理的反思，在此基础上开展与其他文化的深入对话。在这方面，二十世纪留下不少遗产，这就是新儒学的各种形态。经学不能故步自封，应重新回到世界之中。

经学要重新回复自身的社会实践性。经学应显示其应对时代问题的能力，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供寻章摘句之用。经学实践性最初的表现形式便是礼学，贯注于古典时代的人伦日用之中。但因古礼的原则在汉代以后遭到了破坏，礼俗逐渐取代了礼的精神原则。在经权之辨中，权的流变性超过了经的恒常性，这造成了唐宋、特别是明清以降中华文明某些根本弊端，譬如诚信的内在动力缺失。如何持守古礼中的常道，是当下经学应该致力的问题之一。

经学应该守先待后，接上固有学术，对以往经学的各种形态进行深入清理，努力推进以经学自身为进路的学术史研究。假如我们把经学理解为一种涵摄价值系统在内的知识体系，相比于佛学、西洋哲学一社会科学、神学等知识体系的自我清理，经学是远远落后的。我们还缺少真正系统而通贯的经学史。当然，目前已经有许多学者正在为之努力，期待陆续看到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摘编自邓志峰《衰落呼唤新变》）

科学精神的起源

吴国盛

①科学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方式呢？在希腊文明之前和之后，其它文明都产生和发展了丰富而多样化的知识，从处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到管理社会、定国安邦，从安抚灵魂、维护社会稳定，到解决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问题，都各有经验、方法、对策。所有这些知识，不论是零散的还是系统的，不论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都具有强烈的经验特征、实用特征。但是，没有一种文明像希腊文明一样，超越了知识的实用性功能，而对知识本身感兴趣，对知识的确定性问题如醉如痴。对知识本身感兴趣，着迷于知识的确定性问题，这就是希腊版本的科学精神。

②并不是说其它文明都没有对知识本身有过任何反省。中国的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庄子说过“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这些言论有些甚至很深刻，但都是到此为止，不再深究。希腊人却罕见地把知识问题列为人生的首要问题。“认识你自己”是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里最有名的一句箴言，也是希腊精神生活的缩写。

③什么是“认识”？“认识”为什么一定要指向“自己”？这是希腊思想家反复询问的问题。

④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篇的第一句就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他在这部重要著作的第一卷区分了经验、技艺和科学（知识，episteme，在希腊文里，“知识”和“科学”是同一个词）。他认为，低等动物有感觉，高等动物除了感觉还有记忆。从记忆中可以生成经验，从经验中可以造就技艺。经验是关于个别事物的知识，技艺是关于普遍事物的知识。技艺高于经验，甲有经验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技艺者知其所以然，故技艺者比经验者更有智慧、懂得更多。乙技艺还不是最高的“知”，最高的“知”是“科学”。技艺固然因为超越了经验而令人惊奇赞叹，丙由于多数技艺只是为了生活之必需，还不是最高的知。只有那些为了消磨时间、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日常必需为目的的技艺，才是科学。我们中国人常常把知识分成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两大类，亚里士多德却给出了知识的三个阶段。他的经验知识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经验知识，技艺这种追究原因、知其所以然的普遍知识，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知识，但是我们的分类中却没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科学”的位置。这件事情反映了希腊科学精神相当大程度上被我们忽视、被我们遗忘。

⑤什么是“认识”？认识即是追求“科学”。什么是“科学”？为什么在“技艺”这种理论性知识之外还要增加“科学”这样一个纯粹知识的阶段？这是特别值得我们中国人思考的地方。亚里士多德说得很明白，“在各门科学中，那为着自身、为知识而求取的科学比那为后果而求取的科学，更加是智慧。”“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纯粹的科学必须是为着求知本身的目的而不是任何其它目的而存在，这种指向“自己”的“知”，才是纯粹的科学。这样的科学，就是“自由”的科学。

⑥ ，这就是希腊科学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希腊人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在其它任何文明中都找不到这样的精神气质。

以礼论酒：孔子的酒文化观

撰文/马特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饮酒是人们生活中极重要的一部分。明代文学家袁宏道推孔子为酒之饮宗，他在《觞政·八之祭》中言：“凡饮必祭所始，礼也。今祀宣父曰酒圣，夫无量不及乱，觞之祖也，是为饮宗。”《诗经》、《礼记》、《论语》中的许多篇章均体现出孔子的礼制思想对中国酒文化的深远影响，可以说，孔子的酒文化观中渗透有传统礼制文化的印记。

《诗经》谓：“饮酒者，乃学问之事，非饮食之事也。”在孔子看来，饮酒不单单是口舌味蕾的享受，而是一种文化符号，实际上发挥着仪式的作用。孔子重视“民、食、丧、祭”四事，强调各种仪式都应合乎礼制要求，包括酒类器物的陈列。关于酒和酒器的陈列，《礼记·礼运》中说：“故玄酒在室，醴酤（酢）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此外，酒器的铸造也要符合礼制要求。在《论语·雍也》中，孔子看到不符合西周礼制的酒器时，发出了“觚不觚，觚哉？觚哉？”的叹息。觚是盛行于商代和西周的一种酒器，用青铜制成，口作喇叭形，细腰，高足，腹部和足部各有四条棱角，容量约有二升。 后来觚被改变了，所以孔子认为觚不像觚。这些感慨针对了当时社会文化符号体系混乱的现状，也是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的体现。

在酒宴中，应当礼让年长者。例如，在《论语·为政》中孔子对子夏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这即是主张凡有酒食，必先礼让年长者食用。另外，《论语·乡党》谓：“席不正，不坐。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坐席时尊长让贤，酒宴结束时，也要让年长者先离席位，维护尊者、贤者、长者的地位，以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井然有序的氛围。

饮酒时要依礼而饮。按仪礼饮酒，约分为四步：拜、祭、啐、卒爵。首先举杯拜天地，表示敬意；接着把第一杯倒地上，祭谢大地养育之德；然后倒上酒浅尝一口，颂美酒香令主人高兴；最后一饮而尽，“卒爵”即干杯之意。《礼记·玉藻》篇还对君臣同饮时的礼节做出了说明：“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臣下陪国君饮酒接受第一杯酒，应表情庄重地饮，接受第二杯时态度则要温和恭敬，饮完了第三杯才可以告退。如果拒而不饮，则属非礼。

饮酒者的酬酢互敬也是讲究礼仪的。客人间互敬称为“旅酬”，依序向人敬则叫“行酒”。敬酒时，敬酒者和被敬人都要“避席”，即起立以示尊敬，敬酒者在碰杯时要将自己的酒杯放低三分，示为礼敬。主人和宾客一起饮酒时要相互跪拜，而晚辈在长辈面前饮酒，亦称“侍饮”，通常要先行跪拜礼，然后坐入席次。如若长辈酒杯中的酒尚未饮完，晚辈也不能先饮尽，长辈命晚辈喝，晚辈才可举杯。《礼记·乡饮酒议》还记载了饮酒时应当“弟长而无遗”，即不论长幼都要喝酒而不遗漏。

酒为礼而设，参加者应当饮酒有度。孔子在《论语·乡党》中告诫弟子：“肉虽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饮酒过量则醉，醉则昏乱丧德。饮酒不能致醉，饮酒者应做到“朝不废朝，暮不废夕”，免得发生酒祸。

儒家思想反对“酗酒废政”，将酒礼与邦国兴亡的政治教化联系起来。孔子晚年整理六经，鲁哀公向其问政，他总结三代兴亡，作了一番概括：“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孙桀即位。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泆于乐，德昏政乱，……乃有商履代兴，……武丁卒崩，殷德大破，九州乃有末孙纣即位。纣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于酒，淫泆于乐，德昏政乱……忽然几亡”。孔子用因酒亡国的夏桀和商纣来告诫人们饮酒适量，勿要因酒丧志。

酩酊大醉固然失礼，而如若不饮酒示敬示亲，也是失礼的。在不醉的前提下，饮酒的多少也是宾主诚意的表示。《仪礼·燕礼》记述了君臣饮酒时关于饮酒的约定：“君曰，‘无不醉！’宾及卿大夫皆兴，对曰，‘诺！敢不醉？’皆反（返）坐。”《仪礼·射礼》中诸侯与卿大夫射礼上的饮宴，亦以痛饮为约定。醉而无礼，固然可耻；醉而不失礼，亦属可嘉。《诗·湛露》：“厌厌夜饮，不醉无归。”毛传：“不醉而出，是不亲也。”

那么在孔子看来，人们饮酒应当遵循一个怎样的“度”呢？孔子主张，人们饮酒应当达到“酡”的状态，即微醺。只有饮得微醺而不醉，才是最佳境界。饮酒多至乱了礼仪法度，则又失去了人的尊严，失去了应有的礼貌。惟有用酒而又不失礼仪，才是应该遵循的合理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