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槐花开

锦墨

窗外有一株老槐树，我每天清晨都在拉开窗帘的霎间，与它相对而视。在这仲春时节，它依然含蓄。黑黢黢的皮肤，裹藏着耐得住寂寞的心灵，在它的桠枝间我找不到一丝绿意。我更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悄然间给我一树繁花？

可即使繁花满枝，谁还会和我一起分享氤氲的香气？谁还会给我采摘带着露珠的花串做香喷喷的槐花糕？谁还会站在槐花纷纷的午后等待我的脚步？没有了那青蓝的衣衫、佝偻的身背、慈祥的目光、稀疏的白发……

有一年，村外的河水在一夜暴雨之后，猛然间涨了上来。河水翻腾着，搅起浑浊的泥沙。偶尔还会从上游跌宕盘旋的激流中飞下几个麦秸垛，又在漩涡中时而浮起、时而下沉地向下游冲去。岸边一个七岁的小女孩，抱着一棵粗壮的杨树，焦急地望着河的对岸。她扎着羊角辫，穿着紫红的小衫，衬着青蓝的短裤，斜背着粉色带着白花边的书包。她喃喃自语：“我——我——怎么上学去？”她似乎听见河对岸杨树林深处的校园里，传来打铃的声音。小女孩急了，泪水扑扑地打在脸颊上。可河水的势头丝毫不减，打起的水花似一个个狂野的笑。小女孩蹲下来，捡起一个个石块猛扔进河里，恨不得，填平它。越是愤怒，嘴唇咬地越紧，泪水越是汹涌，直到有一双有力的手把她拉起来，背在肩上。

外公一边安慰着我，一边在黄泥路上急行。“小燕子不哭，姥爷背你从杨庄大桥上绕过去。”

“姥爷那太远啦，咱要绕好大一圈子！老师说过，下大雨没法过河时，可以不去上学！”

“不去？你都哭了！只要小燕子高兴，姥爷不怕远！我可不愿意让你当逃兵”

河岸边，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可是雨后，经常会有一老背着一少在穿行。老人的裤管总是高高地挽起，水鞋里可以听见扑哧、扑哧的声音，身后溅起的泥点子伴着孩子的说笑，飞扬成黄色的小花。他们趟过浅浅的水洼、翻越高高的堤坝、走过密密的高粱地头……就这样，外公背了我五个夏天。我趴在他的脊背上走出了小学的门槛，同时渐渐地走出了你的视线——到镇上去上初中了。

无论星期天还是寒暑假我都会去外公家。我们一起游戏过：跑到狮子山里捉蝈蝈、东南岭上打枣子、村外河里捉小鱼；我们一起劳动过：去“瓢头子”岭上种花生、“十亩”地里掰玉米、“清水湾”里收高粱。忘不了春天你打得槐花糕、夏天你摇的小团扇、秋天你摘的甜石榴、冬天你送的厚棉袄……

直到二零零六年五一放假期间。我回来探望您！那是老家槐花怒放的时节，乡间的小路上弥漫着甜腻腻的味道。到处都是一树树乳白的槐花。蜜蜂在花串间飞舞，蝴蝶在已经窜出麦穗的田野间嬉戏。我和母亲手挽着手，走在我儿时奔跑过的土地上。远远地我就看见了你：站在桃园外，栅栏旁那棵老槐树底下。穿着一件深蓝的短袖衬衫，青色的裤子，青帮布底鞋。正在举目眺望着我要去的小路。背已经驼了，头发也稀疏而花白。可那是我内心最唯美的画面，定格在我心灵的帷幕上。

可为什么风一起，这画就在纷扬的槐花里渐渐的模糊、模糊、又模糊……我极力地去抓住你粗糙而又布满老茧的双手，可它却时而在桃树林里修剪枝条，时而在镐头的把手上紧握、时而在儿孙的额头上抚摸……抓不住了！那手再也无法，拉起我哭泣的肩膀，捧起我微笑的脸庞、提起我离家行囊……

槐花落尽的时节，一个享年七十三岁的老人也悄然地走了。他生前爱着的这些人都参加了他的葬礼。我想放声大哭，可他们的声音成了小声啜泣。我又怎么忍心揭开他们的伤疤，使之再次流血？我走在穿着丧服的亲人队伍的最后面，我用丧服的盖头蒙住脸，任泪水滴落在我的衣襟上。木然而又绝望地走到外公的墓地。它在一片玉米地里。青青的一米多高的玉米棵，织成青色的帷幔罩在您的坟外，坟东约十米外是一片桃树园，坟北约一千米是京沪高速公路，坟南三百多米就是他的村庄。

我想这墓地很合他的心愿。因为他最爱在桃树林里忙碌，春天可以有桃花的芬芳为伴、夏天会有蝈蝈在玉米棵梢头鸣叫、秋天会有晚熟的桃儿挂满枝头、冬天可以看见村落里袅袅炊烟……更重要的是可以看高速路上车来车往，不会寂寞，不会孤单！

那是我们最好的分别。一棵槐树，发出点点的芽、开出串串的花、洒下浓浓的荫、剩下粗粗的枝桠。一年年，树长大。呼，风一阵……青蓝的衣衫，沾染着槐花花瓣，如一只只白蝴蝶停息在那儿，伴着你慈祥的微笑镶嵌在我永远的梦里。

只剩下我，独自站在老槐树下，一年年，等待槐花开！

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文化软实力”的说法源自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一般来说，软实力是一种隐形的力量，蕴含在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和国际形象四个载体中。在这四个载体中，文化是核心，其他三个组成部分也都深深地烙上了文化的影子。甚至有人直接把软实力解释成文化力。基于此，文化软实力就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软实力就是指“软实力”；狭义的文化软实力，则是构成软实力的文化要素。文化软实力的形成必须依赖先进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相应的时代和社会，才能更好地促进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才能体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在国内，它通过文化建设不断增强本国文化的认同感，抵御国外一些敌对文化理念的侵袭，大大增强国内民众的凝聚力。通过吸收国外先进文化元素和不断改造本国文化中落后的成分，使本国文化更加适应当前形势，更好地指导经济建设，更好地彰显本国文化的强劲生命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兼容并蓄、富有活力的本国文化必将为国外受众所认可，使本国所奉行的理念得到传播，从而大大提升国家形象和影响力。

文化软实力产生于一定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国家价值追求、社会理念、宗教信仰、道德规范，还包括风俗习惯、民族精神、国民素质、文学艺术等，还与教育、科技、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文化软实力产生的根本是人们对本国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接受。与传统手段相比，非强制手段是文化软实力实现的手段，而国家的综合国力是文化软实力的力量表现形式。

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存在重器不重道的现象。它表现在国家综合实力的建设上，就是重视提升硬实力而不重视提升文化软实力。重视提升硬实力是对的，文化软实力也一定要以硬实力为基础。事实上，硬实力的提升会极大地推动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硬实力提升之后，文化软实力就会自然提升。正确的态度是，硬实力与软实力并重，寓软实力于硬实力之中，既见物又见精神。

（摘自《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研究》）

材料一：

全球城市化的推进对城市的人口、交通、通信、健康、教育、污染及废弃物等方面带来了诸多挑战。为了缓解这些挑战带来的压力，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全球相继启动智慧城市计划。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德勤近日发布的《超级智能城市》管理咨询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己启动或在建的智慧城市达1000多个，从在建数量来看，中国以500个试点城市居于首位，并己形成了数个大型智慧城市群。德勤合伙人马炯琳表示：“中国己经成为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随着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推进，以及政府越来越重视对城市居民和工作人群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幸福感的提升，智慧城市的深度应用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新要求和新目标，力求打造开放、共建、共享，服务均等化以及城市特色化的智能城市。传统的智慧城市要朝着“超级智能城市”的方向发展，必须要具备实时化、普遍化、开放化、智能化、自主化以及融合化六大关键要素，还要涵盖智能经济、智能出行、智能环境、智能安全、智能生活以及智能教育这六大领域，使得城市更加融合与一体化，进行更高效的相互协作，从而实现价值最大化。

（摘编自《经济日报》）

智慧城市就是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其实质是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城市智慧式管理和运行，进而为城市中的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促进城市的和谐、可持续成长。

智慧城市具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城市空间数字化。信息技术、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城市空间，城市部件实现“万物互联”。二是信息技术改变城市生活。信息与人们工作、学习和生活发生化学反应，城市各领域在物联网、互联网技术基础上实现智能运行，如智能缴费、智能交通、智能养老、智能社区、智能环保、智能政务等，从而更加方便快捷、运转高效。三是智能驱动城市治理创新。城市治理主体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不但可以及时为市民解决具体问题，而且可以实时感测城市运行状况，优化城市治理决策，推动城市可持续、包容性发展。

（摘编自“百度百科”、《人民日报》）

材料三：

智慧城市建设的理想预期在实践中还面临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一是“有产无智”。相关高科技企业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支撑性力量，但智慧城市建设不能只是购置它们生产的高科技设备。现实中，一些地方的智慧城市建设成为企业兜售设备的“竞标场”，加上产业发展冲动，一些城市在相关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上马智慧城市项目，导致后续投资乏力、管理滞后、资源浪费。由于信息技术设备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最终可能只是购买了一批过时的设备和终端产品。二是“有智无慧”。一些地方的智慧城市建设局限在“网格化理”“综治维稳”等智能管控领域，既忽略了多部门联动的系统性，也忽略了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性，不同部门的数据系统互不联通，存在“数据隔离”问题。三是“有慧无惠”。建设智慧城市，意味着城市发展要素的全面革新，意味着城市居民广泛使用信息技术并从中得到更多实惠。然而，一些地方的智慧城市建设既与城市居民的需求脱节，又缺乏城市居民的参与，没有真正服务于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此外，由于对技术和大数据的高度依赖，智慧城市建设还普遍面临技术安全风险、用户信息安全风险、居民信息壁垒风险等问题。

（摘编自《人民日报》）

“药食同源”是保健养生家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药物与食物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农耕时代以前，食物主要通过采捕获得，渔猎需要体力，采集更需要智慧。《淮南子》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药物的出现，基于人类有意识的觅药行为，这一过程确实与觅食有关。可以设想这样的场景，神农品尝了大黄的根茎，腹痛腹泻，于是将这种“叶大根黄”的植物列入有毒有害品的清单，成为传说中所遭遇的“七十毒”之一。直到有一天，部落中的某人，因饮食积聚而备受煎熬，神农忽然想起这株能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的植物，找来给病者服下，各种不舒服霍然而愈。人类治疗史上第一个药物就此产生，“聚毒药以供医事”，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食物治病很早就有，《周礼》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据郑玄注：“五谷，麻、黍、稷、麦、豆也。”相关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五谷、五畜、五果、五菜，用之充饥则谓之食，以其疗病则谓之药。因此，平时用于填饱肚子吃的粳米，就是食物；但补养脾胃时食用的粳米，成了药物。

药物与食物之间，难于截然划断，典型的例子有二。《金匮要略》有当归生姜羊肉汤，治寒疝、腹中痛、里急：“当归三两、生姜五两、羊肉一斤，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这里除了当归，其他都是药物。《后汉书·华佗传》记载道：华佗曾在路上见到有咽喉阻塞的人，想吃东西却不能下咽，家人用车载着欲前往就医，华佗听到了呻吟声，看了一番，对家人说，刚才路旁有家卖面食的，你到那去取他家的蒜泥萍醋（一种用浮萍制作的很酸的醋），喝它三升，病就好了。病人喝了，果真吐出了一条虫来，病也痊愈了。对此，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说：“此盖天地间物，莫不为天地间用，触遇则会，非其主对矣。”所以，米谷果菜、虫兽禽鸟，诸多可食之品，也堂而皇之地载入《本草经》。

食物疗饥，药物治病，乃是常识；若是颠倒过来，以药丸充饥，用食物治病，则成为笑谈。有人说芹菜所含的芹菜素或许有助于控制血压，于是让高血压病人常吃芹菜，这样的建议算不得离谱；可因此让病人停止正规的高血压药物治疗，专门靠芹菜来降低血压，就荒谬而有害了。

何以如此呢？药与食同源而异途，食物是能够满足机体正常生理和生化能量需求，并能延续正常寿命的物质。相对于药物而言，食物对机体生理生化过程的干预极小，长期乃至终身食用，一般不会给机体造成严重伤害；也正因为此，食物不足以改变因疾病而异常的生理生化过程，故不可能取代药物。

即使站在传统医学的立场，过度强调食物疗疾，也很难做到逻辑自洽。孙思邈在《千金食治》的序论中明确承认药与食为两途，即所谓“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并指出，只是缘于药性猛烈，所以建议医生治病，先“以食治之”，若“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并没有以食疗代药疗的意思。

“和合”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在历史上，汉字“和”与“合”有相近含义。唐代学者孔颖达在解释《礼记·郊特牲》时说，“和,犹合也。”“和合”理念强调世界是人与万物的一体性存在，构成世界的诸多要素存在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在矛盾与融合中共同发展演变，然后产生新要素、新事物、新生命，客观世界因而不断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合”是变化之源、运动之力、发展之本、生长之根。

“和合”理念的文化内涵首先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发轫于先秦。《周易》提出“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内在统一思想。《左传》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意思是说，礼是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自然法则，必须按礼行事。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直言天人一体。天人合一宇宙观强调整个世界的有机关联,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身与心之间是共生共存共荣的关系。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含着一种相互联系而非孤立片面看待世界的视角,这让中国人很早就产生了“天下”的观念,视天下为一体。《尚书·尧典》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说明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协和处理不同国家关系的观念,认为不同国家之间应和睦共处、相互合作。在“天下”观的滋养下，中国人生发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追求和责任担当。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追求天下大同,有一种要共同实现美好生活的担当。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是“和合”理念在社会领域的展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 而不和。”他提倡和而不同的人格、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有性别、年龄、能力、性格等方面的分别,社会中也有因民族、宗教、地域、阶层、文化职业等形成的差异，只有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大共识,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有序。

（摘自陈秉公《“和合”理念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