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味向后看的阿Q精神

童大焕

总是有人不断地提醒我们不要“数典忘祖”，然而却不告诉我们他所提醒的“典”和“祖”到底是不是我们真正的传统和根本，到底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是增添我们生活的营养，还是仅仅给我们浮躁的生活表面加一点盐，撒一点胡椒面？

不久前，有十位在校攻读博士学位的博士生不甘寂寞，联名号召大家不要过圣诞节，为的是“抵御西方文化扩张，建立自己的文化主体性”。这两天，媒体又报道说有几位在大学挂名的媒体人主张恢复“黄帝纪年”，以“唤醒国人，恢复和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这意思仿佛是别人都睡着了，只有他们几个醒着。

类似的热闹总是抽筋似的一阵又一阵，从“国学热”到“读经运动”，再到“牛郎织女传说申遗”，你方唱罢我登场，各占风头三五天。但恕我直言，除了倡议者们在个人的名利上通过类似举动吸引了一点眼球之外，我看不出其对我们的文化和社会有何真正的建树，倒是平白无故地浪费了不少媒体资源。

当一个人逐渐老去的时候，总是频频地回顾往事；而当一个人处在儿童、少年、青年的时候，总是以极大的兴趣与好奇睁眼看着广阔的世界，抬头展望遥远的未来。因此，向前看还是向后看，可以基本判断一个人心态和智慧的衰老程度。同样的，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如果其中的人们不是以极大的热情将自己融入到广阔的世界，以极大的热情创造自己美好的未来，而是耽于回忆，沉湎于复古之风且乐此不疲甚至引为时尚，则只能证明这个民族的心智已然衰老，他们的未来是没有希望的。

我们不是数典忘祖，因为祖先的血液、祖先的精神早已一代代传承并融入我们的文化基因中，不需要刻意通过浮华的表面上的仪式来证明。而在另一些方面，我们并不需要回到凿穴而居、凿井而饮的过去，那些固然也是我们的“传统”，但并不代表人类前进的方向，也与祖先们不断追求美好自由生活的久远梦想无关。

甚至我们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说，极度的自尊实质上就是极度自卑的表现。那些一心复古、寄希望于通过某种传统的“仪式”去建立自己“文化主体性”的人们，恰恰是对自身文化极度不自信，与鲁迅先生批判的“我的祖先比你阔”的阿Q精神并无二致。不要以为贴上了“文化”的标签就多么的高雅和高尚，华美皮袍下面的虱子总是按捺不住地蹦出来，在世人面前现眼。

龙应台说得好，文化是要让人更好地活，而不是相反。是啊，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和资格让活人成为死的“文化”的祭品，相反，活生生的文化，一定是让人活得更自由、更开阔、更有权利和尊严的。

（选自《杂文选刊》，有删改）

父子

德民老汉病了，病得不轻。村里人来看望他，说，叫你明娃回来看看吧！德民老汉轻轻地摇着头，不用了，娃要招呼好多事，忙呐。

村里人从德民老汉屋里出来也连连摇头，这个老倔头，硬说自己的娃在省城做大官呢。都这劲儿了，还嘴硬哩。

“俺明娃在省城做大官呢”这句话不知被德民老汉唠叨过多少回了。街坊邻居遇到个啥作难的事，这句话就会从德民老汉皱巴巴缺了牙的嘴里轻溜溜地滑出来。谁都知道，德民的娃是在外地，可从没有听说他的娃当啥大官。这个穷乡僻壤的村里，当官的只有一个，就是东街的狗毛在县城啥子公司当科长。村里人都知道狗毛的官大，因为狗毛每次回村都开个铁壳子车，给村里人发长长的带把儿的烟。

德民老汉的话不是没人信过。那年县里化肥脱销，村里人眼瞅着田里的苗施不上肥，急得牙根子上火。德民老汉一句“俺明娃在省城做大官呢”的话，惹恼了村委主任，老爹，你就别添乱子了，你娃真当的是大官就让他给批点儿化肥来，看看人家狗毛家的地，早上了肥了。德民老汉就背了个包，搭车去了省里，三五天过去还真拉回一车尿素。价钱高了，可田不等人。肥用了，闲话也有了。还说娃在省里当啥官呢，连平价化肥都搞不到。德民老汉解释说，俺娃说，尿素上着比化肥好呢。庄稼人不愿意听，庄稼人图的是实惠。

德民老汉每年地里活闲的时候，就背着杂粮去省城娃家里住些天。回村里也给大家带些各种各样的吃食。

村里人就问，你明娃就不给你带点儿高级烟？德民老汉说，俺娃不吸烟，说吸烟不健康。村里人又问，你娃也不捎点儿好酒？德民老汉说，俺娃也不喝酒。娃媳妇说了，喝酒也不健康。村里人就撇嘴了，那烟酒都不健康，国家卖它做啥？德民老汉也答不上来。

纳着鞋底子的媳妇们就问，城里住得好好的，急着回来做哈？德民老汉说，城里，咱乡下人住不来。上楼下楼都关在个铁壳子里，忽悠得人头晕。地上铺着实木块，油光光的直想打跟头。进屋还要换鞋。七老八十的人喽，娃媳妇还逼着喝酸奶。

年轻人逗趣地说：吹牛吧，你明娃要是个大官，肯定也坐那铁壳子车。叫你娃开铁壳子车送你回来。

德民老汉再进城还真是坐着铁壳子小车回村的。

德民老汉说，在城里两天就待腻了，对明娃说俺要回村呢。娃就要打汽车票。俺说汽车开不到村里，爹老了，腿脚不利索了呢，你就用你成天坐的那种小车把俺送回去，村里人都惦记着呐。娃没说二话，打个电话就要来车。瞧瞧，排场不？红颜色，姓说吉利。德民老汉脸上堆满了欣慰。

一青年围着车转了一圈，认出了车上印的字，老爹，你坐的是出租车，要花大价钱雇呢。德民老汉说，俺一个子儿也没掏。

那是你娃给掏的呗。问问师傅从省城到咱村得多少钱。

开车师傅伸出手指头比画了个八字。

恁贵，八十块钱？德民老汉瞪圆了眼睛。

八十块钱？哈哈，八十块钱只能摸摸，给了八百我还不愿跑呢，回去得赶夜路呢。

德民老汉张大了嘴巴，像一下子矮了许多，见到大人小孩都低着头，从此不再说娃在省城做大官的话了。

村里遇上了干旱，地里的庄稼都蔫了。村主任急得满嘴起泡。村主任来找德民老汉，老爹，你娃不管当啥官，能不能找找人帮咱村里打几眼井啊？

主任交代的事就是天大的事。德民老汉就进城找明娃，没待两天就回来了。村主任问，打井的人来了没有？

德民老汉说，明娃说了，这旱是全省旱，要那啥，统筹解决。村主任说，屁，等到统筹咱全村人都喝西北风了。德民老汉从布袋子里拿出一摞子钱，娃说了，让咱自己先打井干着。这是娃自己的五万块钱。你干不干？

干，全村人砸锅卖铁也得打井抗旱。

德民老汉病了，病得不轻。迷糊中的德民老汉嘴里念叨着：“井……水……”

德民老汉去了。明娃从省里回了村。第二天村里来了一排溜大车小车，有省里、市里、县上的。村里人这才相信德民老汉的娃真是在省里当大官呢。明娃挨家挨户感谢乡亲对老爹的照顾，然后带着媳妇女儿在德民老汉的坟前跪了很久很久。

德民老汉的坟前摆放着几个大碗，碗里盛的是刚刚从机井里打出来的清凉凉的水。

（根据刘建超小说《清》改编）

直接导致经学在二十世纪衰落的原因，是1912年以后经学这门学科的消亡。学科的消亡使经学失去了载体，经学被分割为文史哲三个学科，成为所谓“人文学科”的一部分。尽管可以从文史哲角度研究经学，但主要是一种外在的研究，经学的自主性丧失了。

晚清的失败带来一种客观效应，似乎中国传统经学不足以济时之难。这是后来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否定经学乃至文化传统的理由。道咸以后，清朝社会政治系统已开始崩解，以皇权及八旗、绿营兵为主体的政治架构已不足以因应困局。虽由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理学士大夫组成的湘淮军系统暂时稳住了局面，但在内对付太平军、捻军等似乎尚可，在外应对西洋文明却远远不够。譬如在与西洋交涉中，曾国藩所一贯主张的“以诚待人”其实并未真正得到遵守。许多中西交涉最终只能以战争形式解决，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因此，经学研究必须要发生新变，这不只是经学的自我要求，同时也是为清代以来的历史补课。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如孙诒让、廖平、康有为、章太炎(后期)、唐文治、梁漱溟等已开始从事这些工作，尽管他们的许多工作在经学内部极有争议，但在主张有体有用、回归传统学术体系的意义上却是相通的。借用时下学科分类体系，经学不仅涵盖人文学科，也包括社会科学，两者相合，才是作为内圣外王形态的经学，才是未来新经学的应然形态。

经学应该取精用宏，广泛吸收人类文化遗产，抉发经典自身意蕴，形成能为与目前人类文明对话奠定基础的新的经典诠释。在这方面，无论晚周、汉唐、宋明还是清代，都产生了具有自己风格的重要经学著作，但能够代表中西会通时代的经学注疏，却凤毛麟角。中国经学学者应自觉进行自身义理的反思，在此基础上开展与其他文化的深入对话。在这方面，二十世纪留下不少遗产，这就是新儒学的各种形态。经学不能故步自封，应重新回到世界之中。

经学要重新回复自身的社会实践性。经学应显示其应对时代问题的能力，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供寻章摘句之用。经学实践性最初的表现形式便是礼学，贯注于古典时代的人伦日用之中。但因古礼的原则在汉代以后遭到了破坏，礼俗逐渐取代了礼的精神原则。在经权之辨中，权的流变性超过了经的恒常性，这造成了唐宋、特别是明清以降中华文明某些根本弊端，譬如诚信的内在动力缺失。如何持守古礼中的常道，是当下经学应该致力的问题之一。

经学应该守先待后，接上固有学术，对以往经学的各种形态进行深入清理，努力推进以经学自身为进路的学术史研究。假如我们把经学理解为一种涵摄价值系统在内的知识体系，相比于佛学、西洋哲学一社会科学、神学等知识体系的自我清理，经学是远远落后的。我们还缺少真正系统而通贯的经学史。当然，目前已经有许多学者正在为之努力，期待陆续看到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摘编自邓志峰《衰落呼唤新变》)

元杂剧之父关汉卿

①关汉卿，元代剧作家，号已斋叟，金末元初人。关汉卿生活在中国历史上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由蒙古族统治的元朝。关汉卿出身于行医世家，由于医术高明，他曾在太医院做官，但因有志而不能施展，不久便辞官。但关汉卿生性洒脱，并没有沉湎于抑郁不得志的不快之中。

②多才多艺的关汉卿“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在著名的散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我也会围棋、会蹴踘、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这篇散曲写得诙谐老辣，笔力横肆，充满自负、自嘲、自乐的情趣，不但是研究关汉卿生平思想的重要依据，也是元代散曲中不可多得的名篇。

③关汉卿长期生活在大都，南宋灭亡后，他到过杭州、扬州等地。他在散曲《南吕·一枝花·杭州景》中写下了他亲眼看到的杭州的繁荣和美丽。关汉卿交游十分广泛，与杂剧作家、演员、青楼女子、官员都有交往。

④关汉卿熟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所以，他在创作时，对《周易》《尚书》等典籍中的句子信手拈来，运用自如。不过，他又生活在仕进之路长期堵塞的元代，科举废止，士子地位下降，使他和这一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处于一种进则无门、退则不甘的难堪境地。和一些消沉的儒生相比，关汉卿在困难中比较能够调适自己的心态。他放下士子的清高，转而以开阔的胸襟面向下层，流连市井，受到了生生不息、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的滋养。因而他写杂剧，撰散曲时，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民间俗众的白话、三教九流的行话，而其作品中的那些弱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也时刻流露着下层社会的生活气息与思想情态。

⑤关汉卿不仅常在文艺活动中吹拉弹唱，而且能歌善舞。他口齿伶俐、幽默风趣，经常粉墨登场，是人们公认的“梨园领袖”。关汉卿擅长用文艺形式对人间的不平事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耳闻目睹大量的野蛮事件，常常义愤填膺，于是，他便把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件编写成杂剧让人表演岀来，有时甚至自编自导自演来揭露黑暗的现实。在关汉卿创作的六十余种杂剧作品中，流传下来的仅有十八种，著名的篇章有《窦娥冤》《救风尘》《蝴蝶梦》《鲁斋郎》《拜月亭》《调风月》《望江亭》等。关汉卿的杂剧内容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弥漫着昴扬的战斗精神。在人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情况下，关汉卿写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代表作《窦娥冤》，剧中描写一个弱小无靠的寡妇窦娥被诬告杀人，在贪官桃杌的迫害下，被斩首示众。窦娥的冤案有巨大的典型意义，作家以“人命关天关地”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揭露了封建社会里“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这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统治阶级与民为敌、残害人民的罪恶。

⑥关汉卿的剧作里，既有皇亲国戚、豪门权要的凶横残暴，“动不动挑人眼、剔人骨、剥人皮”的血淋淋的现实，又有童养媳窦娥、婢女燕燕的悲惨遭遇，反映的生活面十分广阔；既有对官场黑暗的无情揭露，又热情讴歌了人民的反抗斗争。慷慨悲歌，乐观奋争，构成关汉卿剧作的基调。在关汉卿的笔下，写得最为出色的是一些普通妇女形象，如窦娥、赵盼儿、杜蕊娘等，性格鲜明，各具特色。她们大多岀身微贱，蒙受封建统治阶级种种凌辱和迫害。关汉卿描写她们的悲惨遭遇，刻画她们正直、善良、聪明、机智的性格，同时又赞美了她们强烈的反抗意志，歌颂了她们敢于向黑暗势力展开搏斗、至死不屈的英勇行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奏出了鼓舞人民的主旋律。

⑦有人说关汉卿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这话没有任何夸张。他的部分作品，如《窦娥冤》《拜月亭》《单刀会》等不仅七百年来一直上演不衰，而且为我国戏曲里的悲剧、喜剧的关目处理，各种人物的舞台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