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通西域到唐代，西北陆上贸易一直占据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就国家政策而言，陆上贸易主要作为控驭戎狄之术，政治目的远大于经济追求。这是因为汉唐时期，大部分中原王朝建都于长安洛阳之间，其威胁主要来自北方草原。因而，鼓励蕃商来华贸易主要目的并非微不足道的关市之征和宫廷所需珍宝，而是显示王朝的强大富足，吸引各国臣服。直到唐代，海洋贸易还处于对外贸易的次要地位，更没有财政意义。

宋朝鼓励海洋贸易，设立市舶司，实行抽解和博买，一开始就以追求经济利益为重，获取市舶收入。宋高宗就反复强调“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乃“富国裕民之本”。元朝继承了宋朝追求经济利益的态度，大力发展海洋贸易，把市舶收入作为国家财政收入，认为市舶与赋税、盐法、商税等一样，乃“军国之所资”。由此可见，宋元两朝已完全不同于汉唐对外贸易目的，第一次以经济眼光和趋利态度看待海洋贸易。

秦汉时期，在人们的认识中，广袤的海洋更多是作为构成“天下”组成部分的虚渺空间。这种情况直到唐代也无根本改变。宋元时期，朝廷鼓励本国民众出海贸易，民众的海洋意识有了根本改变。从《诸蕃志》《岛夷志略》这两记载海商的书中看到，民间海商关注的已是航路、物产、市场、风土、货物等与商业贸易直接相关海外诸国信息。可见，民间已十分熟悉海外市场，海洋不再是神仙世界，而是充满商机、聚财生利的现实世界和生存空间。这种海洋意识催生了沿海民众向海谋生的潮流。

随着海洋意识的新变化，中国海洋活动全面领先于亚洲沿海各国，开始显现海洋大国的地位。宋元海商数量巨大，商品结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具有绝对优势，在亚洲海洋贸易中具有发动机的作用。宋代沿海民众出海贸易之风盛行，贩海之商“江、淮、闽、浙处处有之”。有学者推测南宋东南沿海常年有近10万人涉足外贸，南宋民间海船总数保守估计应有七八万艘。宋代鼓励商人出海与穆斯林商人在东南亚、印度洋沿海带动的早期伊斯兰化两股潮流相互激荡，开创了亚洲海洋贸易的新格局。

宋元南海贸易体系的商品结构，是以中国瓷器和丝绸为主的手工业品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香药、珠宝为主的资源性商品相交换，因技术水平和自然环境的差异而构成了供需稳定、利润丰厚的互补性市场关系。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也有明显优势。《梦粱录》记载，海商船舶大者五千料，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元代海船与宋朝相去不远，二千料船载重约120吨，五千料约300吨。而当时东南亚商船只是载重4吨至40吨不等的帆船。宋元还把指南针运用于航海，并不断完善。

宋元两朝激发出的沿海百姓贸易求利的海洋意识及中国在海洋贸易中的优势，使中国对外贸易真正进入海洋贸易时代，并成为亚洲海域的南海贸易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海洋大国。当然，这也与当时国家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摘编自黄纯艳《宋元海洋意识的新变与海洋贸易时代的确立》）

笺纸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固有的艺术形式和交流载体。表面看来，它的作用就是诗文唱和、书札往来。但是，由于它一产生就和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因此就带有明显的精神印记。

从古代的竹简、木牍到缣帛、纸张，中国的先人们一直在寻找便捷而低廉的文化载体，最后，纸张成了传播信息、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最为理想的媒介，因此，人们对纸张情有独钟。爱美是人的天性。由于素纸不能满足人们审美的需求，便有了染色、砑花、描绘花纹图案等完全出于审美追求的举措。之后，便以雕版、饾版、拱花的形式赋予笺纸更多的艺术含量。可以说，笺纸的发展史不仅是印刷技术的发展史，更是历代知识分子对美的自觉追求史。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因此，各种类型的笺纸都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厚重的根基。比如，博古题材的笺纸向人们展示了古代文明的遗迹，大凡钟鼎、器物、钱币，都是秩序、权威、社会交往的象征；再比如，大量的佛像笺、罗汉笺的印行，无疑是在向人们传播、普及佛教精神；再比如，将山水林泉、高人隐逸作为笺画的题材，也正是在传递一种遗世独立、洁身自好、不随流俗、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气度；再比如，大量蔬果笺、花卉笺的流行，也表现了人们对美好事物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再比如，鱼藻笺、花鸟笺、生肖笺的出现，也在向人们传递大自然的美妙信息，引导人们热爱自然、珍惜自然、顺应自然，等等。

笺纸对于传统文化的普及、传承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在古代，许多作家的作品通过个人题壁、歌女吟唱的形式传播四方。在现代社会，传统文化不仅可以通过图书、报刊、音像、影视等形式进行传播，而且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用具进行传播。作为文房清玩的笺纸，由于它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扮演了传承传统文化的角色。如前所述，笺纸中不仅有图画，而且有书法、篆刻、诗词、掌故，通过笺纸，人们可以重温诗、词、歌、赋的名句，可以品味传统文化的精神。比如，林纾的宋词意笺，陈师曾的杜甫诗意笺，都在很大程度上普及了唐诗宋词。应该说，在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方面，笺纸功德无量。

中国的笺纸内涵丰富，琳琅满目，给人以目不暇接、美不胜收之感。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将笺纸印制成一种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赋予其如此多的文化内涵，使其承载精神追求和人文情怀的使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在关注笺纸的人愈来愈少。随着电脑的普及，微信、短信、邮件的常态化，除了极少数人，已经很少有人再写信了，更遑论用毛笔在笺纸上书写信件和诗文了。如何把笺纸及其文化传承下去，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思考。

（摘编自刘运峰《中国笺纸：微型国画的人文情怀》）

动商与身体认知

动商要唤起人们对身体的重视，要重估身体的价值，要夯实身体认知论的基石。动商是对内部人自身规律运行的研究;基于身体，认识身体的运动和运动中的身体是动商的出发点；超越单纯的物理性和生理性的身体运动研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动商的目标；对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的关照是其人文关怀的表现。身体并非仅是生理器官的组合，而是一个开放的动态场域，它外与天地人事相通，内具生理、心理、精神多重功能。

认识到身体的内外表现，不难看到身体的“内在”即是“商值”:在狭义上表现为运动的天赋和潜能等，这些运动的天赋与潜能主要依附于身体的物理和生理特性之上，如身体的形态学，身高、体重、臂长、腿长等，如生理学上的人体各项生理机能指数。其外在单一的表现为走、跑、跳、投、悬垂、支撑、攀爬等方面的能力；其综合性的表现为速度、力量、灵敏、柔初、协调等方面的能力。在广义上，内在商值表现为通过身体或身体某一部分活动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包括生命活动、生产劳动、身体运动的特质和能力。

身体的“外在”即是“动”，“动”在这里有多层意思：

一是表现为身体天赋与潜能的自我运行。人类漫长的进化史，直立行走是一个关键点。从四肢爬行到两足自立，是生物体运动的结果。进化论认为是环境的逼迫——适者生存，如果仅是环境的逼迫而没有身体内在潜质的延展性功能，这一逼迫所导致的结果就不是进化的成功，而是灭绝。只有身体天赋与潜能的适应性功能与环境逼迫的共同作用，人才迈出了从四肢爬行到直立行走这一关键一步。从进化的这个阶段来看，身体结构、身体思维、身体智能的变化与发展是先于理性先验的，运动技艺是先于智能认知的。

一是通过运动改造来挖掘与开发身体商值——提高个体的生理机能、增强个体的运动机能、促进个体的行动机能，强化个体的心理机能的环境适应性等。运动可以挖掘与开发身体的天赋与潜质，这已是不证自明的命题了。运动所追求的是“更快、更高、更强”，是对天赋与潜质的深度挖掘与开发，从而达到超越自我。以此为出发点的超越自我，不仅是对人的自然属性的提升，也是对人的社会属性的改造。这里的社会属性主要表现为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运动对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改造，使得人类有了创造性的设计并展示这一成就的奥林匹克运动。在奥林匹克运动上，人们尽情地展示着身体的真、身体的善、身体的美;展示着人类的团结与竞争，展示着人类的和平与友谊。

一是通过认识与开发商值来认知客观规律，正如对智商和情商的认识与开发一样。在认知的世界中，人具有主客一体性，他既是这个客观世界中的一员，又是认识这个客观世界的主体。对自身的内视，既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展示。我们知道，不断地审视自身，以及将这种审视推延到外物，是促进人类不断进步的方法。动商不断发现身体具备的天赋和潜质，然后对这些天赋与潜质进行审视——探讨这些天赋与潜质的功能与价值，最后是设计出开发这些天赋与潜质的内容与方法，这一过程蕴含了人的一般的认知规律——发现、分析、解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动商是对身体天赋与潜质的认识与研究，是对身体天赋与潜质科学开发的认识与研究，因此它是人类认知身体的必然内容与途径。

人类的创造性思维与活动，都脱离不了身体的支持。忽视身体本身的存在主体，最终只能陷入虚无的神秘主义。承认身体的地位与价值，由此而发展的身体文化、身体教育与身体艺术等，方才是人类发展的正确途径。以历史为鉴，但凡确立基于身体的“彪焊”“强壮”“尚武”“健康”等认识的封建朝代，都建立了一段辉煌的历史。反观以戕害身体的“禁欲”“缠足”“束腰”“削肩”等认识的朝代，只能快速消亡在历史的长河中。

(摘编自2017年第四期《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覃兴耀)

金石学的兴衰与传承创新

朱凤瀚

①金石学的“金”，主要是指青铜器及其铭文，“石”是指石刻而且主要是指石刻文字。为求将文字资料保存永久而刻于石上，特别是铸于青铜器上，是古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传统。在汉代时，存于简帛上的先秦文献已相当残缺，故商周青铜器铭文与东周以后的石刻文字资料已尤为珍贵。但是这一类文献在北宋以前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②这种情况，直到北宋年间金石学的出现才得到较大改观。研究古代青铜器与石刻能受到学者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金石之学不仅可以证经补史，而且有助于复原古礼，适应了北宋王朝鼓励经学巩固统治秩序之需要。另一方面，金石之学有实证研究色彩，为当时代表进步的史学与文字学发展趋势的学者所推重。北宋时造纸、印刷与墨拓技术得到空前提高，也为金石学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

③清代在康熙朝后，开始极力提倡儒家经典之学，推崇“朴学”以巩固其统治秩序。而清初以顾炎武等为代表的学者，强调“通经致用”，重视考据学及小学，遂将与小学密切相关的金石学推到当时学术高端的地位。清代学者在青铜器与金文研究上有不少建树，而石刻方面则着力更多，研究成果亦趋于系统。但此时期被作为研究对象的青铜器等古器物及相当一部分石刻，仍然是零散出土的，且多属未知共存的器物。同时，对古器物形制变化的脉络及其与铭文的关系始终未能厘清，对铭文虽有考证，亦由于未有科学的古文字学理论且囿于传统史观，故进展不大，且研究的路径与结论始终未能摆脱“证经”之套路。

④金石学作为一门属于特定历史阶段、有特定内涵的学问，基本止步于二十世纪初，但对其研究的主要门类，即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各种古器物）、金文与古代石刻的研究，则继金石学之后获得新生。辛亥革命前后，伴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的学术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被引进，特别是“五四运动”强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理论结合实际的科学方法，促进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1925年王国维发表《古史新证》，倡导“二重证据法”，对中国古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进步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⑤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央研究院”发掘殷墟开始，中国青铜器研究即从旧金石学范畴进入了现代考古学的研究领域，考古类型学被应用于青铜器研究。郭沫若在其名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考释》中，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提出了“标准器法”。1941年出版的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更在青铜器及纹饰的分类、定名诸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1935年唐兰出版了《古文字学导论》，提出了古文字考释的偏旁分析法与历史考证法，促使古文字学脱离开传统金石学与小学的束缚。史学观念的进步也使金文更好地与传世历史文献相联系，使之成为研究古史的重要资料，与此同时，石刻研究亦渐纳入现代考古学与史学的研究范畴。二十世纪以来照相技术与印刷水平的提高成为传统金石学研究门类获得新发展的重要条件。

⑥从金石学的兴衰与金石研究的新生之历程，可以深切地感到，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学术研究，其水平的高低是与时代所给予的政治环境、科学世界观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时代的历史需求密切相关的。

（摘编自2016年7月5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