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自司马迁《史记》以来即有异说。清代学者崇尚考据，对此议论纷纷，如汪中作《老子考异》，力主老子为战国时人，益启争端。钱穆先生说：“老子伪迹不彰，真相不白，则先秦诸子学术思想之系统条贯始终不明，其源流派别终无可言。”大家都期待这个问题有新的解决线索。

过去对于古书真伪及年代的讨论，只能以纸上材料证明纸上材料，没有其他的衡量标准，因而难有定论。用来印证《老子》的古书，大多受到辨伪家的怀疑，年代确不可移的，恐怕要数到《韩非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但这几本书成书太晚，没有多少作用。近年战国秦汉简帛佚籍大量出土，为学术界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地下材料，这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考虑《老子》的时代问题。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内有《老子》两种版本，甲本字体较早，不避汉高祖讳，应抄写于高祖即帝位前，乙本避高祖讳，可能抄写于文帝初。这两本《老子》抄写年代都晚，无益于《老子》著作年代的推定，但乙本前面有《黄帝书》四篇，系“黄”、“老”合抄之本，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术界对早期道家的认识。

郭沫若先生曾指出，道家都是以“发明黄老道德意”为其指归，故也可称之为黄老学派。《老子》和《黄帝书》是道家的经典，在汉初被抄写在《老子》前面的《黄帝书》显然在当时公众心目中已据有崇高位置，不会是刚刚撰就的作品。同时，《黄帝书》与《申子》、《慎子》、《韩非子》等有许多共通文句，而申不害、慎到、韩非三人均曾学黄老之术，这些共通之处可认作对《黄帝书》的引用阐发。申不害和慎到的年代，前人推为战国中期，《黄帝书》不应更晚。至于《黄帝书》与《老子》的共通之处也甚多，如《黄帝书•经法》篇云“王天下者有玄德”，什么是“玄德”，文中未见解释。查《老子》五十一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帛书所讲“玄德”显然由此而来。此例甚多，那么为《黄帝书》所称引的《老子》必须再早上一个时期，也就是不会晚于战国早期。

古书中有关老子和孔子关系的记述很多，但矛盾和可疑之点不少。近来有陈鼓应先生《老学先于孔学》一文，专门讨论《论语》受《老子》的影响，用以证成“《老子》成书早于《论语》”。如《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无为而治”是老子的学说，细味孔子的话，是讲唯有舜称得起无为而治，很像是针对已有的学说而发。《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朱熹指出：“或人所称今见《老子》书。”因此这一条是《论语》引用《老子》的铁证，而且是对《老子》的批评。从这些情形来看，古书所记老子长于孔子，可以认为是确实可信的。

（摘编自李学琴《<老子>的年代》）

跟风与克隆，是当前文艺创作的一大顽疾。时下，文艺上炒剩饭、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做法还较普遍，那些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作品还相当多。一些现实题材、历史题材影视作品，选角不从演员与角色的适配性出发，单纯考虑“流量”，这就是随波逐流、缺乏个性的典型表现。近几年来，《智取威虎山》《战狼Ⅱ》《湄公河行动》等电影作品做出创新突破，叫好又叫座，但我们不能止步于此，还需要趁势推出更多题材、类型、风格作品，进一步拓宽我们的主流文艺。毋庸置疑，一个时代文艺繁荣的重要标志是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大家不断涌现，以及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佳作大量被创作出来。而缺乏艺术性是文艺创作危机的突出表现。解决跟风与克隆、缺乏艺术个性等问题，是筑造文艺高原、造就文艺高峰的当务之急，迫切需要引起文艺创作者的重视，蓄力突破、开拓新境界。

文艺重要职责在于创造美好明天，由或然创造出必然，保存人类对世界的独特认识，呈现人类对世界的希望憧憬，引领人类建构生存的意义。对生活有独特发现，深具思想穿透力和表达冲击力，是艺术创造个性的体现。有自己创作根据地和艺术主见的作家艺术家敢走他人未曾走过的路子。比如，金宇澄作为编辑看到过大量“打扮很不一样，文字很一样”的作家，他写作《繁花》时便有意要“显示文字的自我，把自己跟别人分开，改变通常的叙事”，他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中国人的语言方式有着巨大的特异性，中国小说自身有传统，我们一旦在艺术表达上无力，就需要到传统里去寻找天感。《繁花》有意打破翻译体对当代小说创作影响深入骨髓的现实，显示出中国气派的不同气质与力量，这部小说成为一个独特存在。作家、艺术家的文化积累、修养底蕴、文化自觉是达成艺术个性的重要条件，而艺术创造的个性也需要全社会的鼓励与呵护。

（选自2018年5月4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相比以前的更新换代,5G网络是一次更大的飞跃。事实上,高通在其网站上宣称5G的“革命意义可与汽车和电力相比”。

显然,5G网络会比4G快得多一在实际应用中,一部5G手机配合上5G网络环境,网速可达4G的9-20倍。而5G网络下的延迟也只有4G的1/10。

5G的到来也意味着流量的巨大提升—到时候,几乎所有的手机套餐都会提供廉价而且真正不限量的网络流量。另一个巨大的变化在于:5G不仅仅是为手机设计的。它体现的是一个网络无处不在的新世界,无论是电子设备、工业机器,还是农用机械甚至汽车,都会接入网络。举例来说,5G协议允许一些数据插队,在其他数据之前进行传输。也就是说,在2023年,当两辆自动驾驶汽车需要通信以避免碰撞时,它们的数据可获得比你正在线观看的《星球大战》更高的优先级。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因5G而兴奋不已。这一新标准之所以能够提升速度,一方函需要更高效地利用现有的网络频段,另一方面也需要占用毫米波频段。毫米波基站只有150米的覆盖范国,这也就是说网络服务商不仅需要升级现有的收发设备(小型基站),它们还需要安装更多的基站。

(摘编自《5G会带来什么》,美国《环球科学》2018年11月14日)

材料二:在这个机会重重、激流暗涌的时代,有两个城市有望成为5G领域的全球领导者。芬兰的奥卢是一个多雪的城市,在无线通信方面耕耘50余年;7600千米之外的中国深圳,也凭借自身技术优势成为移动网络领域的后起之秀奥卢拥有两家顶级高校和无数高级研究中心,是芬兰最受学生欢迎的城市,也是芬兰创新教学理念的先行者。同时该市公共部门、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公司之间由来已久的合作文化也进一步强化了当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而从全中国范国来看,深圳的高校不仅数量校少,学术水平和顶级大学相比也有一定差距,即便如此,这一教育劣势并未让深圳失去人才克特,因为当地提供了大量针对人才的优息政策。大学毕业生在深圳落户难度不大,还能获得一次性住房补贴。此外,在世界500强企业工作过的首席执行官或知名学者甚至可以获得数百万元的安家费。

(摘编自《5G,谁主沉浮》,《人民周刊》2018年第6期)

材料三:一段时间以来,部分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对中国华为公司及其主导的5G技术无端猜疑、横加指责甚至肆意抹黑安全性是一些西方国家抹黑华为的重点。5G技术将开创“万物互联”时代,与人类未来生活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其安全性受到广泛关注很正常,没有哪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会在此问题上“天真”,对5G技术采取慎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何认识判断5G技术的安全性,还是要用科学和事实来说话。归根到底,安全性是个技术问题,应根据科学和事实做出分析判断。从政治考量或认知偏见出发“扣帽子”“打板子”,制造恐慌心理,甚至施压胁迫,其结果就是欧洲等地区业界以及舆论普遍指出的,只会导致自身5G普及的速度变慢,错失新技术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损害普通消费者的利益,损人害己。

网络安全是复杂棘手的全球性挑战,只能通过国际社会合作应对,5G时代更是如此。在应对网络安全挑战方面,中欧应该保持有效沟通,善加利用联合国系统内和中欧之间的网络安全对话机制,而不受不良舆论的干扰和误导。

(摘编自《让合作成为5G时代的关键词》,《光明日报》2019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