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是指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解决全球性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二战后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形成的，它既有适应当时客观条件的一面，也有不完善、不合理、不适应新形势的一面：特别是2008年国际全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国际力量此消彼长以及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全球治理的难题日益凸显。

全球治理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的公共属性。贸易投资自由化、移民问题、环境保护、互联网治理、反恐等问题事关所有国家的利益，但全球治理的提供者通常并不能独享全球治理所带来的收益，因而缺乏供给的积极性。这就会引发全球治理中的供需失衡：一方面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供给不足。这种失衡被称为“全球治理赤字”。消除这种赤字是全球治理面临的一大难题。

全球治理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规则的非中性。作为全球治理的核心构件，际规则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以温室气体减排为例，倘若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执行同样的减排标准，发展中国家将难以承受。而且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污染严重的初级产品加工多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如果执行同样的减排标准，对发展中国家很不公平。而且全球治理又长期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不能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因而，推动全球治理民主化是全球治理面临的又一难题。

全球治理还存在一个“发展缺位”问题。全球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然而，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不能保证所有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获得发展机会，同时也不能保证所有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群体获得同等的受益机会。这也是当前出现逆全球化浪潮的主要根源。而这种浪潮又给全球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新挑战。其一，逆全球化浪潮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全球治理的基础。当各国都奉行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时，全球治理就失去了意义。其二，在副际层面，解决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难题需要大国作出更多努力，然而，个别大国拒绝提供公共产品，严重削弱了全球治理的功效。其三，少数大国奉行以邻为壑的对外政策很可能会导致国家间的冲突，那么全球治理就有陷入瘫痪的风险。

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大国正在失去应对的积极性和动力，而众多小国则缺乏应对能力。这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就成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的最佳方案。

(李向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全球治理改革方向》，有删改)

①我们读杜诗，最好是分年读。拿他的诗分着一年一年地来考察他作诗的背景。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什么年代，什么背景下写这诗，我们才能真知道杜诗的妙处。后来讲杜诗的，一定要讲每一首诗的真实用意在哪里，有时不免有些过分，而且有些是曲解。我们固然要深究其作诗背景，但若尽用力在考据上，而陷于曲解，则反而弄得索然无味了。但我们若说只要就诗求诗，不必再管它在哪年哪一地方为什么写这首诗，这样也不行。你还是要知道他究竟是在哪一年哪一地为着什么背景而写这诗的。至于这诗之内容，及其真实涵义，你反可不必太深求，如此才能得到他诗的真趣味。倘使你对这首诗的时代背景都不知道，那么你对这诗一定知道得很浅。他在天宝以前的诗，显然和天宝以后的不同，他在梓州到甘肃一路的诗，显然和他在成都草堂的诗有不同，和他出三峡到湖南去一路上的诗又不同。我们该拿他全部的诗，配合上他全部的人生背景，才能了解他的诗究竟好在哪里。

②中国诗人只要是儒家，如杜甫、韩愈、苏轼、王安石，都可以按年代排列来读他们的诗。王荆公诗写得非常好，可是若读王诗全部，便觉得不如杜工部与苏东坡。这因荆公一生，有一段长时间，为他的政治生涯占去了。到他晚年，在南京钟山住下，那一段时期的诗，境界高了，和以前显见有不同。

③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我第一次读苏诗，从他年轻时离开四川一路出来到汴京，如是往下，初读甚感有兴趣，但后来再三读，有些时的作品，却多少觉得有一点讨厌。譬如他在西湖这一段，流连景物，一天到晚饮酒啊，逛山啊，如是般连接着，一气读下，便易令人觉得有点腻。在此上，苏诗便不如杜诗境界之高卓。此因杜工部没有像东坡在杭州、徐州般那样安闲地生活过。在中年期的苏诗，分开一首一首地读，都很好，可是连年一路这样下去，便令人读来易生厌。试问一个人老这样生活，这有什么意义呀？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是他处在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我们读诗，正贵从各家长处去领略。

（节选自钱穆《谈诗》有删改）

2016年11月30日，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遣产代表作名录。“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

二十四节气”形成于中国黄河流域，以观察该区域的天象、气温、降水和物候的时序变化为基准，作为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的时间指南逐步为全国各地所采用，并逐渐得到扩散和传播，最终为多民族所使用、共享。作为中国人持有的时间知识体系，“二十四节气”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期，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很显然，这正是它能够成功申遗的最根本原因。

“二十四节气”图

（编自《有度百科》，有删改）

然而对于很多现代人，尤其是很多年轻人来说，对它的制造成功却可能有些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标准的“老黄历”了，对现代人的生产、生活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尽管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类对气候、天气的预測与利用的水平也越来越高，“二十四节气”对于农事的指导功能硝实有所减弱，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数千年，但是“二十四节气”在延续过程中所产生的“误差”却很小，现在的农田作物耕种基本上没有脱离原来的节气規律所以在中国北方农村地区，极多农村居民可能不知一些現代节日，但是对于“二十四节气却耳熟能详，并且仍旧在根据它们在指导和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

“二十四节气”的影响显然不仅仅限于农事耕作，它已经全面渗透进我们的生活。比如很多地方的百姓会按照“小雪腌菜，大雪腌肉”来准备自己的生活物资；比如清明吃青团、立秋吃西瓜的风俗依旧流行。尤其是每年到了冬至时节，到底是应该吃饺子还是吃汤圆，南北方的网友几乎每年都要“论战”一备，彼此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也正是在这样的“论战”当中，继承、传播和弘扬了传统文化，增加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而网友对这种“论战”的参与热情，显然也正是“二十四节气”在现代社会仍旧深具影响力的证明。

“二十四节气”既是古人智慧的一种结晶，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和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与我们現在所提倡的重视自然规律和生态保护，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谋而合，也就意味着它仍旧具有较强的現实价值和意义。

犄编自《新华网》，有硎改）

在国际气象界，“二十四节气”这一时间认知体系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专家认为，这次成为人类非物质代表作，除了表明其作为中国人文化认同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中国对于整个人类的文化貢献。对于促进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有非常大的意义。

中国艺术研究院苑利说，由“二十四节气”而生成的农耕经验在实践过程中，由乡村社会来传承。因此，申办成功后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项目的尽快落地-让真正的传承者发挥作用，以显示出项目自身应用的社会效益。

文化部非遗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二十四节气”的传承和保护任重道远，将以此为一个新的起点，根据已定的保护计划，与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一道积极实施系列保护措施，认真履行各项义务和责任，让更多的国家、社区、群体和个人认识、了解“二十四节气”这一知识体系及其实践活动。同时，创造条件确保相关社区和群体在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与保护的行列中来，激发其积极性和自觉性，使“二十四节气”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有删改）

我国古代历史上生活着一类特殊群体，他们不以官职论高低，不以财富论成败，进可拜将封相，退则遨游山野，功成不倨，恃才不傲，平生致力于修身养性，治国安邦，这就是“士”。士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升华和瑰宝，其立身之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其结晶则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

古代的“士”是指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的阶层。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处于“官”与农工商“小百姓”之间的“各界人士”，尤指古代的读书人。士的社会特征就是不当官，不掌权。一旦当官就叫“步入仕途”或“入仕”。按这个特征来界定，如今仍然存在着“士”这个阶层。教授、专家、学者、作家、记者；卫生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商界及其他各型的知识分子，凡“学而不仕者”，皆属士的范畴。传统的士讲风骨，重操守。尽管他们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却极自尊，重义轻利。士尊崇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们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他们以国为家，倡导“天下为公”；他们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腰无半文，心忧天下”是他们的写照。指点江山、著书立说、“志在天下”是他们的社会属性。士的社会特征及属性，决定了他们创造及发展的文化内容，由人及家，由家而国，由“小术”至“大道”，无一不与国家民族有关。

当道者对士的态度大多优礼有加，故“礼贤下士”之古风作为美谈。这种文化土壤栽培出的中国读书人，历来将读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关心国事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优良传统，这是其他各国没有的社会及文化现象。

中国的士人之“气”，由于恪守的原则太多，往往有几分执着的“呆气”。故士人虽有可敬可爱之处，却往往被视为迂腐的“书呆子”。尽管如此，士仍有着不可小视的社会能量。由于他们居于承上启下的社会地位，又无权以谋私，加之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故往往能以较客观的眼光来洞察社会。有时甚至有“一言九鼎”、“一言兴邦”的社会效应。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而是融会了诸子学说的“士文化”。士文化的本质，于人讲立身，于国论治道。这种文化尽管萌生于封建时代，但它并不是封建文化，而是饱含善良文化基因、刚柔并济、博大精深和充满了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型民族文化。孔子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均贫富、缩小差距的最早立论。而士文化所憧憬的“大同”社会就是中国古版的“共产主义”。令西方不理解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但不崩溃，反而如日中天？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可提供历史的答案。

中国的士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文化景观，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否则，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法宝之一就是团结党外的仁人志士。仁人志士的共同标准就是爱国。尽管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一开始就对士及士文化有过“焚书坑儒”灭绝性的剿杀，更有长达1300多年制度性地长期禁锢与扼杀，但士人及士文化中以国为家的浩荡之气却与世长存，雄风不衰，并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国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