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虽然对于新输入之西方工艺的鉴别还没有标准，对于本国的旧工艺，已怀鄙弃厌恶心理。自“西式楼房”盛行于通商大埠以来，豪富商贾及中产之家无不深爱新异，以中国原有建筑为陈腐。他们虽不是蓄意将中国建筑完全毁灭，而在事实上，国内原有很精美的建筑物多被拙劣幼稚的——所谓西式楼房或门面——取而代之。主要城市今日已拆改逾半，芜杂可哂，充满非艺术之建筑。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市民毫不觉可惜。雄峙已数百年的古建筑，充沛艺术特殊趣味的街市，为一民族文化之显著表现者，亦常在“改善”的旗帜之下完全牺牲。这与在战争炮火下被毁者同样令人伤心，国人多熟视无睹。盖这种破坏，三十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

②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文化，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及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以客观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唤醒社会，助长保存趋势，即使破坏不能完全制止，亦可逐渐减少。这工作即使为逆时代的力量，它却与在大火之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急不容缓的性质。这是珍护我国可贵文物的一种神圣义务。

③如果世界上艺术精华，没有客观价值标准来保护，恐怕十之八九均会被后人在权势易主之时，或趣味改向之时，毁损无余。在欧美，十九世纪以前，古代艺术的破坏，也是常事。幸存的多赖偶然的命运或工料之坚固。十九世纪中，艺术考古之风大炽，对任何时代及民族的艺术才有客观价值的研讨。保存古物之觉悟即由此而生。即如此次大战，盟国前线部队多附有专家，随军担任保护沦陷区或敌国古建筑之责。我国现时尚在毁弃旧物动态中，自然还未到他们冷静回顾的阶段。保护国内建筑及其附艺，如雕刻壁画均须萌芽于社会人士客观的鉴赏，所以艺术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④今日中国保存古建筑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将来复兴建筑的创造问题。欣赏鉴别以往的艺术，与发展将来创造之间，关系若何我们尤不宜忽视。

⑤我国今后新表现的趋势又若何呢？

⑥艺术创造不能完全脱离以往的传统基础而独立。  。艺术的进境是基于丰富的遗产上，今后的中国建筑自亦不能例外。

⑦今后为适应科学动向，我们在建筑上虽仍同样的必需采用西洋方法，但一切为自觉的建设。由有学识、有专门技术的建筑师担任指导，则在科学结构上有若干属于艺术范围的处置必有一种特殊的表现。为着中国精神的复兴，他们会作美感同智力参合的努力。这种创造的火炬已曾在抗战前燃起，所谓“宫殿式”新建筑就是一例。

⑧但因为最近建筑工程的进步，站在最清醒的建筑理论立场上看来，“宫殿式”的结构已不合于近代科学及艺术的理想。“宫殿式”的产生是由于欣赏中国建筑的外貌。建筑师想保留壮丽的琉璃屋瓦，更以新材料及技术将中国大殿轮廓约略模仿出来。在形式上它模仿清代宫衙，在结构及平面上它又仿西洋古典派的普通组织。在细项上窗子的比例多半属于西洋系统，大门栏杆又多模仿国粹。它是东西制度勉强的凑合，这两制度又大都属于过去的时代。它最像欧美所曾盛行的“仿古”建筑。因为糜费侈大，它不常适用于中国一般经济情形，所以也不能普遍。有一些“宫殿式”的尝试，在艺术上的失败可拿文章作比喻。它们犯的是堆砌文字，抄袭章句的错误，整篇结构不出于自然，辞藻也欠雅驯。但这种努力是中国精神的抬头，实有无穷意义。

⑨世界建筑工程对于钢铁及化学材料之结构愈有彻底的了解，近来应用愈趋简洁。形式为部署逻辑，部署又为实际问题最美最善的答案，已为建筑艺术的抽象理想。今后我们自不能同这理想背道而驰。我们还要进一步重新检讨过去建筑结构上的逻辑；如同致力于新文学的人还要明了文言的结构文法一样。表现中国精神的途径尚有许多，“宫殿式”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⑩要能提炼旧建筑中所包含的中国质素，我们需增加对旧建筑结构系统及平面部署的认识。构架的纵横承托或联络，常是有机的组织，附带着才是轮廓的钝锐，彩画雕饰，及门窗细项的分配诸点。这些工程上及美术上措施常表现着中国的智慧及美感，值得我们研究。许多平面部署，大的到一城一市，小的到一宅一园，都是我们生活思想的答案，值得我们重新剖视。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游憩，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现在我们不必削足就履，将生活来将就欧美的部署，或张冠李戴，颠倒欧美建筑的作用。我们要创造适合于自己的建筑。

（节选自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

布依族民居

布依族在历史上发展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传统民居建筑文化，发展至今已经形成成熟的木或木石结构两种形制，其中黔南、黔西南、黔西地区的布依族山区仍然以传统的木制干栏为主，而黔中地区的布依族则以石制干栏为盛行。

布依族源于我国先秦时期的百越人。考古学家们在原百越民族的发祥地和分布地，陆续发现了最早7000多年以前古越人的一些建筑遗址和铸型，说明了干栏式建筑是百越人典型的居住形式。

布依族的干栏式民居建筑是我国最早的民居形式之一，它与庭院式、穴居式、蒙古包式等建筑类型有很大区别。其房屋顶一般为悬山式，还有少量的歇山顶和重檐，由于对汉文化的借鉴，也有少量硬山式的屋顶、外围加上高高的马头墙护体防火防风。

就布依族村寨的布局结构而言，布依族村寨依山傍水，依山势而建，面临从深远的山谷迂山越坎而来的河流小溪。布依族人聚族而居，族是由若干个有相近或相连血缘的房族构成的；房族又是由若干个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构成的；大体上一个房族居住在一个共同的地段内，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功能单位。

布依族传统民居中的室内呈“H”型布局，这正是受儒家文化敬天法祖治世观念影响的体现。中心为中厅也称堂屋或明堂，普通百姓的一切祭奠及重要活动都可以在中厅完成，例如婚丧嫁娶、祝寿贺宴等。中厅一般是正南坐向，即古文献所讲的“感天地，正四方”。

无论是传统的木架结构还是石板结构，通常情况下都分上、中、下三层。由于布依族是田间稻作的农耕民族，所以其居住空间也与他们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紧密结合，与其思想信仰、生活习俗密切相关。

中层是房屋的主体，里面包含有火塘、伙房、中厅（堂屋）、卧房。火塘是布依族的主要生活场所。根据房屋的形式，火塘有不同的设置，居住在平地楼的布依族，火塘一般设在一楼，但对于大部分的布依族而言，火塘都设置在二楼堂屋靠里侧一间，在室中间挖小坑，四周垒石条或砖，火塘内铺草木灰，中间一般置放三角铁架，用于安放烧饭煮菜的锅具。火塘正上方悬挂一长方形吊炕或吊钩，作为熏制和烘烤食品之用。

伙房即厨房，是布依族从火塘生活形式逐步发展过渡而来的布局形式，伙房里垒有灶台，放有碗柜，布依族做饭做菜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了伙房，而火塘只是冬季烤火、年节熏烘腊肉之用。堂屋是布依族整个家庭的重心，堂屋整个空间有四根大的穿枋穿构而成，这四根穿枋人们称呼为“四大落雁”。

在堂屋正中的墙面上会搭神台，用来供奉家神。他们的神台装饰得精致大方，年节或家里有什么大事都要先供奉祖先，希望取得祖先庇佑，确保家人安康、家畜兴旺。

堂屋后室设老人卧室，两侧各分两室。老人的卧室比较简洁，年轻人的卧室布置得相对新整。室内的家具都为木质上漆，格调古色古香。

最上层为房屋顶棚，用于搭建粮仓和堆放一些不常用到的农具。

（选自《百科知识》有删改）

在文学批评研究中，人们往往以“不平则鸣”来阐释诗人作家的不幸和痛苦生活遭遇对于创作的积极作用，并且把它与“发愤著书”“穷而后工”作为同一理论源流。这种阐释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仍需略作辨析，以期比较全面准确地理解“不平则鸣”的原意。

“不平则鸣”一语的原意是什么呢？假如把“不平则鸣”单纯解释为对于不公平事情的愤慨，则《送孟东野序》中出现了大量难以解释甚至矛盾之处。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认为，韩愈既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而文中却以唐虞时代的皋陶、大禹、殷代的伊尹、周代的周公等等为“善鸣者”，这些人都是成功的政治家，似乎难和“不平”扯到一起；而且文中还说“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等等，这就更谈不上“不平则鸣”了。

韩愈此文是否有矛盾，关键在于“不平”一词的内涵。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钱先生这个解释是很有见地的，它纠正了以往一些对“不平”的狭隘理解。

我以为，“平”，是指平常、平静、平衡、平凡等；“不平”则是指异乎寻常的状况，既可指事物受到压抑或推动，也可指事物处于发展变化，或充满矛盾的状况。总之“不平”所指甚广，并不特指逆境；“不平则鸣”应是指自然、社会与人生当处于不寻常的状况之中，一定会有所表现。

当人类社会处于变革动荡之时，总是会出现一些“善鸣”的人物。这可以是盛世，如唐虞的皋陶、大禹、殷商的伊尹、周代的周公；也可以是乱世衰世，如“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可以“以道鸣”，如孟子、荀子；可以“以术鸣”，如杨朱、老子、韩、张仪、苏秦；也可以以诗文鸣，如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杜甫。

韩愈认为孟郊是一个“善鸣”的诗人，但不知道老天爷是让他“鸣国家之盛”呢，还“使自鸣其不幸”，不过不管哪种情况都不会影响孟郊的“善鸣”，所以劝他不必为处境顺逆而“喜”“悲”。为什么后来的读者理解“不平则鸣”往往偏重于不幸、愤懑这一方面的含义呢？这是因为孟郊本来就是一个穷苦的诗人，其诗多是贫寒之声，而韩愈对之也寄以深厚的同情。

赵翼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动荡的时代为诗人提供创作的题材和动力，故往往产生感荡心灵的作品，这固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一个繁荣昌盛又比较自由的时代，也可以产生伟大的诗人作品来“鸣国家之盛”。中国古代的隆汉盛唐也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就诗人创作而言，“穷而后工”固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但达者只要不是过着平庸的、碌碌无为的生活，只要能敏锐地把握时代与生活的变化，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也完全可以写出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