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官印为何由方变圆？

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圆形官印出现之前，方形印章是不二之选。但是，方形印章在当代中国却有了不同命运，仅存的硕果是人民币背面的“行长之章”和“副行长章”，而圆形公章已通行于世。

中国最早的印章出现于春秋时期，当时文字写在竹简上，印章主要是用来钤印封泥，起到保密作用。《周礼•地官•司市》有“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的记录，当时公私印章都可以称为“玺”。秦始皇规定玺为天子专用，臣民印章只能称为“印”。

中国印章图案最初完全由文字组成，字形的形体美对印章布局之美起决定作用，最常见的是篆书，宋元以后隶书、楷书和各种宋体书也开始出现在印章中。由于汉字本身结构，无论采用何种文字入印，汉字整体形状都呈方块状，为体现对称之美，从秦代到明清，皇帝、王侯、官署的正式印章都是方形的。

《大明会典》和《大清会典》对印章的规格和尺寸做了规定。皇帝、皇后、太后、太子、亲王的玺印称为“宝”或“玺”，用玉和金制作，印钮为龙或龟。正一品至九品官员的印章用银或铜铸造，印的边长从三寸四分到一寸九分、厚度从一寸到二分二厘不等。文官的印钮均为直钮，只有御史的印钮上面有穿孔，而总督、将军等高级武官的印钮为虎钮。

古代玺印中青玉地位高于白玉。明初六玺中，等级高的天子之宝、信宝、行宝是青玉制，次一级的皇帝之宝、信宝、行宝是白玉制。金玺再低一级，主要是皇后、太后、太子用。这些宝玺分别用于不同的场合。比如祭天时用“皇帝奉天之宝”，颁发诏书用“皇帝之宝”，祭享百神用“天子之宝”，调兵征伐用“皇帝信宝”，调发番兵用“天子信宝”，册赏赐劳用“皇帝行宝”，册封藩邦用“天子行宝”等。

《大明会典》中记栽的明朝传国宝玺有二十四方。清朝的传国玺在乾隆时期最终完备，大体上仿照明朝，但增加了一颗“大清嗣天子宝”•变为二十五方宝玺。此外，乾隆帝传位嘉庆后，又用青玉制作了一方“太上皇帝之宝”，但这方宝玺只使用了一代。

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制作了五方印玺。1927年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后，着手制作五方新国玺，其设计尺寸均大于袁世凯时期的旧玺。1949年以前中国普遍使用方形公章，例外情况:一是圓形的邮政印章（邮戳），一是中国海关日戳。目前收藏于***才有资格使用。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常常被人叫做“礼乐文化”。所谓“礼乐文化”，也就是明确表明在这种以培养人格、造就文明社会为目的的文化中，礼乐起着核心的与基本的作用。其中，乐既是个人修身成德的途径，也是理想社会和政治的旨归。这与古人对“乐”的认识有关。

虽然儒家一直讲圣人制礼作乐，实际上古人并不将乐视为纯粹人为主观的产物。乐之本，在天不在人。古人将十二律与十二月相配，将五声对应于五行或四季，在现代人看来是牵强附会甚至是无稽之谈，却未看到古人的良苦用心。音律是由人制定的，但却是“天之道也”。音乐与人的主观情感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更不是情感的产物。一方面，与乐相比，人的情感是主观相对的，因人因地因事而不同，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写到：“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其哀乐之怀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另一方面，悲伤的音乐未必使听者悲伤，喜庆的音乐也未必使听者开心。

乐如果本出于天，为何又是人的产物呢？这是现代人才会有的问题，现代人相信天人永隔；对于古人来说，天人有别，但天人相通：“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天道运行有一定的节律，《史记·律书》中说：“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天所以成孰万物也。”天之节律即人之节律，此节律也是人事的最高规范，依它行事，天下太平，万物和谐，人心安泰，即为王道。所以《乐论》中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

因此，乐作为一种政治教化的体制，它的规范应该具有绝对普遍性，不能因人因事因地而异，因为这种规范性乃人类伦理生活的基本原理与范式，它绝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具有先天的绝对性。否则，它就不再是一种公共的体制而只是私人产物了。教化如果变为实现任何个人或人群的利益的工具，便不是教化，而是洗脑了。圣人不是根据自己的意见，而是承袭天道作乐。正如阮籍所说：“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礼乐乃是“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而不是圣人出于一己之私的发明。

但是，不管怎么说，乐之本质虽然是客观的，它的具体表现却是极为感性的，所以即便是嵇康，也从未否认乐对人情感的巨大作用，“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但乐不是像大笑或哭泣那样的纯粹私人情感的宣泄；乐是通过感性的方式使人扬弃了自己狭隘的主观性而上升到存在和宇宙的普遍性，达到人生和世界的理想状态，使宇宙人生因此变得完美。

（摘编自张汝伦《论“乐”》）

大约进入21世纪以后，技术早已不再是社会发展的“工具”和“手段”，而成为人类自己为自己制造出的一个强大对手。自从 Alpha Go与 Alpha Zero相继诞生，人们开始对于技术的自我增长产生了普遍的恐惧。人工智能——人的这个创造物战胜人的神话正在从科幻小说中走出来，变为现实，哲学家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科学技术的挑战。

人类生存的每一次危机都需要哲学家的关注。哲学，虽然是一种爱智慧的学问，但却根本上以关注人的生存为己任。技术，原本作为一种人类知识力量的外化形式，曾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的手段。因此，当年法国哲学家笛卡尔那句尽人皆知的“我思故我在”，其所设立的不仅是哲学的第一原理，也为知识以及科学和技术设定了第一原理。从此科学研究就可以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任意驰骋，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笛卡尔的哲学原则告诉我们，人（我思的主体）成为了整个世界的理论根据，人作为世界主体，人也就成为了世界的上帝。

现代社会就是人这个上帝创造出的一个人化世界，如今这个上帝正在制造一个自己搬不起来的石头，于是终于开始恐慌，仿佛这一境遇是人类从未遭遇过的挑战。其实，今天人工智能对人类存在造成的危机与二战期间原子弹爆炸所带来的恐慌并无二致。它所表达的都是技术对于人类生存构成的威胁。在哲学上，我们可以用知识论与存在论的对抗性关系来概括这一危机。技术本质上是哲学知识论的必然后果，其基本的诉求是试图将世界上存在的一切都进行形式化的抽象，也就是说，将一切都还原为抽象的数字，从而适用于可计算性。而存在论，则意味着对于人自身的关照，其中人的情绪、情感成为了关照的重心。那些对于人工智能充满信心者，以及那些对于人工智能所产生的威胁忧心忡忡者都不过是知识论的拥趸:而大部分的哲学家们都可能会立足于存在论，而对于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威胁不以为然。原因不难理解:人工智能能够完全替代人的玄想之所以能够成立，关键在于你将如何看待人的属性。如果你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一个可以被还原为一组组数字，如同一部巨大机器上的零部件，他每一时刻的行为都是被规定好的，他未来的每一种可能性都可以被计算出来，那么你当然会觉得人可以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但如果你认为人生就是偶然性事件串联在一起的一场戏剧，其间上演着的毎一分钟都包含非确定性，它的精彩是不可预期的，那么你根本不会相信任何一部机器可以完全替代你的存在。

人工智能在今天社会所带来的恐慌，一方面源自于资本的诉求，其有意制造话题，以便敞开新的利润増长点，另一方面，则源自于人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被知识论的抽象原则所操控。比如人有了身价，成为了可买卖的商品，人的工作时间十分固定，以至于一天的生活与一个月每一天的生活毫无二致。这在哲学家看来是一种典型的非人的存在样态。人工智能所代替的，也只能是非人之人，而非人本身。

正是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产生了一个契机，它让人可以突然越来越自省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人类活动当中究竟有多少是不可计算的部分，以便将我与机器区分开来。是的，正是人工智能，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人本身”。

（作者:夏莹，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