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国文化繁荣兴盛，国家文化软实力明显提高。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在文化商业化浪潮的助推下，“娱乐至上”的文化泛娱乐化现象开始出现。警惕文化泛娱乐化、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文化泛娱乐化，简单地说就是娱乐价值被推至文化的一切领域，是否有娱乐性、能否取乐成为衡量文化产品价值的法则。在“娱乐至上”的价值追逐中，历史可以被戏说，经典可以被篡改，崇高可以被解构，英雄可以被调侃。近年来层出不穷的‘牡甫很忙”“李白很酷”等名人恶搞事件，各类选秀、真人秀的强力圈粉，都是文化泛娱乐化的表现。追求上座率、获得收视率、博取点击率是文化泛娱乐化背后的动力，受众心理上图消遣、求轻松、避思考的倾向是文化泛娱乐化赢得市场的重要原因。当众多严肃的新闻、正统的历史、经典的叙事以“娱乐”包装的形式呈现时，其负面作用不可小觑。

文化泛娱乐化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价值观念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受到侵蚀。“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是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民族都要面对的哲学追问，帮助求解这些追问是文化的深层意义与存在价值。首先，文化泛娱乐化冲击主体身份认同，动摇对“我们是谁”的认知。主体身份认同是主体对自我身份的认可与赞同。中华民族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基于“我们是中华儿女”新东方身份认同而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民族文化能够帮助回答“我们是谁”的追问。然而，文化泛娱乐化在戏说、调侃、恶搞中解构宏大叙事，使民族文化碎片化，动摇了对“我们是谁”的认知。其次，文化泛娱乐化冲淡民族历史记忆，模糊对“我们从哪里来”的追寻。民族历史记忆具有唤醒民族情感、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功能，它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文化泛娱乐化将娱乐价值置于历史价值之上，为了娱乐可以随意篡改、编造历史，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推波助澜，模糊了对“我们从哪里来”的追寻。最后，文化泛娱乐化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弱化对“我们到哪里去”的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引领。文化泛娱乐化背后充斥的物质欲望、个人主义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弱化对“我们到哪里去”的引领。新东方面对文化泛娱乐化，我们必须增强文化自觉，共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增强文化自觉，共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既要求文化生产者主动担当，又要求文化消费者能动省思。文化生产者的主动担当主要指文化生产者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生产导向，坚持追求真善美，冲破以取乐为目的的文化产品生产模式。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文化生产者要努力挖掘时代元素，让自己的文化产品与优秀传统文化对接、与未来发展趋势对话，传播好真善美。文化消费者的能动省思主要是指文化消费者在消费文化产品时要竖持主体思考的能动性，坚持高尚的精神神追求，不为哗众取宠的泛娱乐化作品买单，不在文化泛娱乐化中迷失自我。只要文化消费者始终坚持追求文化精品的品位，对戏说历史，篡改经典，解构崇高，调侃英雄坚决说不，文化泛娱乐化就会失去生长空间。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时代的盘子里一定有珍珠

杨延文

①几十年来，我一直奉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坚信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坚守艺术的价值乃创造。

②生活是美好的。画家要重视从生活中寻找艺术感觉。现在许多画家图省事，以拍照代替写生，但人的眼睛的视域和观看方式，是相机所无法替代的；画家在现场对艺术感受的捕捉，更是后期根据图片等资料进行整理所无法弥补的，须知无论摄影技术多发达，拍照片都无法代替写生。现在人们对“个性”特别看重，都想表现自我、张扬个性，为了这些，有些画家甚至连生活都不要了，这是不对的。画家必须到生活中发现素材，然后才能有所创造。也只有融入生活，具有时代的精神、时代的语言，符合时代要求，艺术作品才能具有感染力，给人以启迪。

③画画的人还要重视理性思考。我个性要强，在艺术上更不屑拾人牙慧。我一向认为，艺术本来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破除不需要的，立别人干不来的，那中间就有你了。尊师吴冠中先生熟谙西方绘画精神，又深会中国绘画意境，他一生致力于“中西融合”的创造精神深深影响了我。我又从董寿平、李可染、亚明、许麟庐等中国画大家那里受到启发，努力在中国画创作中形成自己的风格，并不断精进，与已有艺术风格保持距离，尝试突破前人的格局。

④书画家还要珍视自己的艺术才能。因为只有具有艺术才能并能够珍视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历史证明，一个翰墨家，不磅礴睥睨，没有凌厉百代的雄心，岂能在艺坛立足？就像著名书画家林散之所说，书画家必须“争千秋”！

⑤珍视艺术才能，就是珍视艺术标准和艺术创造力。画家对社会的贡献可谓“嘴一份，手一份”。“嘴一份”是要能说出有足够影响力的话语；“手一份”是手头必须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只给后人留下作品还不够，还要留下思想。历史上的艺术经典，其主要特征便是能够给人以启示，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创造力和前瞻性。所以我认为，所有的传统，在当时都是创新。因此，我也一直在不断突破自我，反对重复别人、重复自己，时时尝试创新。因为任何一种传统的技巧或表现方法，都无法承载今天这么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对艺术更新、更高的要求。我们只有按照时代精神出新，艺术才能完成应有的使命。

⑥如今，人民对文化精神生活有着越来越高的需求，但相当一部分从业者却在误导群众：一些画家有“山寨王”思想，自己擅长什么就说什么好；一些画家成了“礼品加工厂”，市场需要什么创作什么；一些展览一味求大；一些作品一味求大；再加上批评家失语，以及艺术品市场炒作等问题，艺术的普及工作，常常非但不能提高群众的审美，反而影响人的艺术判断力，令艺术标准似乎更加模糊……因此，真正的艺术家，需要保持一份艺术的初心，更需要一种定力。时间是判断艺术的最好标尺。

⑦要有所创造，艺术家还需要一些质疑精神。上世纪80年代，我曾对传统山水的“三远法”提出质疑，认为这在绘画的空间再造方面，对现代人而言是一种桎梏。随着地球村越来越小，中国人的视觉审美经验也越来越丰富，画家应该有意识地从已有的经验中跳出来，进一步拓展中国画的发展空间。我崇尚活学活用。借助古人留给我们的思路非常重要，但不能被其束缚，要有所创造，必须从中挣脱出来。在这方面，我总结出一句话：延续是必须的，创造是根本的。要善于吸收，更要善于进取，即便是个人艺术面貌已经形成，也要不断探索艺术创造的深化。

⑧新时代呼唤全新的艺术作品。当下，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大潮中，我们应该呼唤，艺术创作回归艺术的本源，艺术家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以发展创新为己任，增强时代使命感，返璞归真。艺术与整个时代大道同行。我相信，这个时代的盘子里一定有珍珠。这个珍珠，是新的作品，也即明天的经典。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需要我们创造更多艺术精品。

《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8日12版）

中国山水画可谓是中国人情思中最为厚重的沉淀。历代山水画家在画面中充分表现笔墨气韵的同时，更注重意境美。意境是艺术的灵魂。我们欣赏画时，时常为其内含的艺术魅力所吸引，为画外之意、弦外之情所陶冶、所感染，这就是意境美的作用。

中国山水画的空灵之美，是山水画艺术的主要审美趣味形式。空灵之空为静，为虚，为无；空灵之灵为灵气，为实，为有。空和灵是对立统一的。宋代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中，茫茫寒江，一叶孤舟，渔翁独坐，钓丝飘浮，微波之外，皆是空白，营造出一种空灵、深远、简淡的意境。空灵之美一方面使画家在意境构成上获得了充分的主动权，打破了特定时空中客观物象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给欣赏者提供了广阔的艺术想象的天地，使作品中的有限的空间和形象蕴含着无限的大千世界和丰富的思想内容。

中国山水画的外象之美不仅表现在画作本身，也包括画作以外的无限性，即“画外有画”。正如美学大师宗白华所说：“中国绘画所表现的精神是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山水画是一种哲理的最高境界，它不追求繁芜的世界，而是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统一，是一种摆脱世俗的精神追求。从元朝的倪瓒，明清时期的石涛、董其昌等的山水画中我们所看到的不只是绘画的语言符号，更重要的是画家内在的精神追求。

中国山水画的诗意之美，是中国绘画历来所提倡的。不论《春山烟雨》还是《春浦帆归》，只看画题，就会觉得诗意盎然。诗意之美丰富了中国山水画的美学意境。真正山水画中的诗境，体现在画的构思、章法、形象、色彩的诗化，诗情与画意交融。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画一致，是中国山水画家追求的最高理想，也是中国山水画的最高境界。唐人王维以诗人的学养彰显画家的气质，在文学和绘画领域揭示了诗与画的关系，从而提出了山水画意境表现中的一个准则——画中有诗。比如他的作品《江山雪霁图卷》，画面上虽然没有像许多画家那样题上或多或少的诗词字句，却富有诗的意境。

中国山水画中所具有的那种空灵美、外象美、诗意美的意境既是画家创造的终点，又是观者再创造的起点。当代中国山水画创作者，只有放开眼界，敞开胸怀，徜徉于大自然之中领受山川、风云、水石、林木际会之妙，铸就独特的艺术灵魂，方能构筑胸中意象，孕育笔墨语言，创作出有意境的作品，真正收到“代山川而言”。

（选自颜景龙《中国山水画的意境美》，有删改）

节日狂欢、群体活动中蕴涵着一种在城市空间中形成的文化心态群体狂欢是城市建设达到一定高度、居民精神文化富足的生动表现。宋词描述了许多群体参与的节日游赏文化活动。词中有庄重肃穆的皇室庆典，也有展现欢快祥和的百姓节日风俗。节日文化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上元五夜，马行南北几十里，夹道药肆，盖多国医，咸巨富，声伎非常，烧灯尤壮观。故诗人亦多道马行街灯火。”宋人的元宵之夜，人流汇集，阅不尽的歌台舞榭，唱不完的盛世之曲。从宋词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的精神需求会不断地升华，并使文化转化为一种巨大的推动力，无形地引领着社会的发展。宋词表现的虽然是城市歌舞喧天的热闹场景，但其中蕴涵着一种在城市空间中形成的文化心态——人们的精神是昂扬向上的，人们的精神需求得到高度的满足。

歌舞娱乐产业以及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体现了宋代都市的别样风采和人文意义

都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促进市民文化的兴盛，勾栏瓦肆成为重要的演出场所，展示着丰富多彩的艺术文化。商业往来中都市人真实的生活状态与人的活动构成的鲜活画面在宋词中得到充分体现，更生动地展示出宋代都市的别样风采和人文意义。文化与商业的结合产生了繁盛的文化产业，体现着城市对人性的关怀。随着宋代坊市制度的突破和宵禁的解除，大型演艺场所等产业愈益发达，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瓦肆乃艺伎演出之所，小唱、嘌唱、杂剧、傀儡、讲史等各种文化艺术演出都集中于此。市井娱乐业在宋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可谓时时纵歌，处处起舞。柳永《看花回•二之二.大石调》“笑筵歌席连昏昼，任旗亭、斗酒十千”，人们在这样的气氛中交流思想，释放情感。

除了歌舞娱乐产业，宋词中还体现了因城市经济的繁荣、生活水平的提升而形成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晏几道在《诉衷情.御纱新制石榴裙》“御纱新制石榴裙。沉香慢火熏。越罗双带宫样，飞鹭碧波纹”中展现了宋代女子对衣物、发冠的追求极为细致，将其作为一种表达自身仪态风情的文化象征。饮食上更可谓精致，极大地满足了人的需求。宋词创作中出现了“咏圆子”“咏汤”“咏茶”等以饮食为主题的词。甚至宋词本身，也产生于人的都市生活，并以文学的方式，在浅斟低唱中表现都市人的生活、情感，体现出浓厚的人文精神。

因城市人的审美需要而生成了新的文化产品

高度商品化的宋代还因城市人的审美需要生成了新的文化产品，如文士之间尤爱簪花的风流行为，便充分体现了城市文化。如此种种，宋词中俯拾即是：欧阳修《鹤冲天•梅谢粉》“戴花持酒祝东风。千万莫匆匆”。由文人引发的花卉热潮因着城市信息的便捷迅速扩展至寻常百姓家。都市发达的经济使百姓的生活质量显著提升，有暇顾及除温饱之外的审美世界，精神格外富足完满。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提道城市乃是人类之爱的一个器官，因而最优化的城市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陶冶人。”宋代都市以其极富人文关怀的经济模式满足了市民的精神审美诉求。

宋词中的都市风采作为中国汉语言艺术、城市建筑、文化生态高度凝结的智慧结晶，展示了城市对人的生命尊严、价值观念、精神追求的关怀与关切。这种人文精神，正是宋代都市留给我们的珍贵礼物。

(摘编自杨庆存、李欣玮《宋词中的都市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