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小说的场面描写与现代主义小说的场面描写大相径庭。传统小说家们普遍存在素描心态,如被誉为“三寸牙雕”的《傲慢与偏见》,作者简·奥斯丁就还原了十八世纪末英国小乡镇的生活原貌;而现代主义小说家笔下的场面描写却往往回避世俗生活,他们倾向于拉开日常与艺术的距离,如《沙之书》中的时间与地点显然令人难以置信。

其实,不论是“素描”还是“回避”,本质都是“真实”问题。现代主义小说家们更认同“虚构”的真实,认为艺术的真实比生活的真实更真实,他们自觉践行“虚构”意识,以利于小说在这个时代保留艺术尊严。

“碎片化”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微博网页游戏、电梯视频广告、手机短信俯拾即是,我们的目光与注意力基本已沦为碎片这是“时间上的碎片化”。我们不停地从甲地到乙地到丙地,由一个秩序井然的表盘,走到随机飘动的云朵上,这是“空间上的碎片化”我们相信个人主义至上,自己的一只宠物狗的病病感冒,要大于成千上万陌生人的不幸,这是“社会结构的碎片化”。碎片无处不在，“虚构”的艺术因之更具现代性:将碎片重新排列、组合,使之成为全新的场景。这些场景模糊又清晰,虚假又真实。

为了更好地表现“虚构”的真实,现代主义小说家综合运用各种叙事技巧。就结构而言,同样的内容,现代主义小说家们不再亦步亦趋地按照客观的自然时间来讲述,而以听觉、嗅觉、味觉,甚至潜意识的精神活动来组织情节。就人物而言,现代主义小说家们不再着力于刻画某个具体可感的身边人物,而是经由高度抽象概括,得出某一个可以象征人类共通困局的符号。相比于传统小说,现代主义小说中的结构和人物更具内在的活力和弹性。

从读者角度看,现代主义小说家的深思熟虑及其对世界本质的逼近,都令读者的想象空间得到了多维度的扩张,有时甚至是“以假乱真”,这使得读者的肠胃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最大的满足。

(摘编自黄孝阳《小说的现代性:从斗战胜佛说起》)

费孝通将传统中国概念化为“乡土中国”源于他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观察,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无讼政治等是他对这一社会形态一般化的主要概念。

经过近百年的结构变迁,中国的城乡关系终于在2003—2010期间出现革命性的跃迁,是进入“城乡中国”阶段。其依据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从此发生根本变化,而牵引这场转变的是“农二代”——这批继续他们上一代离土、出村的农民，由于其工作和居住方式上的城镇化以及他们出村之前与土地和农业的生疏关系,大多数选择了不回村、不返农,由此带来人地关系、农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村庄的演化与分化等方面的重大转变。这些新的特征昭示了我们向费孝通意义的“乡土中国”告别。

在城乡中国阶段,公共政策必须以城乡平等发展为基础,而不是以消灭乡村为结果,只有城乡的平等发展才能实现城乡两个文明的共生、共融、共荣。将城乡中国而非城市中国作为一个阶段,将允许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生产要素在城乡有效配置,这样更有利于抵达城市中国,将城乡中国作为一种范式和结构形态,不是固守和固化城乡二元分割形态。中国目前的城镇繁荣与乡村破败本身是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果。城乡规划、土地、融资、产业、公共品提供等方面的二元分割 ,造成乡村产业窄化、农民发展机会缺失,乡村成为没有希望和生机的地方,更加剧了乡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外流与生产要素的单向配置,把“城市中国”当成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标,是导致二元体制形成和长期维持的根源,越是单纯用城镇化来发展城市,就越是带来歧视乡村和城乡不平等发展。“城乡中国”这个阶段存在的意义和重要性,最关键的是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中国的提出,也是为了避免以乡土中国的公共政策惯性来处理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乡土中国形态,加上在相当时长时期内的结构转变更加固化了乡土中国,乡土中国的治理思维和公共政策产生巨大的路径依赖,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乡土中国时期的认识和措施来应对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导致决策思维与政策应对滞后于结构变革的需求,影响城乡中国的演化与向城市中国的转变。

中国已经向乡土中国告别,中国已经处于城乡中国阶段,中国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历经结构进一步深化和二元体制的障碍解除,实现中国的结构现代化和伟大转型。

（摘编自刘守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