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进入21世纪以后，技术早已不再是社会发展的“工具”和“手段”，而成为人类自己为自己制造出的一个强大对手。自从 Alpha Go与 Alpha Zero相继诞生，人们开始对于技术的自我增长产生了普遍的恐惧。人工智能——人的这个创造物战胜人的神话正在从科幻小说中走出来，变为现实，哲学家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科学技术的挑战。

人类生存的每一次危机都需要哲学家的关注。哲学，虽然是一种爱智慧的学问，但却根本上以关注人的生存为己任。技术，原本作为一种人类知识力量的外化形式，曾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的手段。因此，当年法国哲学家笛卡尔那句尽人皆知的“我思故我在”，其所设立的不仅是哲学的第一原理，也为知识以及科学和技术设定了第一原理。从此科学研究就可以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任意驰骋，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笛卡尔的哲学原则告诉我们，人（我思的主体）成为了整个世界的理论根据，人作为世界主体，人也就成为了世界的上帝。

现代社会就是人这个上帝创造出的一个人化世界，如今这个上帝正在制造一个自己搬不起来的石头，于是终于开始恐慌，仿佛这一境遇是人类从未遭遇过的挑战。其实，今天人工智能对人类存在造成的危机与二战期间原子弹爆炸所带来的恐慌并无二致。它所表达的都是技术对于人类生存构成的威胁。在哲学上，我们可以用知识论与存在论的对抗性关系来概括这一危机。技术本质上是哲学知识论的必然后果，其基本的诉求是试图将世界上存在的一切都进行形式化的抽象，也就是说，将一切都还原为抽象的数字，从而适用于可计算性。而存在论，则意味着对于人自身的关照，其中人的情绪、情感成为了关照的重心。那些对于人工智能充满信心者，以及那些对于人工智能所产生的威胁忧心忡忡者都不过是知识论的拥趸:而大部分的哲学家们都可能会立足于存在论，而对于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威胁不以为然。原因不难理解:人工智能能够完全替代人的玄想之所以能够成立，关键在于你将如何看待人的属性。如果你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一个可以被还原为一组组数字，如同一部巨大机器上的零部件，他每一时刻的行为都是被规定好的，他未来的每一种可能性都可以被计算出来，那么你当然会觉得人可以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但如果你认为人生就是偶然性事件串联在一起的一场戏剧，其间上演着的毎一分钟都包含非确定性，它的精彩是不可预期的，那么你根本不会相信任何一部机器可以完全替代你的存在。

人工智能在今天社会所带来的恐慌，一方面源自于资本的诉求，其有意制造话题，以便敞开新的利润増长点，另一方面，则源自于人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被知识论的抽象原则所操控。比如人有了身价，成为了可买卖的商品，人的工作时间十分固定，以至于一天的生活与一个月每一天的生活毫无二致。这在哲学家看来是一种典型的非人的存在样态。人工智能所代替的，也只能是非人之人，而非人本身。

正是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产生了一个契机，它让人可以突然越来越自省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人类活动当中究竟有多少是不可计算的部分，以便将我与机器区分开来。是的，正是人工智能，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人本身”。

（作者:夏莹，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有删改）

国学是中国学问的根底。这个根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小学，一个是经学。经学就是“六经”，再扩展，是十三经。其实十三经已经推衍开了，基本的还是“六经”。“乐经”不传，实际上是“五经”。就是《诗经》、《书经》、《周礼》、《周易》和《春秋》。这就是经学。汉代一大批注释、传疏、义证，晋唐又有一批，宋明又有一批。清代重新回过头来再注再疏。后来的经学，不是经学的原典，而是经学史。中国的经学在中国学术史上怎样流变，有汉宋之争，有明清之变。研究经学史，不了解清代学术不行，因为他们把字、词、义解释得更清楚了，汉宋儒的不少错误得到了纠正。不了解清代学者对经学的重新检讨研究，念字就会念错，发音就会不准确。对“五经”音义的校正，是清儒的一大贡献。

宋代重视义理，也就是“六经”的义理和思想。濂、洛、关、闽四大家，基本上都回到“六经”，重构儒家的思想体系。重归“六经”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他们抓住了《周易》。所以朱子研究《易》，二程对《易》的研究极高深，张载也研究《易》。张载讲《易》是有名的，但在程颢、程颐面前，他主动让出一席之地。为什么清儒反宋？他们觉得宋儒讲空话。字音都没有念清楚，空谈义理，有什么意思？清儒就指出这个字那个字以前念错了。这样一种功夫，主要的研究对象是针对“六经”。清儒的原话，“读书必先识字”。你说“经”，是哪一本“经”？是古文还是今文？具体是哪一个文本？所以清儒的功夫在甄别和辨伪，目的是恢复“经”的本原。要恢复本原，必须有小学的功夫。小学的功夫就是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是认字，训诂学是释词，把字词的意思解释清楚。这还不行，还要懂音韵。说这个字，汉代这样读，宋代那样读，清代是这样读的。清儒把“六经”的字一个一个弄准确了。所以要说国学，最主要的应该是经学和小学。要懂经学，就得懂小学。小学是工具和路径，不懂小学，通经之路就走不过去，就没有能力研究经学。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中国》一书中使用“丝绸之路”这个词语。自此，这条联通中国与世界的大道以这样一个美丽的名字，镌刻进历史的书卷中。早期的丝绸之路主要是为方便沿途各国互通有无，到汉唐时达到鼎盛，无数商贾携带香料、药物等来到中国，又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远销海外。在唐朝中期以前，陆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首选，郑和下西洋后，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

数千年来，商人、教徒、外交家和学术考察者等在这条“流滴着牛奶与蜂蜜”的道路上来来往往，通商、旅行、互动，在推动物质交流丰富性的同时，带来了文化交流的多样性。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及西方的天文、历法、医药陆续传入中国，中国的四大发明、养蚕技术也从这里开始走向世界。不论是出使西域的张骞、投笔从戎的班超、西天取经的玄奘，还是七下西洋的郑和，他们的故事与丝路密不可分。而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鎏金铜蚕”，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千年沉船“黑石号”等出土文物，则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者。以至于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这样感慨道：“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此外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自敦煌至喀什的环塔克拉玛干古代文明区，此外再没有第二个。”

作为多种文化的混合体，丝路文化依托于文化交流的实际过程，产生了一系列文化交融的丰硕成果。首先，它本身就是文人墨客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不论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感慨，还是木卡姆乐曲的悠扬，都让人们对丝路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几千年来，那些行走于丝路上的各色人等及其所经历的悲欢离合，都通过不同民族和地域的各种艺术形式记录下来。以骑毛驴的阿凡提为例，他机智、幽默，爱打抱不平的形象原型都可以在中亚，中东乃至东欧的文艺作品中找到。尽管在不同文化里他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和特征，故事也各有发展和特色，但其根源都来自于丝路。依托于丝路而产生的不同文化的相遇与交流，又极大地刺激了艺术家与大众的想象力和创新激情，达・芬奇名作《蒙娜丽莎》的山水底村，酷似中国山水画中朦胧而有层次的泉石意境；歌德的《中德季日即景》中浸染着他对孔子、老子哲理的向往和仰慕，这些哲理诗组成了中西文学在19世纪初的共鸣。

各国文化在丝路交流碰撞后诞生了诸多艺术成果，其生命力有时甚至比在原生地还旺盛。中西方之间、国与国之间，因丝路使彼此的血液与基因交融起来，逐渐形成了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摘编自李冰《丝路文化的历史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