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界非常熟悉的概念就是距离。这里的距离，主要指心理距离。时间与空间都可有距离，但只有当时空距离转化为心理距离时，才能成为审美的条件。布洛在1912年发表论文，首次提出这一观点，扬名学界。原因在于，这篇文章涉及美学上的一个随处可见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我们在身处荒野时也会碰到。想到可能会有猛禽野兽出没，有无常的气候变化，有迷路的危险，就无法实现对美的欣赏。如果你抛开这一切，拉开与实际人生的距离，就能欣赏荒野中可能具有的自然奇观。

心理距离说的优点在于，它对传统的审美和艺术无功利的观点作了一个很大的修正。审美与艺术欣赏所做的，是通过拉开心理距离使概念和功利得到暂时消除，在审美欣赏的瞬间不想到概念和功利。“无功利”是说审美欣赏中不夹杂任何功利的考虑，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概念、道德和功利，这些因素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们的知觉。心理距离说提供了一个可能，这就是将这些思考和体验放在一定距离中来看。

当然，经过一个世纪的反思，人们也指出了心理距离说的一些缺陷。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心理距离说实际上仍是一种审美态度说。依据这种学说，讨论对象的美是无意义的，只要主体有了审美态度，就可以从对象中获得审美的感受。对于心理距离如何能产生，布洛并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面对大雾，不想行程耽误和危险可能降临，只是幻想进入了仙境，一般人没有这番修炼功夫，也不应把审美寄托在这种修炼功夫上。我们还是需要保持对美的欣赏的种种具体条件的关注，如果不这样，就会将美学研究指向一个纯主观的对心理状况和心理调适能力的要求。

关于距离，莫国学者理查德德·乌尔海姆提出了一种视为的理论，即把生活视为艺术，认识到艺术在改变着人的生活。因此，与其谈论审美距离，不如说审美视角。我们看待这个世界时，并不能设想，一下子就能凭空拉开距离。对待大雾，能镇定自若，并欣赏雾中美景，产生诗情画意，是由观看者的艺术修养以及他的全部教养决定的。这时需要的，是对生活美的发现。艺术教会了我们发现美。过去，这种美的视角被理解成一种态度，其实，与其说这是态度，不如说发现美的能力。

让我们再次回到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一古老的话题上来。艺术在改变着我们的全部知觉。在人与世界的互动过程中，美被发现，又被改造。发现美时，美是客观的；创造美时，美是主观的。但发现的美又是被创造的，创造之时又受着对美的发现的制约。更进一步说，人的艺术实践于生活实践，同时艺术实践又渗透到生活实践之中，对生活实践起改造的作用。这是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文明的进步过程。

（摘编自高建平《从审美距离到审美视角》）

寻 隐 者

苗 舒

他站在峰顶一块横石上，望着远处云雾缭绕，长舒了一口气，心想，白云生处，应是离俗之地了吧?传说中“志尽幽深，自足云霞”的隐士们必定就在眼前这一片山林里，云深不知处。

几年前他听闻这座山里有隐士的时候，就起心动念了。这次他推掉一切俗事来借居山中，就是想凭机缘遇到真正的隐士。若能邂逅，哪怕说上寥寥数语，也得几分天机，解人生种种困惑。

他沿着崎岖的碎石山路下山往山腰处走，寻找安身的地方。来时，在山脚下他请一位骑摩托的村民把他送上山。村民笑着问他，是来当隐士吗?他听了哈哈大笑，若当隐士，能让旁人知道吗?

村民说，这几年进山当隐士的人多了，我就见到过好几个。有的失恋了，有的破产了，来这里隐居一段日子，等状态好转了，仍下山去重新生活。

他听了后说，那只能算是一种避世修行吧。

行到半山时，山路渐窄，被丛林掩映。那位载他的村民说，这里有一座他家早年遗弃的老房子，修缮一下还能居住。他踩着乱石，扒拉开茂密的灌木丛，找到了那座行将坍塌的破屋。挪石折枝将棚屋做了修葺。清晨被一阵鸟鸣声惊醒，他出门一看，眼前视野开阔，对面的山野一览无余。他倚着那株老柿子树默吟古人的诗句:

闲居不问世如何，云起山门日已斜。

放鹤去寻三岛客，任人来看四时花。

松缪腊酝安神酒，布水宵煎觅句茶。

山居两日，生活处处不便，他才知道以往想象中来山里汲泉水饮茶煮饭是多么可笑。他想反正自己又不是隐士，于是下山采买就成了日常事。集市上的人见是下山来的，对他都很客气，偶尔他也听一听家长里短，摇头笑笑。那些事已经离他很遥远了。

这些日子在山中闲游，他遇到过比丘，一个年老的居士，也有不少寻常打扮的人，他们有的住茅棚，有的住破旧庙宇。偶尔碰到散居好客的人，坐在人家的屋舍茅棚前，不急不躁地喝口热茶，聊一聊天，如遇老友，随意且欢喜。

忽一日，他隐约听到了琴声，就循声而去，看到不远处一个石屋前，一个人站在一地的碎木屑里，给一张古琴上弦调音。他上前寒暄叙聊。那人见他饶有兴趣地问，倒也欣喜，就告诉他，他曾和人学了做琴的手艺，来山里到处搜集旧材木料制琴。山下城里多有雅集，会有人来这里取琴去售卖。一张古琴能卖到数万元，每年他能做出好几张古琴。那人低声说，你若有书画才艺，我可以让朋友宣传，定会有人来寻访，引财无数。说完诡秘一笑。

他听着，轻抚琴弦。琴弦发出泠泠之声。他心里忽而失落，就告辞离去。

一天晚上，沉睡正酣，忽地一条蛇掉到枕上，凉凉地贴着脸颊让他陡然心惊。多日来食寐无定，日益憔悴，他索性搬到附近一个原始的山洞里，不再处处寻访。这段日子他在薄土上种的萝卜、土豆、白菜都生机盎然，再加上他认识许多野菜野果可以采摘，自给自足不用下山了。知道他心性坚定，家人也不来扰他。上山前，他是亲友眼里很会生活的人，自磨咖啡，买了酒庄自己酿酒，生活富足闲适。可他也是商人中极少数活得明白的人，“毕竟金多也头白，算来争得似君家”，这些他早就悟透了。如今的他，非佛非道，无欲无求，整日游离出没在山中的沟沟壑壑间。

没有笔墨纸砚，他就折根树枝在地上书写，惊喜地发现竟然有几分瘦金体的韵致。他去拾柴，采花，看天上云散云聚，阴晴变幻，山中泉水漱石，洽然清越，风吹阳林，呜呜悲吟，“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自在与清净。

从暮春到初冬，山居几个月，他没有遇到一位真正的隐士。那日天阴，他吟起“茅山东北燕山前，翁仲遗墟几百年。时有吴人来问隐，不知唐树已啼鹃”的诗句，怆然泪下。看天色，再过几日将大雪封山，便收拾一番，黯然下山。

在家中净须沐浴，安定了两日。清晨，他翻开一张报纸，蓦然，看到一行醒目的“山中见隐士”的粗宋标题，他还没看文字就被压题的照片吸引住了:山林中，一个人蓬头乱须背了一捆柴低头行走。即便被树丛遮蔽，他也能清晰地认出，那首如飞蓬、形若野人的，却是自己!

(选自《上海文学》)

从“花瓶”到“宠物”

宋志坚

傅国涌先生将知识分子分为“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并认为“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与人类的道义责任紧密相连”。然而，在他列举的教师、医生、作家、科学研究者等“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中，哪些属于“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哪些属于“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恐怕不大说得清楚。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因为受到较好的教育，不论学的是什么专业，从事的是什么工作，都应该“与人类的道义责任紧密相连”。

民间曾有过一个流传很广且略带贬意的称谓，叫做“花瓶”。谁都知道，花瓶是用来插花的，摆在那边很好看，但花瓶没有自己的耳目，更没有自己的大脑，只能任人摆布。富有幽默感的黎民百姓称某些被明确赋予参政议政和权力监督责任的知识界人士为“花瓶”，其寓意是很明白的。

“宠物”与“花瓶”是有联系的。换言之，“宠物”由“花瓶”发展而来。“花瓶”之为“花瓶”，至少有一条是为“宠物”所继承了的，就是对于那些有权有势一言九鼎的人，不会碍手碍脚，倒是赏心悦目，所以能在那种场合摆下去。“宠物”与“花瓶”又大为不同，最主要的一条，是“宠物”富有主观能动性，这恰恰是“花瓶”所没有的——“宠物”能向主人摇尾巴，能朝着主人“汪汪”（或“咪咪”）地叫，会扑在主人的怀里撒娇，“花瓶”则不会。如此这般，“宠物”较之于“花瓶”，也就平添了诸多功利性，“宠物”所图的不仅是明哲保身，它们以获取权势人物的宠幸为最大的荣耀。邀宠唯恐不及，谈何谏诤与监督？“人类的道义责任”早被抛至九天云外去了。

包括被称为“高级动物”的人在内，任何动物，首先都有物质的需要，首先都“属于蔬菜、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这是无可厚非的。“宠物”之不同，在于它们不是以自力而是以“邀宠”来满足这种物质的需要。它们的吃穿住行以及游乐、医疗等等，也就为别的动物望尘莫及。“以做‘宠物’为荣，处处炫耀、显摆自己的‘宠物’身份”的某些知识分子，同样也有这样的特点。他们“炫耀”和“显摆”的却不只是房子、车子等“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那与“谏诤与监督”无关的级别与头衔上。

在普遍以政治文明与政治民主作为理想与追求的21世纪，如果“花瓶”进位为“宠物”，便不是什么好兆头。

（《杂文选刊》2010年第5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