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先秦，形成于秦汉，发展于魏晋，成熟于唐宋，完备于明清，实行 2000 余年。中国古代监察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从不独立逐步走向独立，这是监察权威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保障。

第一，中央监察机关与其他机关互不统属。秦和西汉，御史府服从于相府而不独立。东汉，御史府改为御史台并与行政系统相分离。魏晋时期，御史台又脱离少府而自立，罢司隶校尉而将监察权向御史台集中。隋废尚书省的监察职能，唐将隋的司隶台并入御史台，形成单一的御史系统。元朝取消谏院，使监察组织更加一元化。清朝实行科道合一，都察院成为完全独立的、唯一的中央监察机关。

第二，地方监察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相分离而直接从属于中央监察机关。中国古代地方监察实行常设监察官和朝廷派遣巡察御史巡察相结合的体制。巡察御史由朝廷直接任命派遣，与地方政府没有关联。地方常设的监察机关（官员）则不同，它们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较为复杂，其独立性是经过长期发展才确立的。自秦至隋，地方常设监察机关往往从属于地方政府。唐宋开始在地方设立专门监察机关。元朝的地方监察体制有了新发展：建立行御史台，实行大监察区建制，设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分属行御史台，从而形成垂直监察体系，地方监察机关与地方政府没有统属关系。明代将全国划分为十三道，由朝廷委派监察御史，各省又设按察司，“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是各省常设监察机关。清承明制，监察体系基本循而不改。

第三，监察官员之专职化。监察职能由监察官员专任，监察官员也不兼任其他职能，这是监察独立的内在要求。自秦汉至唐宋，监察机关的独立和一元化尚在形成中，监察官也没有真正专职化。元明清，随着中央和地方监察机关独立和一元化的完成，监察官员基本实现专职化。尤其是明清时期，御史是官僚机构中一个特殊群体，负有专门职责，还有专用的“獬豸补服”。

第四，监察官员具有独立弹劾权。监察官员虽然从属于相府或御史台（都察院），但其弹劾无需宰执或台主批准，御史以个人名义而不是组织名义提起弹劾。这是为了不妨碍对宰执或台主的纠弹，同时使纠弹的主体十分明确，因而也是对监察官员的一种制约。东汉初年，刺史纠奏二千石长吏“不复委任三府”而直呈皇帝。唐初，明确规定御史可以直接弹劾：“故事，台中无长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弹事，不相关白。”清朝规定，科道官不必经过都察院而可以单独进呈，既能封劾，还能面劾。

中国古代施政者对国家治理中监察权的配置和运用有理性的认识和较合理的设计，它们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监察权运行的内在规律。当然，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处于官僚政治的体系之中，特别是受到君主专制这一根本政治体制的制约，官官相察的实质是君察臣，其实施的成效与设计初衷必然相距甚远。

（摘编自艾永明《传统监察制度展现中国古人智慧》）

华夏文明第一次系统、深刻的进行自我批评、从而展开一场文明自我更新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这主要就体现在战国时代墨家和法家的思想中。墨法学说,可谓此后一切中国改革、变法思想的源泉。

墨法两家,成于魏,归于秦。墨翟、孟胜、吴起、商鞅这些人之所以艰辛辗转,四处碰避,这主要就是由于当时“魏康楚富,齐淫吴巧”,即发达地区民风奢华,文明积习太深,听不进批评意见,更不愿展开自我批评,特别是墨子所倡导的“艰苦奋斗”这一条,在文明发达的地区,非但难行,而且难听。能够接受墨法思想的,最终证明是被文明核心区视为“戎狄”的秦。正因为秦在七国之中开化最迟,尚不存在六国那样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贵族世家集团,因此,墨法“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为则上,无能则下”的平等政治主张,方才能够在秦地得以实行。正因为贵族、世家的力量还没有形成,正因为“不党(党：偏私)父兄,不偏富贵,不嬖(嬖:宠幸)颜色”乃是秦的民风,以至“王亦不爱其家”,故“上同而下不周比(周比:结党营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户籍连坐”制度,亦方才能够在秦地顺利推进。而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秦开化最迟,百姓极不善言辞文饰,不存在一个靠巧言令色、舞文弄墨发达起来的智识阶级,故商鞅那一套以“农战”立国的思想,方能在秦地大受欢迎,吴起自鲁赴魏,又去魏适楚,而商鞅亦自中原最发达的魏亡命入秦,他们所献出的强国之策,首先就是对华而不实、只说不练的中原文明弊端的诊断和分析,在文明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方才转而倡导一种埋头苦干、只练不说的新文化品质。于是,开化最迟、民风淳朴的戎秋秦地,便这样成为他们培植新文明的试验田。这是秦人艰苦奋斗精神的起源,这更是秦走向富强的动力。

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曾比较“境外”的秦地与“境内”的中原文明。他认为由于中原地区文明发达,方才养成了盘根错节的贵族世家势力,方才铸成了导致阶级分化的富豪大贾集团,方才重用巧言令色、只说不练的智识阶层。而此三者具备,固可谓文明之成就,但也却正是“求蒙取辱”“政怠宦成”的开端,是“人亡政息”——即国家危亡的征兆,是文明走向异化的开始。作为“戎狄”的秦,之所以能据天下之雄图,最终统摄四海,扫荡群雄,这就是秦人的生活朴素、务实使然,秦人正是以朴素的“又战斗来又生产”、以南泥湾开荒般的“农战”精神,最终战胜了中原文明之骄奢淫逸。秦的改革蓝图,其实来自中原精英对于自身文明弊端的自我抛评,这种自我抗评,最终演化成“西戎”之秦对于中原文明所进行的“武器的批判”,秦王扫六合,乃是中国文明艰苦奋斗精神的第一次胜利、中华民族第一次自我更新。

《荀子·疆国》亦曾赞美秦的朴素民风说:“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又说“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荀子观察到的,恰是百年之后,中华文明在秦苏生的基础。这个主张艰苦奋斗的新文明,就是墨法政治理想的高度实现。

(节选自《中原与夷狄:两种文明的砥砺》)

唐至宋代，也被国际学界视为丝路主干线自欧亚大陆陆路逐渐向海上转移的结点：唐代中后期，“安史之乱”造成唐代国力的急剧衰落，吐蕃趁机北上，占据了河西陇右，逐渐强大的回鹘亦南下阿尔泰山一带，陆上丝绸之路逐渐梗阻。然而陆上丝路逐渐被海上丝路所替代，原因不仅在于西域至中亚民族政治版图的更迭与动荡，更多原因则是中国经济重心已经逐渐南移，丝绸、茶叶、瓷器等大宗出口商品的产地靡集在东南一带，再以陆上丝路运输，转运繁复，劳民伤财；反之，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成熟，中国东南地区海岸线长、不冻港数量众多的优势逐渐凸显，运价低廉可靠。不仅如此，中唐之后，随着大食（阿拉伯帝国）定都于巴格达，取代波斯成为中西贸易中最大的中继站，也迫切需要与中国产生商品经济交换与往来。

唐代的对外开放性，在同时代全球性文明中，几乎无有可比拟者。根据《唐大诏令集》记载，唐代前往长安朝贡的“四夷之国”多达70余国，其中将近半数在隋唐前未见诸史册记载。751年怛罗斯之战，虽然使得唐代失去了在中亚的影响力，但被俘的中国工匠将造纸、金银镶雕、丝绸纺织与陶瓷绘画技术传入了阿拉伯世界。《经行记》的作者杜环，即在此役中被俘，后将其旅行见闻编纂为此书，翔实反映了当时中亚各国，以及阿拉伯、东罗马帝国等国的情况。

唐代中后期，随着海路贸易的繁盛，阿拉伯和波斯的商贸船队从阿曼的苏哈尔或者波斯湾北岸的西拉夫起航，沿着印度西海岸，绕过马来半岛，来到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这条航路在唐代人贾耽撰写的《广州通夷海道》有详细的记述，并且在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中得到了印证。

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与航行范围的扩大，中国关于世界地理疆域的称谓与认知也在持续进步，曾经泛指北印度洋水域的“西海”也开始逐渐囊括地中海。《隋书·裴矩传》描述自敦煌通西域之道时记载，经葱岭、吐火罗、北婆罗门，能够抵达西海，而杜环在《经行记》中描述佛林国，指出其与大食相邻，“西枕西海”。而大食帝国兴起后，能够沿着阿拉伯半岛海岸西进的中国海上贸易商人，根据其直接或者间接航行与考察经验，将以往泛泛而称的“大食海”具体划分为“东大食海”与“西大食海”。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称，东大食海在“天竺以西”“渡之则西为大食诸国”，而西大食海，周氏的记载则是“渡之而西则又木兰皮诸国凡千余”，更西则是太阳沉入地平线所在，“不得而闻”。

（节选自朱步冲《海上丝绸之路：古典全球化时代》）

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亚欧大陆的文明之路。这条道路在空间上的地理坐标是复杂的，可以是陆地、海洋，也可以是大漠、草原；关于起始端点的表述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可以是两个不同的大陆，也可以是同一个大陆的东亚、南亚、中亚或西亚，或是具体的国家。从时间上看，在张骞开通西域这一标志性的节点之前，丝绸之路上的欧亚文明交汇已然存在，而且这种不同种族、地域之间的文明对话，似乎是一条永恒的时光之河，历经数千年延续至今而奔流不息。按照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的观点，“从文化--历史的观点看，这是连接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

丝绸之路文明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拥有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政治、经济、文化在不同层面发挥着主导、引领的作用，因此，这一文明具有深厚的内涵。它可以体现为举足轻重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如汉朝开始西域与对匈奴的战争、大唐对突厥的战争。它也可以视为早期全球化的经贸之路，丝绸把中国农民的桑蚕养殖、丝绸生产与中亚、西亚商人的物流运输等以市场的形式链接起来，现代自由主义的经济方式在这条经济带上起到了主导作用。与政治、经济活动相比，丝绸之路的文化融合对于中华文明的丰富和发展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如佛教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扎根开花完成了异域宗教思想的首次中国化。唐初唐太宗明确提出要把源自西域的燕乐，与汉民族的传统雅乐一并纳入宫廷音乐，朝野莫不为之风靡。在唐王朝的广阔疆域里，这种多样性、包容性的国家文化政策的实施，把中华文明推向了新的境界。

丝绸之路推动了中国文化地理空间不停滞的运动和延展。黑格尔曾经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角度提出，中华文明是一种相对封闭、静止、缺少变化的文明形态，这一观点似乎是简单或偏颇的。从丝绸之路的研究看，中华文明在运动形态和内在规律上都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如果把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作为一座分水岭，之前是中国本土文明的内在碰撞与交融，华夏与夷狄戎蛮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走向了民族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融合。之后，中华文明的历史演化进程由于外来新的文化元素的加入而变得更加活跃和精彩。丝绸之路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葡萄、石榴等进入了中原腹地的村镇农田；那些与周秦迥异的西域汗血宝马不仅出现在汉武帝恣肆驰骋的军阵，也装点了汉代人的精神世界。

研究丝绸之路中国“放眼看世界”的历史轨迹，对于实施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参照。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大背景下推出的新的国家举措。这一倡议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相互交织的协作发展，也是国内相关联地区优化经济文化发展空间的重大机遇。研究新丝绸之路的规划及实施，要注重经济带和文化带的复合、一体化发展，注重更好地统筹国内不同区域的改革创新实现共赢发展。这既是历史丝绸之路的重要经验，也应是新丝绸之路建设的现实选择。

（摘编自朱文谦《丝绸之路文明的历史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