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是古今中外都备受关注的话题，“老虎、苍蝇一起打”，大贪小贪均不放过。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治官治吏史，也是反贪反腐史，古代各朝都成立相当于今反贪局或监察部这样的中央监察机构。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完备监察机构的朝代，此机构名叫“御史台”，一把手叫“御史大夫”；汉代时，御史大夫被提升到与丞相同一行政级别。汉文帝时，鉴于当时御史监察不力的情况，临时调派身边可信官员到下面核查，此行为称为“刺”。汉武帝于公元前106年正式设立“刺史”，这成为中国古代反贪的一种新型“反腐办”。

除常规监察机构反腐外，古代还有最有效的一招，是动员民间参与反腐，鼓励民间积极“举报”。刘彻建立所谓“言事变”制度，就是俗话所说的“打小报告”；南北朝的北魏拓跋嗣（魏明元帝）当皇帝时，专门下诏，鼓励民众举告贪官；到了北宋，“上奏言事”备受重视，范仲淹、包拯、王安石、朱熹，都曾给皇帝写过很多反腐奏折，《包孝肃公奏议》一书多是揭露、举报官员腐败的，当时的贪官最怕被包拯奏上一本；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除了允许越级告状、鼓励实名举报外，还支持民间进京上访。

从量刑上看，对官吏犯罪的法律惩罚重于常人。在秦朝，“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明太祖对贪官用刑之酷是历史上罕见的，尤其让人感到恐怖的是“剥皮实草”，贪官污吏们被拉到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杀死，并将他们的皮整张剥下来，里面填上稻草，然后把这些假人摆在衙门的公座旁边，以这种阴森恐怖的方式与继任官员进行职务的移交。有学者对唐宋明清四朝正七品官月俸数与当时的贪污受贿数额做过比较，结论是当时官吏贪污受贿相当于正七品官一个多月甚至低于一个月的俸禄，就要被绞杀。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严惩贪官污吏的同时，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积极大力倡导廉政，并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种途径传播廉政信条，力图使官吏能够自我约束、自我克制。“腐败”是当前社会面临的一大公害，反腐败斗争已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我们必须以史为鉴，立足于民主和法治的基础，完善廉政制度，长期不懈地进行反腐倡廉，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摘编自“中华励志网”）

中国茶道

茶道不同于一般的饮茶。在中国饮茶分为两类：一类是“混饮”，即根据个人的口味嗜好，在茶中加入桔皮、桂圆、红枣等来喝；另一类是“清饮”，不加入任何有损茶的本味真香的配料，单用开水泡喝。“清饮”可分四个层次：将茶当成饮料大碗解渴，称为“喝茶”；注重色香味，讲究茶具水质，细细品味，称为“品茶”；讲究环境气氛、冲泡技巧及人际关系，则称为“茶艺”；通过品茗来养性怡情、参禅悟道，达到精神上的享受和人格上的澡雪，则是中国饮茶的最高境界——茶道。

茶道不但讲究表现形式，而且注重精神内涵。茶道的精神内涵是什么呢？“武夷山茶痴”林治先生认为“和、静、怡、真”可作为中国茶道的四谛。“和”是中国茶道哲学思想的核心，是茶道的灵魂；“静”是中国茶道修习的不二法门；“怡”是中国茶道修习实践中的心灵感受；“真”是中国茶道的终极追求。

茶道追求“和”，源于《周易》中的“保合大和”，意指万物皆要阴阳协调，保全大和之元气以利万物。陆羽在《茶经》中详细描述他设计的风炉：风炉用铁铸从“金”，放置在地上从“土”，炉中烧木炭从“木”，木炭燃烧从“火”，风炉上煮茶汤从“水”；煮茶的过程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并达到和谐平衡的过程。可见五行调和是茶道的哲学基础。

“静”是中国茶道修习的必由途径。老子说：“至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庄子说：“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老子和庄子所启示的“虚静观复法”是人们明心见性，洞察自然，反观自我，体悟道德的无上妙法。道家的“虚静观复法”在中国的茶道中演化为“茶须静品”的理论和实践。

“怡”有和悦愉快之意。中国茶道雅俗共赏，不拘一格。一方面，突出体现了道家“自恣以适己”的随意性，同时，不同地位、信仰和文化层次的人对茶道有不同的追求。王公贵族讲茶道，意在炫耀权贵，附庸风雅；文人学士讲茶道，意在托物寄怀，交朋结友；佛家讲茶道，意在参禅悟道，见性成佛；道家讲茶道，意在品茗养生，羽化成仙；普通百姓讲茶道，意在去腥腻，涤烦渴，享受人生。中国茶道的这种怡悦性，使得它有极广泛的群众基础。这种怡悦性也正是中国茶道区别于强调“清寂”的日本茶道的根本标志之一。

“真”是中国茶道的起点，也是中国茶道的终极追求。中国茶道在从事茶事时所讲究的“真”，不仅包括茶应是真茶、真香、真味，环境最好是真山真水，挂的字画最好是名家名人的真迹，用的器具最好是真竹、真木、真陶、真瓷，还包含了对人要真心，敬客要真情，说话要真诚，心情要真闲。中国茶道追求的“真”有三重含义：一在追求道之真，即通过茶事活动追求对“道”的真切体悟，达到修身养性，品味人生之目的；二在追求情之真，即通过品茗述怀，使茶友之间的真情得以交互，达到茶人之间互见真心的境界；三在追求性之真，即在品茗过程中，真正放松自己，在无我的境界中去放飞自己的心灵，放牧自己的天性，达到“全性葆真”。

一切艺术作品的创作都是人物形象的创造，动画电影作为电影的一个类型，它同样具备电影艺术的所有文化品质和美学特征，动画形象塑造是动画电影创作成败的关键。

国外的动画电影，其美学特征非常清晰，一看就知道，这是美国的，这是日本的，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比如日本的动漫，尤其注意塑造自己的民族英雄形象，赋予人物极强的民族个性特征，他们的动漫形象已成为日本公民中的一个成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中国动画电影出现了一批具有民族文化品格和美学特征的动画形象，至今深入人心。比如孙悟空、阿凡提、哪吒、三毛、葫芦兄弟、小蝌蚪、三个和尚等等。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尤其是动漫产业的推进，中国动画电影从资金投入到题材拓展、风格定位等诸方面全面开始学习好莱坞和日本。遗憾的是，这种学习很多却变成了跟风和模仿，跟在好莱坞和日本之后亦步亦趋，除了学到了别人的风格和技术，并没有学到好莱坞和日本动画中最动人的情感表达和丰富的想象力，反而因为太想追求国际化而丢弃了中国的民族文化特色和独到的人物形象塑造。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动画作品不是太像日本动画形象就是照搬好莱坞的创意。因此，无论从形式还是人物塑造上，中国动画的民族文化特征亟待重新建构。

分析中国一些不成功的动画电影，除了题材贪大，主要是缺少幽默、诙谐、轻松的故事，缺少贴近现实、贴近常人情感的故事。动画人物太过沉重，动辄拯救地球、拯救人类，无所不能，人物身上往往集合了所有人的品格，附加的东西过多，缺乏个性塑造，缺乏想象力，成人观众看得都喘不过气，何况小观众？相反，《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成功恰恰是来自观众对片中形象的喜爱。比如灰太狼这个形象，本应是个反面形象，片中对它人格化的塑造却非常贴近现实生活，成了一个令人同情的“妻管严”，经常挨老婆平底锅的痛打，总想抓个小羊来巴结老婆；比如风靡全球的《米老鼠和唐老鸭》中，极其张扬、自作高傲、不可一世的唐老鸭，总是被可爱、温和、智慧的米老鼠捉弄，二者性格对比非常强烈；《西游记》的成功也是因为师兄四人鲜明的性格特征差异，孙悟空虽能上天入地，却抵不过师傅唐僧的一句咒语，师徒四人皆优缺点共存，不是完人和超人，以上的这些成功形象都能和现实中的人物找到对应的人物性格。所以，在动画形象塑造上，无论是神话、科幻中的形象，还是现实中的形象，都要有血有肉，要落地，切忌云里雾里，缺少人格化和贴近性。

动画电影更能实现人们无法实现的梦想，刻画出鲜明的个性形象。比如灰太狼的老婆一平底锅下去就把灰太狼敲扁了、唐老鸭常常被米老鼠用外力挤成一张纸片儿、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两个夸张的头型对比、胖熊猫的超强武功等等夸张的表现，都是深化人物性格的手段。动画形象的塑造，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要什么形象就有什么形象，要什么演技就有什么演技。随着动画技术的进步和动画从业者对动画技术掌控能力的提高，动画电影的成本是可预知的，可能会越来越低，因此，动画电影产业的前景非常乐观。

综观我们的动画电影创作，不外乎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形象。首先从历史文化名人中寻找形象；其次从民族民间文化中寻找形象。比如家喻户晓的孙悟空、阿凡提、花木兰、玉兔等经典动画形象；三是从现实生活中寻找形象。比如《家有浆糊》、《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等。

除此之外，动画电影应善于从文学作品中寻找形象。近年来，儿童文学的发展非常繁荣，每年文学图书发行量排在前列的多是儿童文学作品，因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刻画是文学创作的灵魂，可以为动画电影提供鲜明性格特征的人物。所以，动画电影创作不该忽视或轻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起码不能忽略来自文学作品中的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