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

袁济喜

中国传统美学的生生不息，是因为其中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它以人为中心，将人与自然，人与审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因此，研究传统美学，就不能不研究它与人文的内在关系。

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首先体现在对于人生解放和人生意义的不懈追寻中。审美活动作为人的个体生命意义的体认，在特定年代往往获得直接的表现。汉魏以来，中国社会陷入空前的动乱分裂之中，在各种哲学思潮展开对于天道人事重新思考的同时，审美活动也成为人们重铸精神人格的创造活动，以人为本的文化观念融入美学思想之中。当时虽然佛教活动开始兴盛，然而在现实人生痛苦的解脱、精神人格重构方面，审美活动显然更具有人文意蕴，更能契合人生需要。

中国传统美学人文底蕴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能够代替宗教意义上的人文关怀，独立承载民族文化心理的安顿。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和奋斗中，形成了乐观向上的人生观，“生生之谓易”“乐天知命而不忧”，便是这种心理的表征。钱钟书先生曾在《诗可以怨》一文中指出，六朝人认为审美具有止痛安神的作用。“长歌可以当哭，远望可以当归”，是中国传统美学看待人生与审美关系时的基本价值观念。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渗透着中华民族对自然和人生的体验，这种体验融情感与认知于一体，它不同于宗教而又有宗教那样的超越意识，具备丰厚的审美蕴涵。中国古代美学主张将人的价值建构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之上，这种统一又以审美体验为中介。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不需要宗教也可以解决精神寄托问题，使人生获得审美超越。

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还表现在它的自我教育意识。人文思想不仅表现为人格的自我完善上，同时表现在运用这种成果对社会进行教育，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方面。审美活动不仅是个体的经验，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创造与普及活动，是个体与群体、自由与功利的有机融合。中国传统的“人文”是指用人类的文明成果教化人民，由自然形态的人走向文明形态的人。先秦时儒家强调“六艺之教”，道家重视“行不言之教”（老子语），后如《淮南子》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则兼融儒道，将自然之教与人为之教调和起来，用以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生品位。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通过这种教育思想与具体实施，体现出特有的对人的关怀。

从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看，美学人物首先是充满人文忧患意识的思想家，他们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考察审美现象，回应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美学理论。比如春秋以来，随着宗法制度向封建制度的嬗变，儒道法墨诸家围绕对礼乐文明的评价，以及由此而来的天道人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鸣，对真善美问题作了不同的回答。儒家的中和为美与道家乘物游心的价值观念，既是伦理价值的判断，也是审美价值的尺度。人文意识与美学理论的高度统一，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传统。

中国传统美学由于具备深厚的人文底蕴，因而是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与文化心理的突出表现。它在形态上具有黑格尔在《美学》中所提出的暂时性与永恒性两方面的因素。所谓暂时性是指它的历史具体性，这些特定时代的观念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而一些永恒的人文底蕴，比如追求人生的审美化，人与自然的统一等等，这些精神性的东西不但不会消逝，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生生不息，融入到民族文化与精神世界之中。

冲突频繁，会盟宴享频繁，是春秋最基本的特色。战争是为了争夺霸权或政权，结盟聚会是为了消除冲突。会盟要讲“礼”“赋诗”，从而造就了特殊的文化现象——“诗礼风流”。

西周人重“礼”，是重其仪式性，如典礼仪式、揖让周旋等。而春秋则将礼认作了治国大法、人生准则。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230余年间，谈礼之风盛行。一部《左传》，“礼”为主要的价值标准：“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夫礼，所以整民也。”“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其每评一事之得失，辄曰：“礼也”、“非礼也”；似乎国之兴亡，皆系于“礼”。

《左传》最早一次论礼是在桓公二年，最早一次引《诗》在桓公六年，可见赋《诗》引《诗》之风与礼治思潮乃同步而兴。事实上，会盟宴享的赋《诗》引《诗》，几乎也集中在春秋时期。在会盟宴享中，列国都想用既合于礼又合于愿而又不失为大雅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赋《诗》言志便成最佳选择。

会盟宴享中的诗礼交锋，直接影响了士君子的价值判断与人格修养。列国名卿的外交才能，多半表现在熟谙《诗》礼、智能达变上。鲁襄公十六年，晋侯与诸侯在温地宴会，各国大夫皆赋诗言志，而齐国的高厚歌诗与舞不配，结果惹怒晋国，高厚只好落荒而逃。鲁襄公二十八年，齐国庆封逃难到鲁，叔孙豹让乐工诵《茅鸱》骂他，他竞茫然不知。鲁昭公十二年，宋华定到鲁国出差，鲁人赋《寥萧》以示友好与祝福，他毫无反应。这些在当时都是“国际笑话”。因而这个时代要求士君子必须熟谙《诗》礼，出使四方而能专对。   鲁昭公七年，鲁国孟僖子陪昭公到楚国参加会盟，因不能以礼应对而抱恨终身，临终前要儿子跟孔子学礼。熟谙《诗》礼，关乎文化修养与基本素质，即春秋时所谓的“文”。鲁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评论郑国的贤臣是：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善为辞令”。在礼治思潮下，整个时代的士君子，无不以《诗》礼为立身之本，以求自我实现。

因此，春秋大国曾兴起研究《诗》礼的热潮；一些小国，为了交往大国，也不得不研究诗礼；连当时的戎狄也加入此列。但这时不像汉唐那样研究《诗》的本意或寻求圣人的微言，而是将《诗》认作与“礼”有诸多联系的圣典。 《左传》几乎是把《诗汾作为“礼经”来用的，其所有的引《诗》段落似乎或多或少都与礼有些联系。“礼”成了《诗》的第一生命。所有引《诗》赋《诗》者，无一不是精通礼仪者。

总之，会盟宴享，促成了赋《诗》引《诗》的热潮；礼治思潮，促成了以礼为核心的诗歌解释系统的形成。在春秋会盟宴享的外交大平台上，诗与礼绾结，为狼烟四起的春秋笼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蓑衣，最初是用草编织而成的挡雨器具。在我国上古时期，人们为了抵挡风雨的侵扰，起初只能用野草裹住身子，以遮雨水，久而久之形成了蓑衣。《诗经·小雅·无羊》：“尔牧来思，何蓑何笠”，就记录了当时人们穿蓑衣的情况。“蓑笠，备雨服。”说明是充当雨具之用的。春秋战国时代，百姓在下雨天，通常是身着这种草衣来从事劳作的。蓑和笠的关系，如同今日雨衣和雨帽的关系，所不同的是“笠”的制作原料是竹子，而不是草。而且“笠”晴雨两用，既可避风雨，也可防烈日酷暑。

蓑草的表皮较光滑，本身又呈空心状，所以用来制雨衣，雨水不易渗透。其为贱物，轻易可得，在很长时期内，不分尊卑，外出遇雨，都穿这种蓑衣。随着时代进步，人们又发现了多种可用作雨衣的材料，但蓑衣并没有被淘汰，尤以农夫、渔人所用为多，历代诗文中有不少描写。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那首：“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比蓑衣进一步的雨衣，是用丝绢一类纺织品涂上油后做成的，称“油衣”、“油帔”。《晋书·桓玄传》：“(刘)裕至蒋山，使赢弱贯油帔登山，分张旗帜，数道并前。”

除蓑革、油绢外，古代雨衣还有用粗麻、棕丝等材料制成的。棕丝是棕榈树皮上的一种纤维，经加工整理，也可编织成雨衣，俗谓“棕衣”。唐韦应物《寄庐山棕衣居士》诗：“兀兀山行无处归，山中猛虎识棕衣。”与此类似的材料，还有油葵叶，也非常适宜制作雨衣。清李调元《南越笔记》中就有详细记载：“油葵生阳江恩平大山中，树如蒲葵，叶稍柔，亦曰柔葵，取以作蓑，御雨耐久。”这种雨衣仍以农夫、渔人所着为多。

明代后，雨衣的制作日益考究，所用材料也有多种。宫廷内臣所穿雨衣，据刘若愚《明宫史》记：“用玉色深蓝官绿杭触或好绢，油为之，先年亦有蚕茧纸为之，今无矣。有斗钵式者，有道袍式加褂者。御前大臣值穿红之日，有红雨衣、彩画蟒龙方补为贴里式者。”贵族男女的雨衣，则用一种柔软而不渗水的高级玉草编织而成，取名为“玉针蓑”。

《红楼梦》中，贵公子贾宝玉就穿这种雨衣。第45回：“只见宝玉头上戴着大箬笠，身上披着蓑衣，黛玉不觉笑道：‘那里来的这么个渔翁?’……黛玉又看那蓑衣斗笠不是寻常市卖的，十分细致轻巧，因说道：‘是什么草编的?’”

斗笠则是用竹篾、箭竹叶为原料，编织而成，有尖顶和圆顶两种形制。讲究的以竹青细篾加藤片扎顶滚边，竹叶夹一层油纸或者荷叶，笠面再涂上桐油。有些地方的斗笠，由上下两层竹编菱形网眼组成，中间夹以竹叶、油纸。“或大或小，皆顶隆而口圆，可芘雨蔽日，以为蓑之配也。”(《国语》)斗笠，又名箬笠，“楚谓竹皮曰箬”。有的斗笠，以葵叶铺陈笠盖，因而称之为葵笠。有的则以笋壳夹于竹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