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在观测天象过程中对宇宙也有认识，形成了一些宇宙学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种：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

盖天说以为“天圆地方”“天象盖笠，地法覆盘”。这是对天地结构比较直观的认识，起源于周初。它对古代天文学的影响很大。汉代成书的«周髀算经»利用影长测量数据试图把盖天说构造成一个天地几何模型，说明日月出入、昼夜变化等各种天文现象。但由于天地平行和圭表影长“千里差一寸”的基本假设有误，结果并不理想。不过盖天说对绘制星图、测量天体坐标来说还是很有用的。汉代有一种星图叫作“盖图”，大概就是按盖天说的原理绘制的。此外，天体的赤道坐标在中国古代是“入宿度”和“去极度”，与盖天说并不矛盾。

汉代出现了浑天说，大概出现在太初改历之时。东汉张衡的«浑天仪注»对浑天说有非常形象的描写：“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可见浑天说的本质就是对天球的认识。浑天说对后来天文观测的影响很大。有了浑天说，就有了浑仪，并且有可能在浑仪上加黄道、白道等，使天体位置测量越来越精密。

宣夜说是一种认为宇宙无限的气宇宙论，是汉代的郗萌提出的学说。认为“天”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天穹，而只不过是无边无涯的气体，日月星辰就在气体中飘浮游动。这种宇宙论虽然对天文测量和天文历法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却启发人们对宇宙本原和天体演化的认识。宋代理学家朱熹更是根据这种气的宇宙论提出了关于宇宙演化的猜想。他认为宇宙起先只是阴阳二气，两者旋转摩擦，磨出一些渣滓，结在中央，便形成地。

气之清者就上升成为日月星辰，在外周转不停。这个宇宙演化理论虽然还很粗糙，但其气漩涡论却比西方著名自然哲学家笛卡尔的宇宙演化漩涡说早400多年。

中国古代宇宙论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天地对应和天人对应。中国古代的星官体系是这一特点的突出表现。西方的传统开始于古埃及巴比伦，到古希腊时期形成星座体系，以神话中的事物为主。中国星官体系则完全不同，是把人间帝王社会搬到了天上。天地是名副其实的对应。正是有了这种对应，中国古代的天与人之间才那么的接近。“天文”永远与“人文”密切关联，所以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其根本的目的是探究天人关系，正如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

随着现代天文学的发展，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看起来似乎越来越不重要。其实情况并不这么简单。当我们探索宇宙越深入，就越发现我们人类是与宇宙紧密相关的。例如，现代天文学探索宇宙中的地外生命，就是出于对我们人类自身命运的关怀。只有当我们关心人，才可能更好地探索宇宙；也只有当我们更多地了解宇宙，才能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

（摘编自孙小淳«中国古代天文学：何为“天极”»）

中国与朝鲜的文化交流

中朝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自古以来在文化上就有至为密切的联系，中国文化流入朝鲜占主要方面。我国原有“箕子去国”的故事，说周武王灭殷商后，殷王族箕子不愿事周，率领五千族人避居朝鲜，随同带去了诗书礼乐、医巫阴阳的学识和百工技艺。一般认为这是中国文化最初传入朝鲜。这段广为流传的旧事不免带有传说的色彩，但是，中朝两国人民早有交往却是事实。中国战国时代，天下纷乱，干戈四起，近在朝鲜侧旁的燕赵之地有许多人为避战祸，经由辽东半岛或山东半岛浮海到朝鲜，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秦汉之际，两国也有密切的往来。

中国的金属生产工具，包括先进的铁器很早就流入了朝鲜。稍后，中国铜镜、漆器和兵器等也传入朝鲜。两国在古代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十分相似。朝鲜古来崇尚儒学，不少人能背诵《诗经》《春秋》，熟知《周易》。人名、地名取自《周易》卦名和十二地支的很多。风俗习惯也有许多地方与我国相同，衣袖宽大的朝鲜服装至今犹保存中国古代的遗风。在朝鲜三国时期，中国文化仍不断地传播，特别是在发展经学、儒学、佛教三个方面，使朝鲜当时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深受影响。高句丽在大学里讲授中国经学史，百济和新罗也先后设立了儒学教育，公元372年，姚秦苻坚遣使护送名僧顺道带佛像、经书赴高句丽，这是佛教最早从中国正式传入朝鲜。佛教传播后更促进了文化流通，中国南北朝的文明大量输出到邻邦，同时也汲取了朝鲜文化的精华。百济输送到南朝的手工艺品做工精致，朝鲜的歌舞音乐在南北朝时期已传到中国，高句丽乐在隋唐宫廷音乐中占有重要地位。唐初，长安城中居住着许多朝鲜音乐家和舞蹈家，对中国乐、舞的发展颇有贡献。

当新罗统一朝鲜后，将王号、年号都改用了汉文。它倾慕唐代文明昌盛，竭力仿效，于是向中国派出了遣唐使和留学生，政制和服饰都参照唐朝，这样，朝鲜的衣冠文物制度完全同于中国了。当时到中国来的新罗商人和移民人数很多，他们多聚居在沿海地区，从而形成了朝鲜人居住区——新罗坊。中国的发明也陆续传到了邻邦。造纸方法估计在四世纪前期就传去了，朝鲜是最早获知我国造纸术的国家，三国时期已能造出很优良的纸张了。中国十一世纪发明活字印刷后，不久传到了高丽。中国发明的火药约在元代引入朝鲜后，朝鲜自己制成了火器，并在抗倭斗争中成功使用。

摺扇是朝鲜首创的取凉与装饰用品，这一风雅之物流传到中国后博得了我国人民，特别是文人墨客的极大喜爱。十三四世纪时，高丽的造船技术已很发达，建造的兵船载量大、航速快、战斗力强，元世祖忽必烈渡海入侵日本之役，就是按照高丽船样式打造了大量兵船。元朝时，重要的作物棉花从中国移植到高丽，经栽种成功，高丽的棉花与棉布生产迅速发展，不仅在国内市场流通，还对外出口，在十四世纪末供应中国的女真人，十五世纪初起，开始向日本输出棉布。由于长期使用汉字，朝鲜朝野人士都很注重书法艺术。高丽太上王忠宣王于十四世纪初在元都燕京开设万卷堂，探究书法、儒学和文学等，其中的高丽儒学家李齐贤，在书画、诗文方面造诣很高，他与赵孟等中国大书法家交往，把赵孟的字体介绍到国内，以“松雪体”流行于高丽。

有清一代的朝鲜有识之士和中国学者之间也有频繁的接触，十八世纪的朝鲜实学家洪大容、朴趾源等许多人来到北京，搜集了大量中国书籍载回国内，回国后主张学习中国的文明和从欧洲传入中国的西学和先进科技，借以达到朝鲜的繁荣富强。当今，朝鲜文化仍融入中国文化的因子，2010年朝鲜国宝级艺术团体——血海歌剧团潜心50年创作的大型歌舞剧《红楼梦》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巡演，观众十分喜爱朝版的林黛玉、薛宝钗，曾在中国引起轰动效应。

(节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中国文化史三百题》，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