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故事长度与曲折程度来衡量小说文体成熟与否，那么，笔记体小说与传奇体小说自然就分出了高下，传奇体小说成了文言小说中最为成熟的文体。此说大概亦与鲁迅相关，鲁迅谓：“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送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鲁迅的总结是精确的，“粗陈梗概”与“叙述宛转”很好地概括了两者故事形态的特性。而对两者之优劣比较，鲁迅则比较审慎，仅以“演进之迹甚明”加以表述．今人则又一次放大了鲁迅的判断，将“故事”及其长度、曲折视为判定文体高下的准则，认定传奇乃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最早的成熟形态，而将以往的小说文体统统归入尚在孕育中的小说文体胚胎。20世纪以来，人们习惯于用西方的“短篇”，“中篇”和“长篇”来为古代小说分类，据此，那些“丛残小语”、“粗陈梗概”式的笔记体小说则难以归入。如何对待“故事”，不同小说文体有不同规范。古代小说大致形成了两种故事观。一种以笔记体为代表，其“故事”其实是某种“事件”，或是历史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语行为，或是得之传闻的神怪之事；事件叙述方式是“记录”。一一随笔栽录，不作点染。因而笔记体小说的“故事”不求完整曲折，往往是一个片段，一段言行，一则传闻。另一种则以传奇，话本和章回体小说为代表，其“故事”就是有首尾、有波澜的完整情节。两者之差异可谓大矣，难作相互比照，更不能强分轩轾，以彼律此，谁能说《世说新语》在文体上还不成熟而仍处于孕育状态呢？

中国古代对吏治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儒、法、道各派皆有其特色鲜明的吏治理论和方案。 儒家以“君权神授”和“以德配天”理论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进行解释，并从“人性善”的前提出发，对权力行使者寄予“自我良善”的期待。对待吏治，儒家遵循着“伦理学”的思路：择贤人执政并以德礼约束官员。儒家相信人的道德自觉和内心的自我约束，希望通过对权力执掌者的道德引导和改造，实现权力的正义本性。孔子有关君子、圣贤的人格理想和追求，首先是针对执政者提出的，其“庶人之礼”与“士人之礼”的区别，同样意在给权力执掌者提出更高的道德性要求。在儒家的社 会等级理论中，统治者阶层优越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要与其重大的伦理责任相对应：士者为仕，不仅要自己修身以成仁，还要为“一国兴仁”，为“天下兴仁”，要“泽加于民”。儒家的吏治思想内涵存在于其博大的“仁学”理论体系中。这一理论所构建的道德价值体系和价值标准，为权力执掌者的自我约束提供了标准和依据，其反复强调和敦促统治者以德修己、立身惟正的理念，也对现实政治和吏治产生了积极影响。

与儒家“伦理学”思路不同，法家从“人性自利”的观点出发，强调君主运用“法”“术”相结合的手段控制驾驭百官臣下。法家批判儒家喻君臣为父子的“亲情谎言”，而以“上下一日而百战”来解读现实中的政治关系，在“君臣利异”及“坏人”假设的前提下，主张对臣下全面防范、制约。韩非子认为人君若要等待臣下“忠其心、诚其意、不我叛”，必将陷于被动。对待臣子，君主唯有主动出击，科之以法、驭之以术，方可立于不败。因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法家吏治思想的核心：严明赏罚，奖功罚过——广泛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及时发现、处罚官吏的违法行为，督促官吏尽职守法。在以法治吏的同时，为君主者还必须懂得和善于运用权术驾驭臣下：暗中试探、观察、发现、控制、打击臣下的种种不轨行为，以“非常”手段实现权力控制。“法”与“术”相互配合，构成法家吏治主张的主体框架。

在吏治问题上，道家对现实中的政府权力及制度的合法性心存质疑：“大道废，有仁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在道家看来，现实中的圣人及其礼法制度都是失道的产物，它们的存在和正当性于天道无据，甚至是违反天道的结果。在道家观念中，政治实为“恶之源”，只有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作为，实现“权力谦抑”，才能矫治天下乱象。在现实的吏治问题上，道家的主张和理论贡献如下：主张“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的权力价值取向，为吏治的开展提供前提和方向；以“守道”“无为”为权力运行法则，借此批判现实政府的扰民之政，主张废止“损 不足以奉有余”的“恶法”；以效法天道、抱朴守真、崇俭寡欲等修身理论告诫天下人秉持中和，克服贪欲和自我膨胀，对执掌权力的官员来说，以上告诫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

（摘自孙季萍《封建帝制下吏治的努力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