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序  刘再复

把一个人的传记几乎写成一部中国近代史，只有通过梁启超的传记才可能。梁启超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他打通了中国近代史各类关键性人物关系，包括政治层面、思想层面、文化层面、国内外层面的关系。在各层各类能够呈现历史风貌的重要人物关系网络中，他是独一无二的起承转合且举足轻重的人物。这除了得益于他先进的思想和巨大的多方面的才华之外，还得益于他本身的两大特点：(1)他是一个拥有巨大书面文字语言又拥有巨大行为语言的双重存在，他既创造了巨大的“知”的体系，又创造了巨大的“行”的体系。因此，他既与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人物关系密切，又与政治界、军事界、外交界、教育界、财政界的人物关系密切。也就是说，创造中国近代史的各类创造主体都与他相关。(2)他除了拥有罕见的知行兼备的能力之外还拥有一种无人可比的极为“谦和”的性格魅力。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三个突出的推动历史前进又极为“谦和”的人物，这就是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他们成就巨大，但从不称霸，“但开风气不为师”。梁启超大事有决断，小事又谦让，能与各类人物坦诚交往又不丧失原则。这种性格魅力使他能够与袁世凯这种人相克相生，从而构成近代史变化万千又有主线的极为精彩的一页。如果写《康有为传》，就很难选择以传主及人物关系为基本构架的写法。因为康有为虽然比梁启超更有原创性(指思想理念)，也更有深度，但他性格专断、固执、主观，名声很大又霸气十足，远离谦和作风，所以人际交往既缺乏广度，更没有如梁启超与黄遵宪、谭嗣同等交往中所蕴涵的如歌如泣的诗意。

通过《梁启超传》的写作而把握中国近代史的骨架与筋脉，这在海外的中国史研究中，也曾有人感悟到，值得一提的是约瑟夫·列文森。他在一九五三年完成的重要著作的题目就叫作“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其内容也是通过对梁启超传的写作而勾勒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风貌。尽管列文森英年早逝，但他留下的这一著作却一直是海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绕不过的重要史学里程碑。他在书中留下一句著名的评价梁启超的话：“如果一个人拥有能够打开他所在囚笼的钥匙，那么他早已不在他的囚笼之中。”梁启超早已冲破专制囚笼，并遨游于思想自由的普世天空与大地中。梁启超的思想体系，充满自由点，少有固定点。有人因此而攻击他“善变”，其实，他的所谓“善变”，恰恰是与时俱进，恰恰是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不断地破“我执”，破“他执”，破固定点，不断地向真理靠近。他敬重自己的老师康有为，但是，当康有为与张勋勾结一起妄图复辟帝制时，他能不改变一下“忠于老师”的角色吗？袁世凯“借助共和”而和平终结帝制时，他与袁世凯妥协合作，而袁世凯“埋葬共和”复辟帝制时他则反戈一击，给袁氏以致命打击。梁启超多次以今日之自我反对昨日之自我，表面上看，这是变，而究其深层，他始终不变而一以贯之的则是他的爱国之心，他的救国激情，他的把中国从专制引向共和、引向富强、引向自由的努力。

(略有删改)

新常态下文化创意产业提升路径

王杰群

文化创意产业是以创新、创造、创作为根本手段，以文化内容和创意成果为核心价值，以知识产权实现或消费为交易特征，为公众提供独特文化体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业集群。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国内居民的消费观念逐渐由过去吃、穿、住、用、行向学、健、游、安转变，文化消费已成为我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国内的文化创意产品市场潜力巨大。在当今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的战略性地位会更加凸显，文化创意产业将面临新的战略机遇。  

近年来，我国经济整体稳中有进，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经济环境，文化创意产业本身也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基础和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产业集聚区的规划与建设，项目推介活动的开展，信息沟通平台的搭建，高端人才的引进，金融创新的深入，文化创意产业的服务环境明显得到优化，保障体系也日渐完善。  

目前，国内较为成熟的文创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大多遵循产业资源文化型升级模式，即以传统产业为出发点，将创新意识、文化元素融入产品和品牌中，实现文化创意与传统产业融合，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这种传统的由下而上的发展模式主要适用于国内经济发达、产业基础雄厚的地区。一些文化资源禀赋丰富但经济实力较弱的中小城市，由于缺乏坚实的产业基础，无法照搬传统的产业文化的发展模式。他们应将独有的文化资源、创意、想法商品化、市场化，运用产业手段完成文化资源的商业增值，开辟一种文化资源产业型发展的新模式。将阳春白雪的原创艺术扎根于生产制造，使艺术、文化在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中产生效益倍增效应。  

同时，国内对文化创意产品的消费还处于模仿型排浪式的低级次阶段，商家也只是简单地复制再生产。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需求层次逐级得到释放，个性化、多样化消   开心麻花等小微文创企业的成功凸显了文化创意产业组织的新特征，即生产小型化、专业化、个性化。在文化创意产业中，雄厚的资金、厂房、设备等物质资本不再是企业成功与否的决定性要素，创意和人才才是企业脱颖而出的重要保障。因此在今后的考察中，应该创新对企业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将考核重点放在企业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人才资本、创意内容等无形价值上，主动为具有发展潜力的小微文创企业提供涵盖税收、资金、人才、市场、版权保护等方面的全面支持。

（选自2015年3月28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作为一门起源于欧洲社会的学科，人类学的诞生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传入中国也已经超过百年。

纵观人类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人类学自其发轫阶段便打上了浓浓的海外印记，从一开始人类学者便将其目光投向了远方，在异域之中寻找自己的研究对象，在与他者的对话之中建立自己的研究领域，远方、异域、他者已然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代名词。

追溯到人类学刚创立之初，人类学的鼻祖泰勒通过海外探险家、传教士、船员等人的日记、传记、游记等开展人类学研究，力图探讨人类的进化过程，解释人类的文化现象，去解答西方社会对“他者”异文化的疑惑。将民族志奠定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使得人类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的马林诺斯基，便是受到殖民地官员邀请前往海外做田野调查，并完成了人类学的经典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到海外去”成为欧洲人类学初学者的成年礼，作为人类学家的必修课，欧洲人类学的海外研究并不新鲜，它是作为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基石。

美国人类学与欧洲人类学有所不同。一开始，美国人类学家主要是研究本土的印第安人，因而建立起体质、语言、考古、文化四大分支体系的人类学学科。美国随着经济的强大并取代大英帝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人类学家开始走向海外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海外研究到达高潮。至今，海外研究仍然是美国人类学的主流。

走向海外是中国人类学独有的一个概念，因为西方国家的人类学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异文化，他们的研究本身就是海外研究，因此他们不必强调海外这一层含义。而中国的人类学，自从国外引进后，便一直致力于本土化的研究。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与尊重，也在国际人类学界占有了一定的地位，加上中国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后，对外战略也逐渐转变，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全球社会文化的研究也摆上重要的地位，因此海外民族志研究便基于这种历史传统与顺应这种发展趋势快速发展起来。中国的人类学海外研究，与西方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传统也不尽相同。西方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传统，与西方海外殖民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服务于西方的殖民统治。而中国近些年所倡导的海外研究，则是顺应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发展体系，与全球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发展趋势，其目的是为各国互相理解、和谐相处奠定文化基础，是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学研究。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同时也是中国人类学突破自身社会与民族文化的界限走到全球社会中反观自身的有效形式，是面对全球文化转型的文化自觉表现。

(摘编自周大鸣、龚霓《海外研究：中国人类学发展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