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历史”和“未来”形成对应关系，尽管历史和未来题材创作同样可以表达现实意蕴，但现实题材创作对现实生活的介入更为直接，更容易对社会现实产生显见的作用，因而，国家历来重视以现实主义精神引导创作，这是很自然的，也有利于文学创作获得强盛的历史生命力。现实主义的本意包括正视现实、不回避现实、如实写照现实的要求。肯定这一要求，表现了国家的自信。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主流文学，基本与现实主义文学同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获得了国际声誉，正说明现实主义道路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繁荣发达的主要途径。当然，现实主义不是文学发展的惟一样态，近年来大众文学、网络文学的兴起，在相当规模上带来了浪漫主义创作的新气象，打破了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甚至获得了更广泛的受众，但现实主义创作依然是体现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和最高水平的创作。特别是在反映当代社会的全面发展(以报告文学创作为代表)和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以小说创作为代表)两方面，具有大众文学、网络文学无法比肩的优势，更集中地显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

现实主义的力量，还体现于其深厚的美学价值。现实主义主张客观地、如实地、冷静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确细腻地加以描写，正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意识。现代人以更成熟的目光审视世界，少有浅薄的冲动，重视事实，习惯独立思考，不愿意在文学阅读中随便迁就作者的教化，更以真实感为审美感觉的基础，这些都决定了现实主义创作必然成为文学读者、尤其是高层次文学读者的主要需求。

作为文学创作形式之两翼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又从来是互有补充的，人们不仅需要真实的观照，也需要理想的想象。正由于主流文学在一个长时期里将现实主义定为一尊，忽视了身旁一大片荒芜的文学土壤，才使大众文学和网络文学赢得异军突起的广袤余地。最初，有青春文学的兴起，几乎在一夜间征服了无数青年读者的心，其本原正出自浪漫情怀。以后，网络创作以言情、武侠、侦破、玄幻、奇幻、穿越等样式蔚为大观，其内质也来自浪漫的想象，而这些样式都是以往正统主流文学所不为的。某种意义上，传统文学是现实倾向的文学，网络文学是理想倾向的文学，代表着不同文化气质。传统文学以揭示真实为最高目的，主张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再现世界；幻想文学首先看重愿望，依照理想的面貌制造幻象。网络文学更迎合人的本性，传统文学则无意屈从于人的善良愿望。所以网络文学是一种轻松消遣的文学，传统文学是一种严肃的文学。

理想的写作也有其鲜明的美学特征，它们满足了人们关于美好、善良、正义、理性和瞭望未来的愿望，弥补了现实主义的冷酷。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可以同时改变两种文学的样态。

（摘编自胡平《刍议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最早对屈原给予高度评价的，是西汉时代的淮南王刘安和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本传中引用刘安《离骚传》的话，盛赞屈原的高洁之志和廉贞之行：“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也许是由于距离屈原时代较近，对屈原精神的感受较为真切些吧，刘安、司马迁的这一评价，显然还不算偏颇：它既看到了屈原对君王、宗国的忠贞之志，又看到了他不与黑暗世道和“浊秽”同流的抗争精神和高洁之行。在“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热烈颂扬中，表达了对屈原双重精神的崇仰钦敬之情！不过，司马迁还有一段评述，表明他对屈原精神有着深一层的认识：“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一评述，在肯定屈原“竭忠尽智”的同时，更强调了他的“怨”君色彩。这就使屈原身上那富于“怨怼”抗争精神的一面，鲜明地凸现了出来。

这一点也为东汉史家班固强烈地感受到了。所不同的是，为司马迁所深心理解的这种“怨怼”精神，却遭到了班固的猛烈抨击：“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班固的评判抓住了屈原精神的重要侧面，即对于黑暗势力的不屈抗争精神。就这一点说，班固并没有看错。只是班固过于敏感，以为屈原的这种精神，对封建统治阶级颇有妨害，而采取了激烈排斥的立场。这一立场在今天看来似乎很难理解，但在封建时代却曾得到过不少回响。如北朝儒者颜之推，亦曾指斥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而将他置于“自古文人，多陷轻薄”的长长名单之首。唐代苦吟诗人孟郊，也不满意屈原的“怨怼”，作诗批评说：“三黜有愠色，即非贤哲模。”宋人葛立方，对屈原不从渔父之劝、忿怼沉江的激烈之行，更表示了极不赞同的意见：“使屈原能听其说，安时处顺，置得丧于度外，安知不在圣贤之域！而仕不得志，狷急褊躁，甘葬江鱼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这些都足以证明，屈原最早所影响于历史的，不是所谓“忠君爱国”精神，而是那不与浊世同污的忿怼、抗争精神。

东汉王逸，是首先以屈原的“忠贞”来对抗班固批评的著名大将。他在《楚辞章句》中激烈反驳班固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这是将屈原的双重精神，引向“忠君”方向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它巧妙地化解了人们对屈原“忿怼”抗争之行所抱的疑惧心理，因此得到了唐、宋之际许多著名人士的热烈回应。如魏征称赞屈原这样的“离谗放逐之臣”，是“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给了屈原以高度的评价。就是唐太宗，也以孔子“臣苟顺者，不得为忠”之义，肯定了屈原“孤直自毁”的“忠”节。政治改革家柳宗元，还针对班固以为屈原不可与日月争光的说法，引征《春秋》之例反驳。宋人洪兴祖则盛推屈原“虽身被放逐，犹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不忘，臣子之义尽矣。”严斥班固、颜之推之说“无异妾妇儿童之见”。这些都是鲜明地站在“臣子之义”立场上，标榜屈原“忠正”、“爱君”精神的代表性评价。至于屈原身上那强烈的抗争精神，除了生性不羁的自由狂放之士李白，曾发出过“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屈宋长逝，无堪与言”的感慨，表示过相当的共鸣外，很少有人再提及了。

（选自《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有删改）